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车间民主管理实践与思考

开好职工大会是实现基层民主管理的重要渠道,实行车间事务公开是实现基层民主管理的有效形式,发挥好桥梁作用是实现基层民主管理的重要手段。增强民主管理意识发挥职工主人翁观念、实行车间事务公开要适合职工的心愿、实行听证会制度让职工广泛参政议政、在实施民主管理中注重抓牢制度建设和车间民主管理环节等,是加强基层民主管理的重要保障。     

以考评机制和议事规则建设推动高校二级教代会发展

随着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二级教代会成为高校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下大学治理的重要议题。针对二级教代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要引入考评机制和议事规则来推动二级教代会制度建设,实现高校民主管理的改革创新。     

基层法治政府建设问题的探讨——以济南市市中区法治调研为例

建设基层法治政府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推进依法行政,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关键也在基层,需要从基层政府做起,从基础工作抓起。本文结合对济南市市中区法治建设座谈走访和问卷调查,对基层法治政府建设进行了实证研究。     

论公安机关警力下沉的制度建设

公安部将2006年确定为“基层基础建设年”,其工作目标的重点之一就是总警力的85%要下沉,但实际操作中却存在一系列的问题,要实现警力下沉必须从制度上予以保障。即:一是建立新警定岗基层所、队和机关民警下派制度;二是建立科学、公平的薪酬奖励制度;三是建立优先从基层提拨任用干部的制度。我们只有建立和完善警力下沉的保障机制,才能用制度来保证基层基础建设工作长效性的实现。     

加强社区建设 创新社会管理简

加强创新社区建设是发挥基层各类组织协同作用，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的有机结合。加强社区建设应协调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明确政府与居民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发展和培育非营利组织。     

辽宁基层工商联组织职能发挥制约因素及对策

工商联组织是连接政府与民营企业的桥梁与纽带、政府管理民营经济的主要助手。充分发挥辽宁基层工商联组织职能有利于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健康的发展,对引导企业家提振发展信心,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实现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总结了辽宁基层工商联组织当前工作情况,分析了制约基层组织开展工作的主要因素,并联系辽宁省实际情况从制度建设、工作效能及工作方法等方面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基层政治信任流失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目前我国"级差政治信任"格局中表现出来的"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结构与以往一以贯之的高度政治信任相比,最大的差异是基层政府的政治信任流失严重。其原因,宏观层面来是利益分化导致社会不公和制度缺失导致政府对社会问题回应滞后引发公众不满;微观层面是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政府官员贪腐和政府行政行为异化严重侵蚀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从制度层面重建社会公正、推进制度反腐,从社会治理层面加强矛盾化解,从规范行政行为层面重塑政府形象是重建政府管理权威,提升公众政治信任度的有效途径。     

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权变领导能力研究

社会转型时期民族地区群体性突发事件频发,基层政府领导的应对能力直接关系到事件的处置成效。而其特殊性导致了僵化的应对方式,表现在：应对量度缺失化、处置目标刚性化、处理手段简单化。而民族地区的法律规定、行政特色和政治环境则为权变领导提供了现实依据。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应从制度建设、人本管理、学习积累三方面来提升权变领导能力。     

基层法治政府建设实践现状与制度创新——以成都县、乡两级政府依法行政实践为例

努力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需要从基层政府做起，从基础工作抓起。建设基层法治政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目前基层政府公务员行政法治理念和法律信仰有待增强，基层依法行政实践现状喜忧参半，基层政府法治体制机制不畅。抓好基层法治政府建设的基础工作，需要增强基层公务员法治理念、依法严格规范基层抽象行政行为，规范基层行政执法行为、改善基层法治政府建设环境、加强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的监督制度建设。     

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问题研究

基层是社会的细胞和基础,基层法治建设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国家法治化的进程。从总体来看,基层治理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不健全、基层政府依法行政水平不高、基层群众法治意识不强是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需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关键作用、健全基层治理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体系、提高基层政府依法行政水平、加强基层执法和司法队伍建设和加强基层法治宣传教育。     

备案制与我国基层社会组织发展创新

中国基层社会组织的产生是伴随着单位制度解体、政府管理重心下移以及社区建设的产物。备案制是在中国社会组织双重管理的登记管理制度门槛过高,阻滞了基层社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的背景下应运产生的。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基层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合法性困境,疏解了公民结社需求与现行制度空间狭小之间的张力,扩展了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在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没有实现真正突破的情况下,无疑是我国政社关系向建设型合作关系发展中的制度创新。但是这一制度并没有从根本解决社会组织发展的行政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在登记管理制度上取消双重管理体制,确立"备案注册、登记认可、公益认定"的三级准入和登记管理制度是备案制度发展的必然归宿。     

当前我国基层政府人才现状及治理路径研究

实现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关键在于基层政府"人才"的现代化。而基层政府公务人员存在构成复杂性、专业偏差性、能力偏低性、行为粗放性等问题。要改善基层政府的人才现状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基层政府所面临的执行窘境,就必须实行基层政府人才的现代化战略。借助大数据选拔与培养基层政府人才,通过人才智库建设完善基层政府人才的管理与使用,改善基层政权政治生态以做好基层政府人才激励与晋升工作。     

基层法治政府建设的宏观背景与重要意义研究

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推进依法行政"的战略部署,努力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需要从基层政府做起,从基础工作抓起。推进依法行政,建设基层法治政府是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起点和关键,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研究并推进基层法治政府建设对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论政府在社会建设中的角色定位

当今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下,完善法律法规与政策、健全社会基层管理与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搭建自主治理的平台、建立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成为社会建设的关键环节。这要求政府在加大社会建设力度、提升社会管理水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这一目标中进行角色定位:推进全面社会管理,发展社会事业;完善社会服务功能,提供人本服务;发挥政府在社会建设中的引导功能,促进社会自治,规范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建设多元主体共同合作的治理模式;在多元治理主体合作参与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应着重把握战略方向,通过确立基本战略而实现对社会建设过程的引导。     

论政府与公民和谐关系的构建

自党的十六大特别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全党和政府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从政府管理的视角分析,和谐社会即是政府与公民之间和谐相处、共同治理的社会。建立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和谐关系主要是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之下,通过公民参与的制度创新、实现透明和公开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等路径来实现。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急保障能力建设研究——以消防为例

加强城镇应急保障能力建设有利于体现"以人为本",提高基层应急能力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城市管理的重要内容。我国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应急保障能力建设遭遇财政应急资金规模小、管理方式落后、应急处置观念错位等诸多难点。应将政府应急保障能力建设纳入新型城镇建设规划中,开发适合城镇建设实际需要的应急保障装备,深化财税制度配套改革,创新应急管理手段以全面提升城镇应急保障能力。     

和谐视阈下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的路径探析——以民间组织介入为视角

在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中,如何通过基层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来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迫切需要人们以新的视角看待民间组织介入其间的应有价值。当前,在由单纯的政府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发展态势下,民间组织的有效介入可以有效发挥其整合分散公众利益诉求、实现公众与基层政府信息的双向传递以及合理分担基层政府部分社会管理职能的功能价值,通过政府-公众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双重目标。     

村民自治制度下乡村关系与农村社会动员

自村民自治制度产生并由国家自上而下推行以来 ,乡 (镇 )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政治管理能力与乡村社会依据《村组法》而生成的自我管理能力之间形成一对矛盾。在此背景下 ,基层政府为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管理 ,体制外社会动员模式便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     

论制度正义及其责任主体

正义是制度之魂,制度正义不仅表现为社会主体的利益均衡与协调,而且表现为公民个人自由、机会、平等、尊严等权利的维护。正义制度对社会进步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制度正义不是自然而然实现的。政府是制度正义的责任主体,制度正义的实现必须依靠政府来推动。政府推动制度正义建设的具体途径有:政府立法要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价值取向;政府要以民生为本进行制度设计;政府的政策制定要推动道德进步。     

权责关系规范化：基层政府减负的路径选择

为基层减负是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基础。基层政府负担较重既是老问题也有新表现，既与国家治理转型的过程相伴随，也与深层次的体制设计密切相关。权责关系是理解基层政府负担的重要视角。基层政府在政治性责任、事务性责任、问责压力不断强化的同时，激励性权力、惩罚性权力、协调性权力不足，权力与责任之间的脱节、不一致使基层政府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欠缺，各种工作负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缓解。权责关系规范化是基层政府减负的重要前提，通过加强权责清单制度建设、创新工作机制、优化督考激励模式，推动权责边界清晰化、规范化，提升基层政府在治理中的话语权，激发基层干部内生动力，进而实现为基层政府松绑减负、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