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政府行为分析——以山西太原孟福贵事件为样本

本文着重研究城市房屋拆迁问题背后的政府行为,分析我国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规范房屋拆迁中政府行为的对策。     

城市房屋拆迁与补偿中的政府责任

城市房屋拆迁是个系统工程。我国的城市房屋拆迁包括三层内涵: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拆除房屋、居民迁移到别处,而政府对此一直发挥着直接的作用,行政权力缺乏应有的监督制约。当前应主要就拆迁行为群中的原因行为进行规范,同时,针对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类型化趋势,应合理定位政府角色、厘清政府的拆迁补偿责任,以公正保障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从行政征用制度看城市房屋拆迁

城市房屋拆迁是一种对城市房屋所有人的房屋及其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政征用行为。借鉴国外的法律制度,我国行政征用制度应以列举或排除的方法,对公共利益作出科学的界定,实行公共利益原则与合理补偿原则有机结合;通过司法介入估价,实行政府回避制度,由司法机关直接受理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房屋拆迁财产纠纷,使我国行政征用制度更加完善。     

试论城市房屋拆迁强制执行行为

依据法律及相关规定,城市房屋拆迁强制执行必须具备五个方面的条件。强制执行的主体是谁难以确定,强制主体如何组成不明确,政府的责成行为应属于行政授权而非行政命令,而这种授权又涉及违法,同时,在执行程序中也存在一些违法情况,造成城市房屋拆迁强制执行行为矛盾突出,急需改进和完善,以维护拆迁中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拆迁补偿争议和解的困境与出路

蕴涵平等、民主、自由和契约理念的和解制度在拆迁补偿争议解决机制中的引入，对于有效化解拆迁矛盾和纠纷，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无疑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拆迁补偿争议和解制度之有效运行尚面临行政价值观念错位、行政和解体系和制度缺失、拆迁补偿争议和解自身制度不完善、房屋拆迁制度设计不合理、相关配套制度滞后等诸多困境。为此，应在转变行政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以使我国拆迁补偿争议和解走出困境，有效运行。特别是要制定《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法》，改革完善房屋拆迁制度。     

行政奖励的行政法思考

随着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行为表现形式日益多元化,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奖励就属于迥异于传统行政行为方式的新型的、有效的行政行为,是世界各国在丰富政府管理手段、提高政府管理水平过程中普遍面临的制度性课题。然而,对于行政奖励的行政法研究,目前在我国仍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导致行政奖励的理论严重滞后于现实要求。     

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条对拆迁立法的影响--对房屋强制拆迁的违宪思考

目前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据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存在诸多违宪之处.新的拆迁立法应按照区分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拆迁的基本思路,以利益平衡为指导思想,体现公平和效益,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规范拆迁行为.取消非公益拆迁中的行政裁判制度,非经司法程序不得限制或剥夺公民的财产.     

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许可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完善——以保护被拆迁人私有权利为视角

城市房屋拆迁问题是涉及到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及被拆迁人三者利益,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大问题。对城市房屋拆迁行为进行审批,这是整个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第一环节。因此,房屋拆迁许可行为合法、公正与否直接决定拆迁工作能否顺利进行,被拆迁人的私有权利能否得到有效的保护。而目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许可制度还不够完善,不利于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必须完善我国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许可制度。     

城市房屋强制拆迁中"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与和谐

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公权中的行政权与私权中的财产权的冲突,即政府行政权力强行介入城市房屋强制拆迁并辅之以地方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滥用.二者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存在一定利益上的冲突、法律配置上明显不合理以及对"社会公共利益"名义的滥用.公权已严重地侵犯了私权.为了使二者关系由冲突转为和谐,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公权,保护私权,提升私权在法律中的地位;修改有关强制拆迁的相互抵触的法律条款;对城市房屋强制拆迁规定严格的程序;提高政府强制拆迁行为的成本.     

城市房屋拆迁的合法性及补偿制度研究

城市房屋拆迁实质上是以国家权力为依托，被拆迁人和政府之间强制缔约的经济行为。由于我国法律规定不完善，城市房屋拆迁的前提即对公共利益的评判标准模糊。实际操作中，房屋拆迁的补偿原则、范围、标准以及补偿程序等一度引起人们的质疑和不满。当务之急是从城市房屋拆迁的现状和法学分析入手，通过对实践中房屋拆迁合法性的质疑，结合在城市房屋拆迁的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力求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提出立法建议。     

论行政行为的举证责任

理论界对于举证责任的研究都局限在诉讼领域,其实,行政行为的举证竞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同的行政行为有着不同的举证责任,应当分别研究。在行政立法中不存在举证责任的问题;依职权的行政执法行为由行政主体承担举证责任,依申请的行政执法行为分别由申请人和行政主体为各自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在裁决行政争议的行政司法行为中,说服责任始终由被申请人承担,推进责任由提出主张的人承担;对民事争议的行政裁决,则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     

无效行政行为的判定标准研究

无效行政行为是一个重要的行政法治实践问题。我国目前的行政法制度中尚没有建立起相关制度,尤其没有建立起无效行为判定标准制度。理论界将无效行政行为的判定标准作了理论化、对应化、体系化、抽象化的处理,是存在一定误区的。无效行政行为的判定标准应当具有认知性、法定性、具体性和可操作性。基于此,无效行政行为可依据如下任一标准来判定：没有事实支持、法律依据模糊、无运行程序、行政相对人不知和适用法律无推论过程。     

城市房屋拆迁中的程序价值再思考

在城市房屋拆迁当中,程序规则能够弥补实体规则之不足,解决实体法所难以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如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对拆迁中的权力(利)体系的整合、对拆迁中的法律关系的澄清以及对于拆迁补偿的规则的制定等,程序都发挥着重要的动态功能,这将有效地指导我国的相关立法活动逐步走向成熟。     

析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当前,随着抽象行政行为的逐渐增多,违法抽象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害的现象已日趋严重,但由于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相对人不得起诉抽象行政行为,使得相对人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针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屡屡被诉和司法监督的乏力形成的鲜明对比,应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补正”个案比较分析与制度构建思考

补正是违法行政行为补救不可或缺的方式之一,在我国行政立法中却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学界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随着法治理念的深入、程序经济的提出和社会复杂性、多样性的要求,补正制度研究的意义变得十分重大。我国违法行政行为的补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需从两个方面同时入手,一是补正制度的建立亟须统一行政程序的制定,二是对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进行操作。     

内部行政行为与外部行政行为之模糊领域分析

内部行政行为与外部行政行为划分的理论已深入人心,但这一理论并非尽善尽美。现在关于内部行政行为与外部行政行为的划分标准很多,但其有一共同属性,即均强调绝对的"交叉无效原则"。这种非彼即此的划分标准从理论划分上来看简单明了,从实践操作上来看极具便利。但在现实中还存在同时具备内部行政行为与外部行政行为两种属性的行政行为,而实务中却常将这种行政行为简单地以内部行政行为处理。这是对权利的忽视,应重新审视这块模糊领域,将其纳入行政诉讼救济范围中来。     

论违法行政行为的分类、效力及其判决

科学分类应当满足无漏、无交叉、易操作三个条件。与此对照 ,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违法行政行为的分类是不妥的 ,科学的分类应当把违法行政行为分为主体违法、依据违法、程序违法和内容违法。在行政诉讼中应采用“诉讼停止执行原则” ,增加对瑕疵法律整体或局部不合法的确认或宣告判决 ,增加对无效行政行为的确认或宣告判决     

官僚制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中行政行为的非理性化以及组织活动中的人格化因素直接影响到我国的行政现代化进程。因此,探讨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对于推进我国行政改革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