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议程的设定机制探究

公共政策议程的设定是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核心环节。在政策议程设定的动力机制方面,定量化问题指标的突变以及定性化焦点事件、危机和符号三者的结合,引发了问题转化为政策议题。在政策议程设定的催化机制方面,官方决策者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发挥明显的效果,公众、大众传媒力量逐渐壮大,"公众+网络媒体"的模式开始对"官方决策者+传统媒体"模式造成冲击。在政策议程设定的运行机制方面,问题则按优先权的建立,通过触发机制以及外部推动模式、动员模式或内部推动模式提上政策议程。     

“权力距”视野下的政策议程设置研究

政策议程设置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不少理论模型在追求自身完美建构的同时却又陷入相互矛盾的窠臼,其原因在于政策实践的纷繁复杂与议程设置的理性主义之间的错配从而限制了理论模型的解释力。从"权力距"视角来分析政策议程设置是一种创新的尝试。"权力距"关注政策议程的存续状态和动态演进过程,是一种向量关系,包括三个因素:触点(政策问题)、动力(利益诱导与群体力量对比)、方向(议程演变的动态趋向)。缩小"权力距"的努力常常受制于客观条件、资源投入、利益冲突和价值分歧等诸多因素。为推动政策议程设置,其策略选择主要包括:提高议题倡议群体的影响力、采取联盟战略、利用媒体和舆论、运用恰当的表达方式等。     

中国公共政策的公众议程设置模式的探讨

议程设置作为公共政策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其设置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政策的质量和运行的效果。而我国由于长期实行精英政治体制,因此政策议程往往以政府议程为主导,而公众议程则处于弱势的地位。这种现状已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构建新的公众议程设置模式势在必行,本文提出了两种公众议程设置模式,即正式途径模式和非正式途径模式。     

焦点事件对议程设置的影响研究——以《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的出台为例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激化,焦点事件触发议程设置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打破了以政府为主导地位的"内输入"议程设置模式的均衡状态,促使某些问题进入政策议程。本研究采取案例分析方法,探讨甘肃、江苏校车事故如何推动《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出台,对焦点事件通过寻找议程设置的触点、改变问题的显著性和吸引各方的注意,借助媒体与公众外在催化剂的扩散效应推动问题进入议程设置的最终环节,促使政策发生质的变化的基本逻辑。     

多族群国家的政策制定模式探析

随着政策学的兴起,国内外许多学者在政策过程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对于多族群国家的政策制定模式缺乏相应的关注。本文将族群因素纳入政策学的研究范畴,从政策议程的视角出发,探讨多族群国家与政策制定模式之间的机理关系;通过选取"族群结构"和"体制结构"两个变量,构建一个多族群国家政策制定的分类模型;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清晰地勾勒出四种不同的多族群国家政策制定模式。     

政策转移中的政策再生产:影响因素与模式概化——基于江苏省“河长制”的QCA分析

将政策转移视为一个转移和非转移二元变量的研究无法深入到政策转移程度的差异。本文以江苏省12个地级市"河长制"政策转移案例(2006—2016)为研究对象,在识别政策转移案例中"复制"和"再生产"两种程度差异的基础上,应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探索了资源禀赋、行政压力、政策需求、外部力量四大类因素对"河长制"转移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河长制"政策转移中的"政策再生产"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组合作用的结果,而影响变量的组合并非一元,呈现多元化格局。通过QCA软件的数据梳理排序得出覆盖率最高的四种组合,在此基础上概化出政策转移中政策"再生产"的三种模式:资源主导型政策再生产,行政压力、资源、社会力量复合驱动型政策再生产,政府和智库合作型政策再生产。     

应赋予公民法律解释的动议权——由成都人大的地方法规受到的启示

公民法律解释的动议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赋予公民此项权利有利于扩大公民民主参与性,有利于为公民权利提供另一种新的救济手段,也有利于法律的进一步完善。但现行法律中缺乏对该权利的具体规定,应在《立法法》及相关的法律中明确赋予公民法律解释的动议权,并建立健全公民启动法律解释的程序规则。     

PPP项目政策议程设置研究

PPP项目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思路选择。研究引入多源流理论分析工具,旨在探讨PPP项目的政策议程形成逻辑,分析政策制定的内在规律,优化政策设计思路。研究发现:PPP项目的政策议程设置受到"PPP项目何以成为焦点议题"的问题源流、"政出多门的矛盾性及政策共同体多元主张"的政策源流以及"地方政府、社会资本、金融机构、中介咨询组织和民众的行动差异"构成的政治源流三种源流的影响,并经由政策之窗实现耦合,推动PPP项目相关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研究结论:推动PPP项目健康有序发展,亟需从宏观层面完善法律制度顶层设计、优化政府治理能力、明确风险分担和投资回报机制、强化项目资金的金融支持、培育中介咨询机构、加强专业人才培养以及拓宽民众参与渠道。     

中国城市摊贩监管缘何稳定于模糊性治理——基于“新多源流模型”的机制性解释

中国(内地)城市摊贩监管行动缘何稳定于"模糊性治理"?在理论层面,这个研究问题关乎政策行动或政府行为模式选择的机会、内容与新的选择机会三个紧密相关的问题。依据"新多源流模型",政策行动选择受到"议题流"、"行动流"和"规则流"等三种政策溪流(即"变量集装箱")的"流向"、"流量"和"水质"等变数的塑造和制约。政策溪流之间的离散或汇聚乃是一连串因果机制相互作用(即"机制串联")的结果。当政策溪流汇流之时,政策行动选择(或变迁)的机会之窗开启。特定政策行动或政府行为模式的选定及其稳定,需从政策语境、政策溪流、政策行动的属性(譬如模糊性治理的功能或政策效应)、决策者的意向性以及相关机制串联过程的交互作用中进行解释。换言之,为了深刻解释这种独特的政策选择现象与政策稳定现象,有必要综合运用机制性解释与功能性解释。前者着力于变量和因果机制的角度;后者则着力于政策行动或政府行为模式(即"模糊性治理")所具功能的角度。考虑到行文,本项研究重点进行机制性解释。     

能力短缺条件下的双边动员博弈——政府维稳与“公民闹大”及其关系

政府维稳与公民闹大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的重要旋律。两者都是为了解决能力短缺问题所采取的行动策略,其目的是要动员、整合和利用资源,以实现彼此的目标。在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框架下把握基于维稳与闹大所形成的关系,从资源及其动员的角度分析政府维稳与公民闹大的动员机制及其行动逻辑,揭示这种博弈关系发展所带来的公共治理的负面后果,不仅可以为我们理解纷繁复杂的公共治理现象提供一个清晰的框架,也有利于把握政府及其官员与公民的行为逻辑。     

警察执法的合法性认同问题研究——基于街头官僚的解释框架

当前,中国正在通过完善执法制度体系,逐步推进警察执法规范化从量变积累向质变发展转变。这不仅是改变中国警察执法现状的必然要求,也符合泰勒提出的以"程序正义"为核心的警察合法性构建模式。然而,警察执法程序正义的实现在现实中却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街头官僚理论作为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界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其关注点聚焦于与公民直接互动且拥有实质自由裁量权的公共部门服务者,并从个人、组织、资源、顾客四个方面重新解释基层公共部门服务者的工作困境。警察作为典型的公共部门执法人员,街头官僚为警察执法合法性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学

刑法解释学的蓬勃发展使得刑法学生机盎然,实质解释与形式解释两种解释理念的对抗让"正义"再次展现出多元化,是打击犯罪还是保障人权,这是个价值选择问题。刑事政策为刑法解释学的走向指明了方向。当前的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表明,"宽大"与"严格"的刑事政策指导了刑法解释学的基本走向——以严格解释为基础,以扩张解释为补充。针对妨害秩序的犯罪应当严格解释,针对公民人身、民主权利和财产权的犯罪可以扩张解释。同时,尊重行为类型在刑法中的基础地位,限制想象竞合的滥用。     

“因地制宜”与“殊途同归”:中国地方网约车政策多元化成因分析

面对网约车的兴起与扩张,中央政府提出了"发展与规范并重"的政策基调。然而,相继出台的地方网约车政策为何出现或宽松或严格的多元化现象?现有研究关于地方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大多聚焦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较少关注互联网要素对于地方政策制定的影响,更少注重不同影响因素对地方政策的组合效应。聚焦于中国地方网约车政策的多元化现象,本文分析了地方网约车政策"因地制宜"的组合因素与地方政府"殊途同归"的政策动机。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本文系统比较了全国34个大中城市的网约车政策文本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央地政策时间差距、既有利益集团、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交通状况以及互联网交通发展水平等五大影响因素共同决定了地方网约车政策的多元化,这五大影响因素的不同组合形成了"竞争型""补充型""限制型"与"规范型"四种不同的地方网约车政策类型;而地方政府在网约车政策制定过程中都遵循了"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改善交通状况"的共同逻辑。本研究拓展了地方政策制定理论在网约车政策研究中的解释力,也为互联网时代地方政府政策制定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基于注意力竞争理论的地方政府"政策响应差异"分析 ——以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为例

在新医改的背景下,为什么有的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改革"响应"中央政策,有的地方政府却漠不关心"敷衍"应付?我们通过实地调研,将五个案例城市推动医保支付方式的四种政策响应归纳为"政策响应差异",并基于地方政府注意力竞争视角构建了整体性分析框架对其进行解释。研究发现:决策环境形成了特定政策领域公共议题的注意力分布结构,经由政府内部的决策通道递送、过滤、释放给政策决策主体,从而形塑了特定政策领域的政府行动。同时,各变量要素间的不同组合及权重变化导致了地方政府政策行为的动态变迁趋势。上述发现有助于理解中央一统政策与地方有效治理之间的政策过程,增进对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研究的学术积累。     

大数据背景下政策议程设置的问题探析

政策议程设置是政策制定的首要环节,是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的关键一步。本文以多源流理论为基础,按照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及三源流耦合的顺序,简要分析了在实际议程设置中,三种源流可能产生的政策供给滞后于公众需求、方案不兼容导致碎片政策、决策者遮蔽次要施政需求和政策执行困难被责令废止的负面问题,并在相关理论基础上结合大数据的发展理念和成果,通过媒体触发、数据驱动、俯听民意、加强评估等手段对负面问题进行规避和解决,为我国政策议程设置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新的方案和思路。     

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研究现状梳理与评价

在传统的公共政策研究范式中,政策制定和执行环节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公共政策问题被视为"既定的事实",因此缺少对政策问题科学性和合理性的深入剖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策议程作为政策问题形成的关节点,逐渐成为政策研究的主要对象,政策研究开始向前决策阶段倾斜。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主体、价值、途径、模式的探讨上,而对政策议程与政策问题构建的关系、政策议程设定机制、公众参与政策议程设置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研究现状梳理与评价北大核心

在传统的公共政策研究范式中,政策制定和执行环节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公共政策问题被视为"既定的事实",因此缺少对政策问题科学性和合理性的深入剖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策议程作为政策问题形成的关节点,逐渐成为政策研究的主要对象,政策研究开始向前决策阶段倾斜。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主体、价值、途径、模式的探讨上,而对政策议程与政策问题构建的关系、政策议程设定机制、公众参与政策议程设置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网络民主”对我国政党制度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民主政治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其关键在于民众的参与。"网络民主"是借助于互联网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民主形式,也是公民参与的一种新形式。"网络民主"为公民表达利益诉求和意愿、参与决策提供了快捷的通道和良好的平台,有助于推动我国政党制度的不断完善,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为此,要充分发挥"网络民主"的优势,彰显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民主意蕴。     

政策议程设置:演变、机理与“互联网+”新样态

政策议程设置是决策的首要环节,具有先导性和基础性影响。伴随新中国政治社会变迁,政策议程设置对外部环境产生适应性协变,经历了从政治权威全能模式到"中心—边缘"模式再到网络散点化模式的演变。"互联网+"时代开启了政策议程设置现代化之窗,政策议程设置的价值承载和周延性扩展,出现了虚实耦合共动、开放化、去中心化和泛在化等新表征,也面临着外溢效应加剧、误判风险和不可预见性增强的现实挑战。未来我国政策议程设置应当基于现代化价值和规则,实现共生关系分歧消解与逻辑自洽,走向动态稳定、互惠包容与责任协作。     

公民网络抗争动员“内卷化”倾向及其治理困局

从现行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互动以及舆情抗争扩散演化来看,公民网络抗争动员日益呈现出"内卷化"倾向,网络抗争动员行动和网络舆情危机背后,政府在回应治理中不断趋向原有方式方法的路径依赖,陷入网络"闹大"和舆情"示范效应"的怪圈之中。公民网络抗争动员"内卷化"倾向引发治理性新难题,这种"内卷化"结构性矛盾的生成,主要来自三个层面的结构化组合,即上层"压力型体制"下的刚性维稳与制度外的网络媒介权益抗争表达,中层"蜂窝状结构"下媒介管控体系的分化与公民网络抗争舆论场的建构生成,底层"媒介赋权"下的多边复杂利益关系博弈与抗争机会结构的创建。新时期建构推动网络"运动式治理"走向"协同式治理"成为必由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