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的本质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

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实施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其和平本质决定了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的根本不同。外交不是权力政治,也不是对外政策,而是按照一定规范和平处理国家间关系、落实对外政策的过程。外交在不同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提供了不同的历史经验:晚清并非弱国,晚清及近代中国的经验不是"弱国无外交",而是外交的失败导致国家的失败;美国对待外交的经验是强国无(需)外交,有实力即可,这是强权政治的逻辑;不少小国成功的经验是,外交是国家存亡和兴替的关键、立国之本和"小而不弱"的保证;曾经发动世界大战的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是,选择战争走向毁灭,而放弃战争、选择和平的外交战略,则走向繁荣。对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不同的历史经验昭示:和平的外交战略而不是军事和战争战略,才是国家崛起的明智选择。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崛起的中国需要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不是期待国家为外交准备任何成功的利器或其他实力资源,在国家强大之后展示武力,而是要充分利用好作为国家资源的外交工具。为此,不仅要关注和讨论外交,而且要把握外交的本质,从外交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问题,按照外交规律办事,注重制度创新,让外交资源尽其所能,让外交人员人尽其才。     

和平与反恐：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面临的双重挑战

反恐优先与和平进程边缘化之间的恶性互动，构成了布什政府中东政策的沉重遗产。因此，建立和维持和平与反恐之间的兼容、平衡关系成为奥巴马政府面临的严峻考验。在宏观战略层面，其关键在于美国能否重塑中东的地区战略环境。具体说来，中东和平进程能否取得进展，关键取决于美国能否改变长期偏袒以色列的僵化战略，能否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将哈马斯融入中东和平进程，能否改善与叙利亚的关系，使叙利亚成为中东和平进程和地区安全的建设性角色。在反恐问题上，奥巴马政府需要对美国的反恐战略进行全面调整，确保伊拉克局势不会再度恶化，加强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反恐，同时避免陷入新的战争泥潭。此外，伊朗核问题成为美国在中东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只有妥善解决伊朗问题，才能配合中东和平进程与反恐战略，实现反恐与和平的兼容。     

联合国建设和平与人的安全保护

冷战后建设和平成为联合国和平行动的中心任务,与此同时,"人的安全"话语开始兴起,因此,需要把人的安全置于建设和平的实践场景中来认识。建设和平的两大支柱——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与人的安全的两大核心要素——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之间分别存在因果关系。长期以来建设和平被建设国家的任务绑架,具体表现为"自由和平"主导了建设和平,结果是对制度建设关注有余,对经济发展照顾不足;重视了人的政治安全,却忽视了人的经济安全。这样,建设和平的结果是建设了"虚幻的和平",人的安全表现为"虚幻的安全"。崛起的中国的对外援助和经济活动传播了"发展和平"的和平规范。"发展和平"关照了被"自由和平"轻视的经济发展这一支柱,有利于保护人的经济安全。21世纪建设和平应当是"自由和平"与"发展和平"的结合,是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结合,而人的安全保护则应当是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的结合。这可能才是建设持久和平之道。     

*美国与伊朗在阿富汗的共同利益与利益矛盾

阿富汗战争前,伊朗就一直视塔利班为敌人。“9·11”事件是由被塔利班所庇护的基地组织所为,因而塔利班也成了美国的敌人。反对塔利班是美伊两国在阿富汗的共同利益。阿富汗的毒品交易在塔利班政权倒台后愈益猖獗,它继续支撑着塔利班的生存并严重威胁到伊朗的边境安全,也对美国重建阿富汗的努力构成重大挑战。反对毒品交易是美伊两国在阿富汗的又一共同利益。美伊两国在阿富汗的第三个共同利益是阿富汗的安全与发展。但是,美伊两国的对阿富汗政策是基于它们相互关系及各自的地区乃至全球战略。因此,两国在阿富汗存有巨大的利益矛盾,这使两国在阿富汗的共同利益难以导致两国的切实合作。     

民主和平与战争状态问题——再谈“民主和平论”与现实主义之争

“民主和平论”是一个特别制造的命题，与美国的对外意识形态政治紧密相关。梳理“民主和平论”与现实主义的对立与争论，可以发现诸多民主和平的事实只是特别制造的结果；但在这种经验事实层面展开反驳与再反驳，却只会陷入论证泥潭，民主和平依然可以作为或然命题存在。跳出泥潭的办法就是紧扣“战争状态”这一要点，检验民主国家是否加剧或者缓和了世界紧张局势，而不再纠缠于具体的战争。研究表明，号称关注世界和平的“民主和平论”丝毫没有致力于解决作为世界和平关键的“战争状态”问题，相反，它为某种加剧世界战争局势的干涉与扩张行动提供了意识形态借口。     

美国在阿富汗反毒品战略的调整及面临的新挑战

阿富汗战争以来，美国在阿富汗制定了打击毒品的“五根柱子”战略，开展了一系列行动，但是阿富汗毒品问题却日益严重。由于缺乏安全保障。贫困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缺少政治保障，反政府活动与毒品贸易相互借重。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毒品战略不得不做出调整。然而，调整后的新战略依然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一是塔利班实力的不断增长将使美国反毒品战略的实施面临更加严峻的安全环境；二是阿富汗国内政治环境的恶化妨碍反毒品战略的实施：三是美国的利己主义立场妨碍其在反毒品方面展开有效的国际合作；四是国际金融危机给美国在阿富汗实施反毒品战略带来资金上的困难。     

利德尔·哈特的大战略思想

战略理论关注战争，而大战略理论关注和平。由于认识到孤立的战争研究的危害性，利德尔·哈特提出了战后和平与非军事手段的思想，即战争的胜利不再以战场胜利为标准，而以战后和平为标准；军事手段不再是实现战争政治目的的唯一手段，而成为手段之一，大战略理论由此初步形成。利德尔·哈特是大战略理论的创始人，为研究一国政府治国方略的当代大战略理论奠定了基础。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理论中的政治伦理

政治伦理是研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道德准则、政治与道德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本文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解读、分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及相关理论。建构两岸关系的价值目标体系与两岸交往伦理、互动规范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理论中的两大政治伦理创新。探索两岸关系的政治伦理问题,对于深入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精神实质、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政治妥协与突尼斯的和平政治过渡——基于对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考察

2015年10月9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以表彰其在突尼斯政治和解进程中作出的重要贡献。本文基于对突尼斯政治伊斯兰力量"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考察,探讨了为何中东剧变后突尼斯的政治过渡能够和平实现这一问题。通过考察发现,"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政治妥协是突尼斯政治过渡和平实现的重要原因。政治妥协不仅使"伊斯兰复兴运动"维持了其作为突尼斯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的角色,而且避免了突尼斯国内爆发剧烈冲突甚至内战的可能。在中东其他国家政治和解进程普遍受挫的背景下,突尼斯以政治妥协作为政治冲突调节机制所形成的民主共识道路,对中东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发展以及受中东剧变波及的其他国家均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战争、和平与全球治理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战争的爆发与和平的实现既受国际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也是国内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裁军是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重要因素,然而,当今国际社会在裁军方面的进展十分缓慢。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安全形势令人担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有增无减以及恐怖主义的蔓延继续威胁着国际社会,原先的国际治理逻辑已不再适用。为消除战争、增进和平,重塑全球治理机制的呼声愈加高涨。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引入新的治理机制,对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加以管理。世界各国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以议题关联为核心的治理手段能够发挥更大作用。为提升和改进全球治理的效果,国际社会必须引入具有动机的激励机制,建立起可信和可核查的制度,对违反协议的国家实施惩罚和制裁,这不仅是国际协议和国际行动成功的关键,也是确保全球治理有效性的不二选择。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     

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若干具体问题探讨

新公司法确立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出台适用这项制度的具体规定就显得十分紧迫。从司法实务层面，分析了应当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情形、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后归责原则与责任承担、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举证责任、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主体和程序等问题。     

行政法治文化之功能分析——以与依法行政的关系为视角

我国政府大力推进的依法行政,虽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但仍存在诸多问题。这与行政法治文化的不成熟不无关系。深刻认识成熟的行政法治文化之于依法行政的功能,不仅利于拓展行政的类型、丰富依法行政的内容,完善依法行政的具体方式,而且是整合行政过程中各方主体行政观念的宏观方法论。成熟的行政法治文化的社会化,决定着和谐行政秩序的生成。     

论警察权行使与人权保障的关系

警察权与人权有着密切的关系 ,即警察权是普遍人权得以保障的前提 ,警察权是对部分人权的限制 ,警察权要受到人权的制约。警察权行使与人权保障存在冲突 ,表现为警察权侵犯人权 ,警察权的行使遇到阻碍。因此要协调好警察权行使与人权保障的关系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虑 :即加强对警察权行使的监督 ;加强正面宣传 ,使公众理解、配合和支持警务工作 ;加强对公众的法制教育 ,提高公众的守法意识 ;提高警察队伍素质和警察执法水平 ;各级党委和政府应明确警察的职责     

对我国刑罚目的的再思考

刑罚目的是刑罚理论的核心,对刑罚目的的选择直接影响刑罚的制定、适用和执行。刑罚目的所体现的法的价值理念应与国家所追求的法的价值理念相适应。预防论的刑罚目的理论因其固有缺陷并不符合我国国情,而报应论的刑罚目的理论体现了对正义、公平、保障人权的价值理念的追求,符合我国的法的价值追求,适合我国国情,应当作为我国的刑罚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