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政治和解的困局与前景

本文从内外两个维度梳理阿富汗四十年政治和解努力及其基本特点,分析当前和解的困局以及在中长期阻碍和解进程的结构性障碍,并进一步探究和解的前提条件。迄今阿富汗的对外和解取得了成功,国内和解却一再失败。对外和解成功的关键在于交战大国改变了战争意志,其变化的具体过程各异,最后都以撤军结束战争。对内和解屡屡失败的核心症结是交战各方的权力斗争。当前和解进程的首要障碍是塔利班坚持边打边谈,谋求利益最大化。2020年塔利班与加尼政府关于"程序原则"的争执,矛头已直接指向国体和政体。谈判各方之间缺乏政治互信、各方内部的矛盾和分歧、外国力量干预、政治生态"利战"而不"利和",则是影响阿富汗和解进程主要的结构性障碍。因此,当前的政治和解进程既是宝贵的机遇,也是脆弱和可逆的。阿富汗的和平建设离不开四个前提条件:交战各方真诚的和平意愿与妥协精神、包容性和解、国家经济发展、国际社会的积极支持。阿富汗要摆脱战争、实现和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试析穆斯林兄弟会与哈马斯的成立

穆斯林兄弟会在政治、社会和宗教事务上对巴勒斯坦地区具有重要的影响。哈马斯的成立与兄弟会之间存在复杂的联系,政治伊斯兰运动经由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兄弟会组织而逐步渗透到中东其他国家内部,但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的执政,并不代表政治伊斯兰势力在q-东取得新的发展,需要区别对待。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极端表现形式,其本质是一场政治运动,政治诉求是其根本目的;随着其恐怖暴力倾向的加剧,它对世界各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亚伊斯兰复兴思潮的盛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开始在我境内进行渗透传播,对我国国家安全产生深刻的影响。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集中体现,它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马来西亚伊斯兰政治化的不断加深.在制度内,巫统及其主宰的政府公共政策也深受伊斯兰政治化的影响,但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制度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往往会选择反体制道路,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特殊的社会运动.社会政治领域的伊斯兰化将对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试论中东伊斯兰国家“乌里玛”的政治参与及其现实作用

人们看待中东，往往看到的是伊斯兰行动主义的军事组织所从事的政治或破坏性的负面社会行为。但事实上，宗教在政治中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这些组织的影响，特别是国内外一些学者忽视了“乌里玛”（Ulama）阶层。然而，从乌里玛参与现实政治作用的历史依据、“乌里玛”现实政治参与的社会基础、乌里玛政治参与的体现及其作用三个层面的体现，可以看到乌里玛在中东伊斯兰国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博弈”穆兄会与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走势

中东变局发生以来,伴随阿拉伯国家陷入群体性动荡,伊斯兰主义力量开始借势而起。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不仅成为影响阿拉伯国家转型的重要因素,而且成为中东地区各方力量争夺地区领导权的工具。基于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不同考虑,沙特阿拉伯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穆斯林兄弟会持反对立场,并支持埃及塞西政权镇压和打击穆斯林兄弟会,而土耳其和卡塔尔则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并因此与埃及塞西政权和沙特龃龉不断。这种复杂的矛盾斗争构成了2017年6月以来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进而对中东地区格局的重组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也体现了伊斯兰因素对中东国际关系的复杂影响。中东地区力量围绕穆兄会的博弈是现代伊斯兰主义力量与传统保守伊斯兰力量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也是海合会内部矛盾和分裂加剧的表现,同时也与以沙特和伊朗为核心的两大阵营的对抗密切相关。从本质上来说,围绕穆兄会的博弈表明,伊斯兰主义在中东国际关系中具有强大的扩张与渗透能力,使宗教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突出作用成为中东地区体系的典型特质,并显著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国际关系。     

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政治妥协

在全球化日益推进的现代，作为调节、整合社会利益冲突机制的政治妥协，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民族国家内，而应该站在全球视野和思维的高度上，发挥应有的效用。只有当政治妥协成为一种普世性的价值选择时，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才能真正实现。     

后IS时代“伊斯兰国”对恐怖主义的示范效应及影响

"伊斯兰国"作为一个"类国家"的政治实体,其行为在很多方面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恐怖组织内涵。随着占领区的逐渐收复,被打散的"圣战"分子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恐怖主义活动,其隐蔽性、随机性、外溢性加大了反恐难度。虽然反恐行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即"伊斯兰国"生存范围急剧萎缩,影响力急剧下降,但它给世界恐怖主义遗留了大量的"政治遗产",其中包括恐怖主义新型"政治纲领"、新型恐怖手段、新型宣传和招募方式、新型"治理理念"等,势必会给活跃在世界上其他恐怖组织提供示范效应。本文通过将其与国家实体和传统意义上的恐怖组织进行比较,重新解读"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性质以及与一般恐怖组织的区别,根据当前国际安全形势阐释后IS时代"伊斯兰国"对恐怖主义的影响。     

“伊斯兰国”与恐怖主义的变形

"伊斯兰国"这一极端组织的兴起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原因,已对中东政局造成重大冲击和影响,引发相关国家外交政策、对外战略的调整。"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及周边地区的不断扩张,不仅使中东乱局进一步恶化,更使得中东地区的宗教、权力、思想观念之争日益尖锐。作为一种新出现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组织形态,我们有必要深入探究"伊斯兰国"的历史变迁和内部组织结构。不同于以往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组织"思想激进、管理落后"的特点,"伊斯兰国"在战场、民政和社会管理等方面都表现出极高的专业性。"伊斯兰国"的孳生坐大,需要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进一步重视。     

论当代的神权政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欧洲中世纪确立了以基督教为主体的神权政治思想,伴随着西欧封建社会的瓦解,神权政治体系随之解体。伊斯兰教在自身发展史上也曾确立了神权政治思想,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地的勃然兴起,神权政治再次引起广泛关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应得益于其本身所独有的复古机制,伊斯兰教本身所持有的教条使其产生带有某种必然性,同时,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的传统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提供了政治合法性的根基。     

叙利亚危机、新地区战争与俄罗斯的中东战略

2015年9月,普京在经过精心准备后,出其不意地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展开大规模空袭,推动叙利亚危机进入新阶段,俄罗斯的中东战略也进入关键时期。普京在叙利亚的强势举动,不仅事关反恐安全,更希望借此达到"撬动"中东地缘政治板块、改善俄美以及与西方关系的政治目的。面对国际恐怖主义和中东地缘政治的复杂形势,普京全面而周密地设计了针对叙利亚战争的战略战术,充分检验并展示了俄罗斯的军事装备水平和实战能力,在这场堪称新地区战争的混合战争中占得先机,赢得主动,对此我们应予以高度重视。     

浅谈我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妥协

我们过去所接触的哲学常常强调“斗争”的重要性,而认为“妥协”是一个贬义词,其实政治妥协是化解矛盾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我国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政治妥协曾起过重要作用,也曾因忽视政治妥协给我国的政治发展甚至整个社会造成重大损失。我们应该吸取经验教训,认识到政治妥协的重要作用,因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政治妥协更是我国实现政治文明和政治民主的重要方式。     

从伊斯兰教的主要内容看其社会政治影响

伊斯兰教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容 ,它涉及宗教信仰和社会政治生活等诸多方面 ,这样广博而丰富的内涵 ,使得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 ,它同时也是一种社会体系、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形态 ,甚至是一种社会归属认同。因此 ,伊斯兰教表现出它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力量 ,具有较大的社会政治影响力。了解和认识这一特征 ,有助于我们领会党的宗教政策、做好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工作。     

韩国与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关系的困境——宗教与国际关系的视角

韩国的中东外交在广度与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但韩国与利比亚在建交30周年之际双边关系陷入困境。这种困境有两种表现：西式民主与世袭政治的政治价值观冲突;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宗教价值观碰撞。从基督教、伊斯兰教与国际关系的演进以及权威世袭政治宗教化的实质而言,韩国与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关系的困境,主要基于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凸显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经典和教义上的碰撞,而淡化了基督教为核心价值观的西式民主观与政治宗教化里的权威政治的冲突,而韩国则恰恰相反。这两者是韩利关系困境的本质因素。     

知识分子与国家建设：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政治逻辑

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是在知识分子的主导下完成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士人政治"形态中形成了"超越"与"介入"的政治文化传统,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的压力强化了这种传统,并促使他们成为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主导力量。知识分子运用政治力量完成了国家建设所需的信仰重塑与组织重建工作。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兴起,知识分子逐渐向知识--政治精英转化,并且选择了社会主义作为国家建设的共同信仰,选择了共产党作为国家建设的领导力量,实现了与农民等其他阶级的联合,最终完成了国家建设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使命。     

政治妥协:社会冲突视阈中的公共理性

冲突是政治的源泉,妥协则是政治的灵魂。政治妥协是解决社会冲突、引导多元利益主体互利共存的基本政治策略和理性选择。在当前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关键时期,积极培育公民政治妥协的理性意识,营造宽容和谐的人文精神,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多元性和丰富性;在民主的基础上推进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可行性合作,更是化解社会冲突、推动社会实现多元一致所必须的公共理性。     

美国中东政策的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代替英、法成为操控中东事务的主要超级大国。确保中东地区远离苏联阵营,确保西方国家在中东的石油利益,一直是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战略和政策目标。然而,9.11事件的发生使中东伊斯兰地区被美国视为当今世界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经反复酝酿和策划,美国抛出了“大中东计划”,力图通过“民主改造伊斯兰世界”来达到消除恐怖主义和维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优势的目的。这种“民主改造中东的新战略”,必将带来地区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阿拉伯——伊斯兰和平困境透析

持续60余年之久的阿以冲突，是二战后中东地区历史久远的阿拉伯民族与犹太民族矛盾公开化和不断升级的结果，也反映出伊斯兰教与犹太教的差异和斗争。阿以民族、宗教特性，与其形成的地缘-自然条件密切相关。这种地缘-自然特征形成的民族性格和宗教特质，使阿以双方在围绕“生存空间”和“圣城”的争夺中，流血冲突不断，阿拉伯-伊斯兰深陷和平困境。     

探究“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

作为伊斯兰极端势力的主力军,＂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已严重影响到了中亚及周边地区的政治稳定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也给国家之间的关系蒙上了阴影。随着地区安全合作的加强和阿富汗战争的打击,＂乌伊运＂的活动受到一定遏制,但随着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重心向中亚和北高加索地区的转移,＂乌伊运＂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会是影响中亚地区和中国新疆地区的一个重要因素。     

阿拉伯国家的抗争政治:动因及结果

2010年底以来在阿拉伯国家爆发的抗争事件,以反专制、反腐败、追求自由、要求社会公正为诉求,体现了阿拉伯社会公民意识的觉醒,是一次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对整个中东地区的力量格局、社会形态、宗教与世俗力量对比,对世界大国力量博弈、文明结构的动态变化产生了现实和深远的影响.文章借用抗争政治理论分析阿拉伯国家的抗争事件,从这些国家抗争政治产生的原因入手,推断阿拉伯国家抗争政治可能导致的结果,进而对中东阿拉伯国家这一政治变迁的重大实践活动进行理论上的反思与总结,旨在揭示其政治转型的内在规律及特殊性,同时检验西方“抗争政治”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能否正确反映和指导中东国家的政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