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质证制度的缺失及立法完善

证据是诉讼的灵魂,而质证作为审查证据真伪的法律制度,其作用毋庸置疑。我国刑事质证制度在司法实践和立法中都存在缺陷,明确质证的主体和对象、确定质证规则、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明定刑事质证主体的证据开示义务、保障律师的取证权是完善这一制度的基本内容所在。     

刑事证据展示三题

关于刑事证据的展示，首先涉及的是证据交换的问题。我国至今尚未有证据法出台。目前司法实践中证据的展示所依据的仅仅是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证据出示的一些原则性规定。证据的展示仅限于法庭上对证据的示证和质证。而且这种示证、质证不受举证时限的限制。在司法实践中，     

论电子数据作为证据使用的法律障碍及其解决思路

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型的交易形式应运而生,而在发生纠纷时,电子数据能否作为证据,如果成为证据又应当如何确定其证据力、证明力,如何进行质证、认证,适用怎样的审查判断规则,都成为证据学当中研究的新问题。而现行的法律规定不能适应当前司法实践的要求,法律规范明显滞后,这是一个无法回避而又必须加以正视的现实问题。电子数据在现行法律体系下作为证据使用,还存在着一定的法律障碍。各国对解决这一问题都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我国也从实体和程序上进行了一定的努力,对此,文章从法理基础、证据归类、电子数据的真实性认定以及如何在司法实践中进行最终的审查判断进行了探讨。     

刑事质证基本规则研究

为了规范刑事质证活动 ,确立一系例的刑事质证基本规则是有必要的。文章总结并论述了平等质证规则、直接言词规则、正当发问规则、尊重人格规则、法官辅助规则等五项质证基本规则     

弹劾证据论纲

弹劾证据作为一种重要的证人证言质证技术,本质是一种对证据可信性的攻击手段。其在不同法域的刑事司法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中国的质证,在很大程度上被控诉方的指证和审判方的认证所挤占。被告人没有充分的质证权,这对我国的证明机制和诉讼机制是非常不利的,必须进行相应的修正和改革,而弹劾证据可以比较有效地弥补这一缺陷。通过语义分析、语境解构和语用设定我们可以分别尝试回答弹劾证据是什么、弹劾证据在中国适用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弹劾证据在中国如何发挥充分作用三个问题。     

论刑事质证的对象

质证的对象是在审判中由一方提出并由对方进行质疑或质问的证据。质证的对象并不仅限于言词证据或证人证言 ,现行刑诉法规定的全部七种证据应当并且都能成为质证的对象。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 ,也应当接受质证。质证存在例外情况 ,法官可以决定对某些证据免于质证。但质证的例外情况也即是免于质证的证据与免证事实之间存在区别 ,不能对它们划等号。     

民事质证规则研究

人民法院的改革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证据制度的核心的质证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直接关系到人民法院审判方式改革的成败。只有建立完备的质证制度,尤其是完善质证规则,才能消除诉讼过程中质证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性,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诉讼结果的公正性,保证法院的公信度。     

试议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运作

证据是整个诉讼活动的中心，是保证正确处理案件的基础。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有效地运作举证、质证、认证，就是本篇所要探讨的中心。在举证时，不仅要使当事人明白“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意义，法官还要引导当事人进行有效举证；在质证中，以法质证与以证质证相结合，有利于法官在认证时去其糟粕而取其精华，坚持“──证──质──认”与分段认证合理使用，使民事审判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作为一种民间资源的情理——其进入当代中国司法的途径与技术

情理作为一种有惯性的传统,在当代中国司法中不可忽视.如何将情理的价值功用引入司法,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将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从情理进人司法的基本途径--司法调解和裁判人手,采取理论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探讨情理进入司法实践的基本途径.第二部分将从事实认定、司法解释、司法推理切入,研究情理进入当代中国司法的具体技术.结语主要分析情理进入司法的限度.     

浅析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是刑事诉讼研究的重点问题,并且2012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基本明确了我国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了“非法证据”的范围、制定了相关的非法证据标准及程序等问题,为我国司法实践上提供了权威的依据和指导,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民事诉讼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形成和发展比刑事诉讼晚,而且相关法律对该规定也甚少,理论界的研究也是没有足够的重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并没有规定,因此,应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理论上给予完善.     

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司法实践

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是司法鉴定活动的继续和延伸,是法庭质证、认证以及当事人双方行使质证权的必然要求,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基本措施。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司法实践内容包括程序的启动、通知出庭、接受通知,准备出庭、出庭、法庭质证、签名和退庭等。     

刑事诉讼视域下DNA证据的审查与判断北大核心

对以DNA证据为代表的科学证据的有效审查判断是法庭科学在司法实践中应用的关键,然而,DNA证据的"科学"属性使这一任务陷入困境,证据审查流于形式,质证虚化均是其鲜明体现。从学理与实践不同层面予以分析则可开辟审查DNA证据的新路径。学理层面上对DNA证据的审查以考察英美法系国家证据规则、判例的演变以及大陆法系国家自由心证基础上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分析为基础,推出我国对DNA证据的审查应以证据的相关性、可靠性及合法性为内容;司法实践中审查DNA证据则采取分阶段审查模式,具体指侦查阶段的成证审查、起诉阶段的书面审查以及审判阶段的实质审查,其目的在于改变庭审质证虚化及公、检、法配合有余、制约不足的状态,体现庭审中心主义。     

浅谈我国刑事辩方证据展示制度的构建——以修改后律师法的实施为契机

1996年刑事诉讼法引入了对抗制庭审模式,基本上承认了检察机关的证据展示,这对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律师阅卷难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我国法律对辩护方应向控方展示的证据未作任何规定,这与世界各国刑事证据展示的双向性原则极不相符.建议设立我国刑事辩方证据展示制度,从辩方证据展示的范围、时间和地点、程序及辩方不展示相关证据的后果等方面加以规定,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助益.     

专家辅助人诉讼地位初探

2012年8月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了专家辅助人制度,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的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提出意见。这一制度对于弥补鉴定制度的不足、提高鉴定人专业素质、保证庭审质证的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法律并未明确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司法实践会面临诸多问题。应明确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以完善相关制度,增强可操作性,指导司法实践。     

论民事诉讼中的司法认知

司法认知是民事诉讼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许多国家对司法认知皆有较为详细而完善的规定。而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对司法认知的规定则十分粗糙,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也未能充分采用司法认知。在考察一些国家的立法规定和司法经验的基础上,对司法认知的内涵、适用条件、范围、效力以及程序规则等基本问题加以探讨,对推动我国司法认知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的运用

品格证据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并广泛应用于刑事案件审理中。一般情况下,品格证据不具有相关性,仅在法定例外情况下才能成为定案依据和质证对象,未成年人犯罪的审理就是品格证据规则主要适用领域。尽管品格证据在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客观存在,但是与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一样,品格证据没有形成规范的法律制度体系。研究介绍品格证据规则,需要结合未成年人立法司法实践,才能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改革创新。     

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相关问题探讨

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制度作了大幅度的修订,但司法实践中如何运用这些新的规则可能存在很多问题。本文结合新法规则及相关司法解释就证人出庭质证的原则与方法、不出庭证人证言证明力的认定、证人出庭的程序保障等内容作一粗浅解析,以期为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     

我国量刑程序改革中的证据制度完善

在现代刑事司法中,定罪公正和量刑公正一起,构成了司法公正的丰富内涵.而目前,我国量刑不公的问题却日益凸显,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学界与实务界也开始关注和研究量刑问题.但人们往往是从实体法的角度研究量刑,其实,量刑公正不仅是实体问题,更是一个程序问题.量刑程序的相对独立化是实现量刑公正的程序路径,但量刑程序的科学设置不...     

鉴定结论质证问题研究

鉴定结论必须经过审查判断、查证属实以后，才能在侦查、审判中加以运用。我国鉴定结论的质证程序由于立法的误导和司法实践的误解，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还远未达到规范化、法制化的要求，因此，建立一套统一的、科学合理的鉴定结论质证程序规则势在必行。完善鉴定结论的质证机制需要配套的程序保障措施，其主要方面为建立庭前对话机制、鉴定人出庭制度的完善和专家顾问制度或专家陪审团制度的建立等。     

同步录音录像资料随案移送研究

讯问过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设立,无疑是中国刑诉立法的进步,但录音录像资料证据地位的立法阙如,以及不能统一随案移送进行审查、质证,客观上可能减损这一制度应有的功能价值。录音录像资料的随案移送,具有独立的诉讼价值,但需要区分不同情形下的播放选择权、允许辩护人查阅录音录像资料、庭前会议明确争点、辩护人等申请要提供线索、涉密内容不公开播放和质证等相关制度加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