乡村振兴战略中村干部队伍建设研究

"村子强不强,要看领头羊。"顺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在于农村基层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而作为农村基层组织的灵魂和骨干,村干部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村干部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本文主要立足于狭义村干部(主要指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等主要村干部),就其角色认定和作用发挥、存在问题和面临挑战以及治理困境和应对举措等六个方面进行理论阐述和系统研究,以期推动我国村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正规化和现代化,从而增强"三农"新活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新时代背景下村干部腐败的生成及治理

文章在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村干部腐败状况的基础上,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和当下村官腐败情况,将村干部腐败类型分为经济类腐败、政治类腐败和道德类腐败,进一步指出腐败的生成机制主要源于四个方面:人身依附关系破坏了乡村政治生态、家族意识主导下的乡村治理为腐败埋下隐患、利己主义至上成为村干部腐败诱因、监督体系不健全为腐败滋生提供沃土。通过对村干部腐败类型和生成机制的探究,指出依托“互联网+”加强村干部监督、推行驻村干部和村干部共同治村、地方政府为村干部设置专门公职岗位是当下治理村干部腐败的有效路径。     

村庄经理制:村干部队伍建设的新思考

村干部是乡村治理的主要依靠力量。然而,新时期以来,村干部队伍建设的情况与现实需求的冲突日益明显,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村干部贪污腐化以及"贿选"问题。而乡村治理的深入发展要求我们努力化解中国村干部队伍"非民非官"的尴尬地位、更好地发挥其治理效能。对此可以借鉴美国"城市经理制"的基本精神和内容,推动"村干部"向"村庄经理"和"雇员"转变。从乡村治理逻辑转变的角度来看,这是对当下以"富人治村"模式代表的策略治理逻辑的承续与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社会矛盾治理——基于陕西女村干部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村干部是农村社会矛盾治理的重要主体。基于对陕西省381位女村干部的问卷调查数据,分别从治理环境、治理对象、治理策略和治理资源等方面分析了女村干部的看法。基于女村干部立场的研究结果,一方面勾勒出当前乡村治理总体和谐稳定,但社会矛盾也大量聚集的基本形势;另一方面则呈现出乡村治理精英的生存处境,反映出当前农村社会矛盾治理所遭遇的困难与挑战。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维护农村社会秩序,不仅需要法治化治理、经济治理,也需要发挥文化治理的积极作用。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不仅需要"亲民",也要"亲基层""亲村干部",塑造良好的治理环境。     

乡村治理地方标准规范的实践、意义与局限——以浙江省安吉县为对象

浙江省安吉县于2018年9月发布了全国首个乡村治理地方标准规范《乡村治理工作规范》。在立足可操作性基础上,这一《乡村治理工作规范》量化了乡村治理"谁来治理、怎么治理、治理什么、治理效果如何检验"四个方面的工作。《乡村治理工作规范》将乡村治理工作分解为"支部带村""发展强村""民主管村""依法治村""道德润村""生态美村""平安护村""清廉正村"等八方面。《乡村治理工作规范》总结了乡村治理的经验,细化了国家和省市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有助于推广乡村治理的成功实践,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的精确化水平。《乡村治理工作规范》可能存在忽视乡村具体的社会情境和独有特质、忽略乡村本土的特色治理等局限,需要进一步通过总结具体实践效果予以完善。     

“票评村官”：基层民主政治创新实验——以湖北通山洪港村为个案

通过分析民主选举后村民如何有效监督村干部的问题,结合当前农村村务公开与民主管理的实践,对湖北省洪港镇洪港村"票评村官"的制度设计及其绩效进行分析论述。该制度在村民与村干部之间搭建了良性互动的制度性平台和有效载体,充实了基层民主内容,在完善农村公共服务、构建新型乡村治理机制等方面作了富有积极意义的探索。     

精准扶贫视域下驻村干部研究述评

驻村干部是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中坚力量,在脱贫攻坚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驻村干部进行研究既是一种学术探讨,也是现实关怀。目前学术界主要对驻村干部的历史沿革、运行方式及机制以及对乡村治理的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通过文献梳理和简要评介,发现目前研究的一些不足之处。驻村干部作为一种外生力量,嵌入到乡村社会之中,应该重视驻村干部、村委会、村民三者之间互动的研究,驻村干部才能真正发挥其最大效用。     

论富人治村的“私人治理”性质

近年来富人治村已经成为乡村治理中的典型模式。研究发现,当前国家资源下乡增加了富人当选村干部的积极性,而富人的诸多优势使得富人治村成为一种普遍村治实践。通过对富人治村的动机及权力运作的考察发现,富人治村的主要动机是追求个人经济利益,富人治村的权力运作模式形成了"权力的利益网络"。富人治村的治理资源、治理主体以及治理机制具有私人性,实质上是与公共治理相违背的"私人治理"。     

精准扶贫背景下返贫问题的成因及对策——以湖北省W区L村为例

治理农村返贫问题对于实现扶贫目标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基于对湖北省W区L村脱贫人口返贫情况的实地调研发现,贫困线设置不合理、贫困人口能力不足、保障体系和驻村干部制度不完善等是导致农村返贫问题的主要原因。构建相关扶贫政策协同机制,健全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体系,完善驻村干部激励与保障机制,激活新乡贤的带头作用等,对于有效治理农村返贫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生成因素与纾解之策

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主要指向一种更加集中、更加隐蔽的村干部形式主义行为。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变通性政策执行、推诿村庄日常治理事务、文件管理盛行"痕迹主义"这三类。研究乡村社会内部如何生产出形式主义发现,乡村社会文化价值取向中的"人情面子"、村民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村两委的角色矛盾、自利属性以及能力缺乏等因素共同导致形式主义之风盛行;而乡村治理实践中形式主义的纾解之策包括改造加强村级党建、培育与提高群众政治参与意识与能力、增强村干部自身素质和改造乡土文化等。     

依法治国进程中的村干部贪腐及其治理

在全面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进程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村干部贪腐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重大实践命题。通过分析社会转型期村干部贪腐的特征与多维成因,基于总结各地村贪治理创新实践及其经验,村贪治理的法治思路是要推行"制度立法、规范执法和文化普法"建设,其具体治理路径就是要推进村干部反腐法规与制度建设、落实基层民主制度与监督机制、运用现代化信息手段以及强化基层廉政文化和法治教育来治理贪腐。     

村治外生资源的政治化嵌入及其后果研究

在资源下乡背景下,突破乡村治理内卷化的路径之一,是实现从维控型治理转变到发展型治理,这要求在实现村庄整体经济增长的同时应为村民提供公共品服务。本文以兼具乡镇公务员和村支部书记身份的村干部为切入点,探寻村治外生资源政治化嵌入的作用机制及其后果。外生资源的政治化嵌入对村干部个人能力有要求,并与植根于村庄内部的发展动力相互作用。同时,村庄治理在谋求向发展型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中,还需警惕不受监督的村干部将外生资源过度政治化嵌入带来的后果。     

乡村振兴战略下广西边境民族地区 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研究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广西边境民族地区乡村是多民族聚居地区,也是贫困地区、革命老区,生态多样而脆弱,乡村治理面临着组织、发展、文化和激励等方面的困境。进一步加强边境民族地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坚持改革创新,积极探索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新机制,强化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生态环境保护功能,发挥乡村文化的治理功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沿边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是边境民族地区乡村实现治理有效的可行路径。     

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的整合重构与乡村善治——基于贵州两个彝族村寨的考察

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对贵州两个彝族村寨的村干部、公共权威与精英、普通村民等不同类型人群进行深度访谈,观察、分析和总结两个村寨的乡村治理实践理路。研究发现,虽历经转型,但乡村本身所蕴含的内生治理资源仍具有坚韧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治理功能,在协调大小传统关系、重塑乡村权威规范、助力移风易俗、凝聚乡愁力量、强化情感认同、团结乡村民众、构建和培育乡村共同体意识、传承保护乡村文化、传递道德价值、维系乡村秩序、推动乡村振兴等方面具有突出作用,表现出与时俱进自主调适的时代精神。新时代要构建完善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实施乡村善治和实现治理有效,不仅需要国家正式制度安排与法理资源的输入,还应借助乡村传统内生秩序力量,在国家制度的引导下,高度重视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的发掘、传承、保护、整合重构和充分盘活。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机制构建

乡村治理是指基于政治治理的视角,对国家在"乡政村治"方面的机制研究,是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系统工程,不仅是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基于我国乡村治理机制的实际,研究新时期构建乡村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可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有针对性地提出构建新时期乡村治理机制。     

多元共治下乡村平安建设的路径与启示——以H市Z区YS镇治理实践观察为视角

乡村平安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新时代平安乡村治理应在治理动因、治理主体、治理模式和治理成效四个方面进行探索。选取H市Z区YS镇作为观察对象发现，其多元共治视域下乡村平安建设选择了“五治融合”的路径，作为个案经验的启示意义在于，乡村平安建设应关注乡村文化与社会秩序的深度关联和多元共治主体的互动实践，重视情感治理的作用发挥。     

农村基层组织优化问题研究——基于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的视角

乡镇党委政府、村党支部、村委会、经济合作组织是我国农村基层组织的主体,构成了现有的农村民主治理结构,但同时也存在着民主选举受干扰、组织间关系不清晰、功能发挥不到位等问题。以农户行为动机为基础,从激励机制设计理论出发研究,发现出现问题的原因是现有机制存在着"激励不兼容",如激励村民参与选举的因素和约束参选者公平竞选的因素失灵,激励村干部不当利用权力的因素增多而权力约束机制失灵,激励村干部配合乡镇党委政府工作的因素增多而维护农民利益的因素弱化,"村两委"职能重叠等。因此,农村基层组织优化应从重建村民会议、成立村务工作小组、建立农村公务员、发展农民合作社和加强党建工作强化核心领导地位五方面入手。     

美丽乡村建设视域下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将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不仅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需要,也是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需要。基于农村基础薄弱、乡村治理存在不少短板等现实因素,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尚存诸多问题。将其综合归类,主要表现为制度执行力、理念引领力、精神推动力、方法支撑力、科技运用力的不足。因此,地方政府要想实现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在美丽乡村建设实践中学会综合运用各种方法,通过依法治村和以德治村相结合、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与乡村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努力来提升以上五种能力。     

国家行政嵌入与农村低保政策实践逻辑变迁——以贵州D村低保政策执行为例

正式权力在乡村社会的非正式运作在基层治理中有很强的存在感,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正式规则模糊地带无法消除,另一方面在于乡土社会治理传统的强烈惯性。本研究基于贵州省D村的实地调研素材,通过对当地低保政策实践逻辑的变迁进行梳理发现,在国家行政力量渗透到乡村社会后,在国家规则化方向上形塑了乡村治理,有效实现了从民间自发治理到国家自觉治理的转变。但同时还需注意的是,虽然行政嵌入增强了乡村治理的自觉性,但在实践过程中很容易造成村干部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无法精准对接村民生活生产实际的状况,因此处理好行政嵌入与村庄自治的关系尤为重要。     

“组织式创建”下的村庄典型治理及其影响——以豫西L村铁姑娘队建设为例

目前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对典型村庄的生成做出了丰富和深刻的研究分析,不过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将典型与村庄本身的社会结构相脱离,遵循的是从特殊走向示范的典型化路径,但现在研究对于大多数的普通村庄却较少涉及。基于L村的田野调查发现,村干部主动抓住省妇联创建基层"四组一队"的工作模式号召,通过追求创建政策的落地、制造创建内容的差异性和以活动宣传实现创建成效的策略践行,使得L村通过铁姑娘队这一"组织式创建"实现了自下而上的低成本且速成的非典型逆袭。需要注意的是,"组织式创建"也为乡村治理带来了村干部治理责任单向度化、村级组织脱域化运作和群众动员工作内卷化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