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应尽量少用、慎用，力求以最小的刑法成本这到遏制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这就是刑法的谦抑性，其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非犯罪化和轻刑化。在我国适用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时，应当在坚持非犯罪化趋势的基础上，推进“非犯罪化”与“犯罪化”双向进程；在推行轻刑化的过程中，应注意其长期性和相对性。     

未成年人犯罪矫治的恢复性司法模式构建

恢复性司法旨在恢复因犯罪行为引起的被害人、被告人和社区创伤，恢复平等、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秩序。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模式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双保护”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是统一的。“双保护”原则是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首要原则，基本含义是未成年人司法既要注重社会的安全、秩序，也要注重保护失足未成年人，并使二者有机结合。未成年人犯罪恢复性司法矫治体现了刑法谦抑主义所提倡的“非刑罚化”的刑事政策。刑法谦抑主义包括：一是刑法的补充性；二是刑法的不完整性；三是刑法的宽容性。通过恢复性司法，犯罪人将不用承受牢狱之苦，而由其他方式如赔偿损失、社区劳动等来代替刑罚的执行。     

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刑法的冲突和调适

在西部大开发中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民俗”)与刑法的关系表现为民间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差异,但两者的“差异”不能被绝对片面化为一种“冲突”关系,并从微观权力分析的视角对几个案例进行社会层面的剖析,最后笔者主张应主要采用扩大亲告罪的民族刑事立法模式去解决“民俗”与刑法的冲突问题。     

轻罪刑事立法的理解与适用——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轻罪”系法定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随着轻微犯罪的案件数量及比例逐渐升高，刑法修正案所体现的“轻罪化”特征愈发明显。轻罪刑事政策实现了对传统重刑主义的扭转，罪刑设置从“厉而不严”转变为“严而不厉”,刑罚功能从以威慑警示为主转变为以教育引导为主。轻罪刑事立法可以避免动辄适用重罪、弥补法律规范空白、塑造民众的规则意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刑事立法举措。《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3个最高刑为1年有期徒刑的轻罪，妨害安全驾驶罪避免了轻罪重判，危险作业罪具有积极预防的效果，高空抛物罪补充了民法救济的不足。未来轻罪刑事立法应考虑到危害行为的类型化，以法益保护目的为指引，总结和预见犯罪规律以建立类型；注重与刑法谦抑性的调和，严格把控罪与非罪的界限；把握预防刑法中“危险”的限度，只有达到“重大”程度的法益侵害危险行为才能为预防刑法所规制。     

网络空间中培训黑客技术行为的入罪化

网络空间中培训黑客技术的行为，具有巨大的社会危害性，由此导致计算机犯罪趋于成为低门槛、低龄化、产业化的普通犯罪，故而作为一种根源性行为的培训黑客技术行为，应当加以格外的关注。但是，无论是依据现行刑事立法还是传统刑法理论，都难以全面评价和制裁培训黑客技术的行为。本文认为，刑事立法上对于培训黑客技术行为加以评价的核心，是行为性质从“传授”向“传播”的转变，也是行为核心从“犯罪方法”向“‘双刃剑’技术”的转变；在此基础上，应当全面思索刑法干预的提前化和视角转换问题，从而增设新罪名，兼顾化地实现对于“技术传播”行为的保护和对于“技术滥用”行为的制裁。     

中国刑法走向何处去：对积极刑法立法观的反思

随着社会转型时期刑法立法上的犯罪化加速，中国刑法走向何处去备受关注。立法的积极并不意味着需要坚持积极刑法立法观，积极刑法立法观的三大理论预设存在疑问，易于陷入犯罪化扩张的危险中。刑法立法与国家任务相关，不能越过法益保护原则而强化国民对刑法的忠诚。刑法观是刑法立法理念的体现，包含在刑法类型当中，以刑法类型为主线讨论刑法立法发展方向更具有解释力。刑法是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国家任务的时代改变，法定犯大量增加成为刑法立法的重头戏，现代刑法需要被植入新的基因，提倡与实践社会刑法，中国刑法之未来发展方向终将呈现出“市民刑法兼容社会刑法”的共生格局：对自然犯采取市民刑法，对行政犯采取社会刑法。     

我国预防极端主义犯罪的刑法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新增极端主义犯罪，与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犯罪并列规定，顺应了我国反恐的现实需要、呈现出刑法早期化介入趋向、回应了当下社会治理对安全价值的诉求。为进一步表明我国预防和打击极端主义犯罪的立场，一方面刑事立法应当明确界定“极端主义”的概念，秉承“适度犯罪化”理念以恪守积极预防的边界；另一方面应当加强刑事司法合作，不断提高预防和打击极端主义犯罪的国际合作水平。     

新型盗窃行为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进行了犯罪化处理，并且将三种行为的既遂形态限定为情节犯，从而扩大了盗窃罪的打击范围。为了实现刑法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的统一，有必要基于社会常识并坚持实质解释的观念，从功能和物理形式来限定“户”的范围；有必要在对“凶器”的范围做出限定的基础上，对携带凶器盗窃中的“凶器”再限定，排除盗窃工具被认定为凶器的可能；有必要明确扒窃应当具有多次性的特征，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刑事推定确定是否具有多次性，同时允许行为人提出反驳。     

风险社会下的刑法立场

风险刑法从"风险社会"出发,提出刑法应当成为风险控制工具,主张法益保护早期化和刑罚处罚范围扩大化。但是,风险刑法理论自身存在诸多质疑之处。首先,作为其理论来源的"风险社会"并非真实的社会状态,对于风险的理解也存在误区。其次,风险刑法将风险的人为性和不确定性作为其立论基础,但是从这两方面并无法推演出风险刑法之主张。再次,预备犯、未遂犯犯罪化以及危险犯的出现并不能反映风险刑法之趋势。最后,风险刑法自身内含与自由保障价值冲突的局限。因此,风险刑法有借"风险社会"之名,扩张刑法范围的嫌疑。我们应当正确认识风险社会所带来的法益变动和社会治理观念变革对刑法的影响,坚守刑法的谦抑立场以回应风险社会的到来。     

论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

为有效保障食品安全，就必须重视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制。现有的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存在不足，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应按以下思路进行调整：重新定位食品安全犯罪；扩充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体系；完善责任形式。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具体改进措施包括：调整食品安全犯罪在刑法分则中的位置；增设食品安全重大责任事故罪；对“食品”的概念作扩大化解释，并在刑法中明确其涵义；对生产、经营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的犯罪构成加以改造；完善法律责任形式。     

论我国刑法立法犯罪化的规律和原则细化

从1997年刑法修订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通过,我国刑法立法犯罪化规律呈现出以犯罪化为主,非犯罪化为辅,犯罪圈逐步扩张的情势.增加的41个罪名为法定犯,这其中又以保护公法益的罪名为主.犯罪化应当在抽象原则下进行细化,包括遵循当前的社会发展特征,遵循现阶段的刑事政策,与我国“立法定性＋立法定量”犯罪化模式相适应,注意刑法立法犯罪化与刑法体系的关系等.     

传销犯罪的法律适用——兼论组织、领导传销罪与非法经营罪、诈骗罪的界限

《刑法修正案（七）》设置了组织、领导传销罪，但关于传铕定性的《批复》仍未失效；为履行入世承诺，避免国际贸易摩擦，对传销不能一概视为犯罪。“传销”含义随国家政策不断变化，需准确界定其范围才能正确适用法律。传销犯罪不能认定为诈骗，其法律适用应为“双轨制”模式：“团队计酬”仍属非法经营罪，而“拉人头”、“收取入门费”则应定为组织、领导传销罪。“双轨制”从立法理由看，具有应然性；从刑法解释看，具有实然性。     

关于“已满75周岁不适用死刑”条款的再思考

刑法49条第2款的规定标志着在刑事立法上对老年人刑罚轻缓化的认可，这点值得肯定，但已满75周岁不适用死刑的立法却走向两个极端：一是年龄设置偏高，导致司法实践中恩惠到的老年人少之又少；二是老年人免于适用死刑可能导致司法实践僵硬，不利于应对当前我国社会各种复杂情况。再者，“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界定不明不易认定，也与通常的刑法定罪逻辑不符。     

浅谈改革开放30年经济刑法观念的变革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刑法观念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内在变革：从政治功能观到经济功能观；从对经济犯罪的过度介入到适度调整；从对公有制经济的重点保护到对非公经济的平等保护；从罪刑心定到罪刑法定；从把刑法视为“刀’把子”偏重于打击犯罪到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并重；从对经济犯罪的重刑主义到宽严适度等等。刑法观念的变革必将进一步促进刑事立法的不断完善，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论社会冲突的调控手段——基于社会主客体视角的分析

社会冲突的调控手段是达成社会冲突调控目标的方式或途径。研究社会冲突的调控手段可以从社会主体与社会客体这两个基本视角进行。从社会主体方面看，社会冲突的调控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社会主体利益调控，社会主体观念调控，社会主体结构调控，社会主体即人的异化调控。从社会客体方面看，社会冲突的调控手段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结构体系的基本矛盾调控，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调控；二是社会基本领域的内部矛盾调控，包括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的内部矛盾调控。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立法犯罪化及其应对

以轻微犯罪为主的犯罪化趋势已成为我国近年来刑法修正的核心特征，不少学者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其是应对风险社会安全刑法观的表现，担忧过度强调安全有损刑法保障自由的价值目标。我国现在所处的社会阶段决定了刑法必须有效应对安全威胁，同时也应兼顾公民自由的保障，因此应当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刑法发展的指导思想，构建总体国家安全刑法观。与以往不同，总体国家安全刑法观以安全威胁为核心，兼顾安全和自由，关注安全威胁间的联动性，注重效果可持续性。总体国家安全刑法观的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创新思维等，要求采取以下措施：科学确定总则的处罚范围；注重安全威胁间的相关性；合理设置犯罪门槛下限；设计匹配的轻微刑罚制度。     

关于网络游戏中“私服”问题的刑法思索

架设、运营私服的行为，是我国目前比较常见的网络难题，极大的危害了我国游戏产业的发展，但从各种立场为“私服”辩护、辩解乃至主张其合法化的观点仍然时有出现，“私服”也屡禁不止甚至得到相当数量游戏玩家的欢迎。这些矛盾和冲突值得从刑法上进行定性研究和关注。本文尝试从“私服”的基本概念和法律性质出发，通过总结私服泛滥的原因，结合对刑法相关条款、相关用词的分析和解释，确立私服行为所触犯的主要罪名。     

刑法司法解释“立法化”趋势探析

在我国当前的刑法适用解释机制中，刑法司法解释渐成一种“立法化”的趋势。阐述司法解释“立法化”的特征及其成因，刑事司法解释“立法化”的表现以及如何化解这种趋势几个方面，以期能更好地发挥刑法司法解释的作用，保障刑法的正确适用。     

民族法文化视野下的刑法解释目标

在刑法解释目标上，主观解释论虽然对于维护刑法的权威性至关重要，但它不仅不利于国家刑事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之间的良性互动，反而会加刷二者之问的冲突；客观解释论虽然可能使刑法解释偏离刑法立法，进而削弱刑法立法对刑法司法的制约，但对国家刑事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之间的良性互动大有裨益。因而，就具有丰富的民族习惯法实践且法治贫困的我国民族地区的刑事法治发展而言，在刑法解释目标上应当坚持“客观解释论为主，主观解释论为辅”的综合解释论。     

论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

原因自由行为之所以具有可罚性，在于其是一种具有社会危害性且明显侵害法益的行为，但这却与刑法理论中“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在”这一基本责任原则相冲突。基于原因自由行为的特殊性，将其可罚性看做是刑法基本责任原则的例外更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