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就地城镇化”:发展态势、影响因素及路径选择——以广东、江西、湖北、四川四省为分析案例

中国农村"就地城镇化"是城镇化背景下的一种新型城镇化模式,是农民在本地的聚集,不离开乡土,就地、就近转移就业的城镇化。通过对中国农村"就地城镇化"的调查及对策的研究,可以突破以往在城乡二元分析框架内研究城镇化的局限,可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现象获得全面深刻的认识,从而有力推进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健康发展。     

就地城镇化模式研究

就地城镇化指农村的就地改造和农民在世代居住的乡村完成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城镇化、现代化的转型。有三种典型模式:大城市近郊乡村的城镇化;地方精英带动的村庄城镇化;外部资源注入的乡村城镇化。其动力因素包括产业培育和就业结构的转变、土地的资本化、地方精英的资源整合作用、交通机动化的影响以及农民返乡意愿等。它是在具备诸多动力因素和条件下实现的,如果人为地推动村庄改造、村民上楼、造城运动,这样的城镇化是难以成功的。     

“四个同步”推进城乡一体化

近年来，尹集乡充分发挥基层党建引领保障作用，创新土地利用机制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推进全域城乡一体化建设，积极探索“尹集模式”，取得明显成效。     

城郊农民就近城镇化的实践机制分析——基于南京市H镇的调研经验

就近城镇化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模式。得益于近郊的区位优势,城郊农民实现了一次性、完全就近城镇化。毗邻市场的区位优势为城郊农民带来务工便利、民生便利以及消费便利,进而奠定城郊农民家庭实现就近城镇化的经济基础与观念基础。城乡结合的家庭生活方式、"双系"支持的婚配模式与城市嵌入的农民市民化,成为城郊农民将近郊结构优势转化为就近城镇化的实践机制。城郊农民家庭就近城镇化是农民家庭主动选择的过程,也是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实现过程。探索新型城镇化模式应结合地区实际并始终坚持以人为核心。     

自发式城镇化与助推式城镇化的比较分析

以引起城镇化的推动角色和直接动因进行分类，当前的城镇化可分为自发式和助推式两种。两种模式在城镇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比较两种模式，对推进城镇化具有有益启示：城镇化需内因驱动与外力推动相结合；围绕惠民利民这个核心，推进“以人为本”城镇化；以新型土地合作化解土地流转难题；产城结合化解“造空城”尴尬；培训新型农民化解就业难问题，聚集城镇化必须的人气。     

论黔南州上隆茶果场的“产业”移民模式

关注民生、关注“三农”和推动新农村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决策。上隆茶果场“产业式”移民模式从改变农民的生存环境、产业化建设、农村城镇化及农民培训等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各个方面作出了积极的探索，旨在对解决贫困地区“三农”问题和新农村建设提供指导。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村级市”建设——基于对河南西辛庄的问卷调查

新型城镇化是党的十八大确立的重要发展战略，要求城镇化要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2012年河南西辛庄挂牌的“村级市”开启了农村社区建设的一条创新之路，在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上，当地农民尝试以城市的人口聚集、生活环境和公共服务来实现他们的城市梦想。我们认为“村级市”建设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举，是符合新型城镇化要求的。我们建议国家有关部门给它提供宽松的制度环境，“村级市”也许会给未来的农村社区建设带来一场革命。     

论山东烟台城镇化模式：功能区带动型城乡一体化

山东省烟台市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突出特色，通过“功能区带动型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道路，依托各类功能区，实现了农民进城“住得下、有岗位、保障好、生活优”，解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真正实现了“人”的城镇化，进而带动城乡一体化。     

浅论贵州城镇化及农民土地问题

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要求。国发2号文件的出台，为贵州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农民一方面“土地是命根子”的传统观念依然存在，一方面又大量离开土地外出务工。贵州在大规模城镇化建设之际，应该未雨绸缪，出台妥善处置农民土地政策，对农民失地进行补偿，鼓励农民进入城镇安居立业。     

“就地转移”与“异地转移”的人口城市化效果比较

本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的产业间转移对人口城市化进程所产生的影响与效果。虽然已有相当多的研究对“就地转移”或“异地转移”进行了理论的或实证的分析，有一些研究还专门阐述了“就地转移”或“异地转移”与人口城市化的关系问题，但直接就两种转移模式，及两种模式各自对人口城市化产生的推动效应进行比较的，应该说还比较少。因此，本文试图就“就地转移”模式与“异地转移”模式各自对人口城市化进程所产生的推动效应及其特征作比较分析，并提出我们对这一问题的一些看法与政策建议。     

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立足实际抓规划。近几年，我们从市情出发，提出了在全市农村实施以“五改三建两提高”为主要载体的新农村建设模式。“五改”即改水、改路、改厨、改厕、改圈；“三建”即建家、建池、建园；“两提高”即提高村级组织战斗力、提高贫困地区农民文明程度。力争通过3—5年努力，使全市三分之一左右的村达到“五化”（经济结构优化、农村社会城镇化、村庄庭院美化、农民思想教育深化、农村管理民主化）目标，这些村70％1）．2上的农户达到“七个一”（一个致富园、一口沼气池、一条硬化的主行道、一套舒适的农居、一处安全卫生的饮水源、一套比较完备的文化通信设施、一口垃圾处理池）目标。     

大力发展济南市农村工业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

当前，济南市农村工业已全面进入社会经济各个部门，在城市工业之外构建了“第二工业体系”，是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之一。而乡镇企业的集聚会带动农民集聚，进而带动劳动服务业和市场的兴起，既促进了小城镇的建设，又培植了小城镇的产业基础，并成为乡镇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城镇化建设的经济支撑。发展农村工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确立科学的农村工业化发展战略；引进城市资源，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积极发展农村工业化，与发展城镇化协调发展；实行城乡统筹，促进农村工业化；发展农业信息化，推进农村工业化。     

参与和共享：新型城镇化与农民权益的联动发展机制

维护和拓展农民的权益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目标，也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为了确保城镇化造福于农民而不是以牺牲农民的权益为代价，需要把权力主导的驱动机制转变为权利本位的发展方式，保护农民的主体地位。加强农民的“市民化”和“公民化”，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城镇化和建设新社区，强化农民的参与权和组织权，建立平等、互惠、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以城带乡，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汲取”与“包容”:“农民上楼”的两种模式

在过去十年里,城镇化是中国一项影响深远的公共政策,不仅塑造了新型的城乡关系,也极大地塑造了基层政府行为。乡镇政府在执行城镇化政策的时候,会呈现极端行为,即汲取的和包容的。县乡财政关系以及县级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度是造成两种极端行为模式的关键原因。两种不同的城镇化模式在农民中间带来了相似的后果,农民对集中居住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不满。因此,在推行农民集中居住的政策过程中,抑制基层政府非理性行为的有效措施是调整政绩激励机制的指标与结构,同时,用制度化的方式确保农民参与此项政策的基本权利,建立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     

农村的“股份化”与“城镇化”——郊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个案研究

作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股份制”改革看似给乡村社会带来了颇具内在矛盾的多重影响,实则在具体社会情境下,与其他宏观结构因素一起,共同导向了城镇化这一后果。在郊区农村,这项改革一方面导致了农民-农村关系的“金融化”转型,使农民的集体权益脱嵌于其对村集体的行政依附,为他们的城镇化迁移创造了新的机会结构;另一方面,农村股份制隐含的独立法人资格为村集体强化组织能动性提供了制度支撑,而股息分红的压力也使得这一类城市周边农村成为专注于土地经营的市场法人主体,嵌入当地土地城镇化的实践场域中。由此,郊区农村股份化成了城镇化机制的一部分。来自农村一端对城镇化机制的能动塑造也启发我们去反思城镇化研究中的过度“城市中心主义”取向。     

创建基层党建示范乡镇 打造水乡生态经济新城——“荆楚明珠”沙洋县后港镇基层组织建设简介

沙洋县后港镇位于江汉平原西北部。地处风景秀丽的百里长湖之滨,被誉为“江汉明珠”、“鱼米之乡”．是一个已有1300多年历史的古镇。全镇辖30个村、4个社区居委会,总人口8万人,城镇化水平达到72％。农民人均纯收入11392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6000元。     

农业产业支撑下的生态小城镇发展模式评析——以贵阳市开阳县龙岗镇为例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须有产业支撑方能发展。贵州省省级生态镇——龙岗镇,走的是发挥当地资源禀赋优势、由农业产业化支撑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文章通过对龙岗镇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思考,最后强调其城镇化发展模式具有积极意义,值得探讨、研究并加以推广。     

山东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模式及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南张楼村的“城乡等值化”与城阳的“新市镇”建设等农村发展模式的出现，标志着单一的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乡村经济格局的解体，一个多元化的、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农村社会开始形成。在“城乡等值化”和“新市镇”理念下，从农村产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入手，让农民与农村、农业一起得到发展，就地实现“农村城市化”，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新时代背景下农村土地征收安置的制度创新：肇庆土地入股的案例分析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而非"土地城镇化",关键是重视农民长期利益,缓解农民土地征收和补偿安置难题,走出一条与农民共建共享的道路。本文探讨了农村土地征收安置中一次有益的制度创新——肇庆土地入股。首先阐述肇庆新区农村集体土地"两级"股份化改革的实践缘起和内容,凝练出集体土地股份化、留地安置货币化、重"人"而非重"地"的肇庆模式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新时代背景下该模式对创新农村土地征收政策、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理论意涵和政策启示。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挑战与对策——以衡阳市H乡调研为基础

推行新型城镇化和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重大决策部署。新型城镇化处于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发展的机遇期、矛盾交织的凸显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向“社区”转变,“农民”向“市民”转变,基层党建工作由“管理”向“服务”转型,这些变化给农村党建带来新的挑战与考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加强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要注重因地制宜,理顺党组织关系;要坚持问题导向,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要健全工作机制,夯实党组织执政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