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林权改革视阈下林权的界定论

随着我国林权改革进一步向纵深推进，对林权进行研究刻不容缓，其中关于林权界定之梳理尤为迫切。对任何一个问题的研究都要立足于现行法的相关规范和学理研究之现状，基于此，本文对林权的相关现行法规范和既有理论成果进行了梳理与检视。一方面对物权法、森林法以及有关森林资源和林权改革的相关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检索，得出林权的基础性规范在现行法上是缺位的，继而分析了规范缺失的原因和后果；另一方面对林权的相关学术观点进行了综合评析，继而在其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林权改革视阀下科学的林权概念其内涵。     

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林权纠纷及原因分析

2003年开始试点、2008年全面推广实施的农村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目的是把集体林地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落实到农户,确立农民的经营主体地位,以实现"耕者有其山"的目标.作为全国最早实施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试点省份,福建省和江西省在开展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面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这两个省在改革过程中,致使有的农村地区出现了林权过度集中和部分林农失山失地的现象,由此引发了许多类型的林权纠纷.林权纠纷多发的原因既与林权制度变迁和林权制度改革的政策设计失误有关,也与农民的林权主体意识觉醒及林权升值有关.在林权纠纷中,农民通过各种规范和"非规范"的抗争方式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     

事业单位的分类与事业组织的界定

目前的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是依照社会功能以及资源配置情况对我国现有事业编制内的单位进行分类,并分别改革.分类标准缺乏对事业单位这一社会组织存在的必要性分析,以及事业单位法律规范属性的分析,未能揭示事业单位作为社会组织的本质属性,更多的是对事业单位现状的归类描述,对目前杂乱无序的事业单位具有一定的清理意义,是事业单位改革过程中的过渡性标准.本文认为,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特色的国家事业制度,还需在分类改革的基础上从组织的社会功能、价值目标、法律属性等方面对事业组织予以明确界定.     

村民贿选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对赣东北L村的调查

在农村选举的研究中,学者对宗族、农村灰黑势力和富人参与选举作了深入探讨取得了丰硕成果。不过,村民选举是一个有机整体,而各研究之间是割裂的。对于村民贿选,学者分析了其原因、表现形式和后果,但并没有揭示贿选发生的机制。本文通过一个案例的分析,目的在于弥合现在研究的鸿沟和揭示贿选发生的机制。村民贿选是市场交换原则取代农村社会交换原则的过程,随着市场经济渗入农村社区,农民生活基本市场化和货币化,选举也成了选票买卖行为。在市场化规则下,村民坚持"选谁都一样",竞选者坚持"谁选都一样",基层政府坚持"谁上都一样"的原则共同推动村民贿选的发生。宗族治村、灰黑恶势力治村和富人治村,三者之间既相互交错呈交替发展趋势,又有内在关联,还与整个社会环境相关。     

国家如何塑造乡村精英?——关于乡村精英变迁中的国家角色述评

围绕"村民自治制度实行以来,国家如何塑造乡村精英"这一核心问题,本文对相关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了梳理。本文将国家对乡村精英的塑造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作为"整体的国家"以宏观政策方式塑造乡村精英。其中,意识形态话语的变迁使乡村精英由"政治型精英"转变为"经济型精英",基层制度设计的变迁使乡村精英由"单一政治型精英"转变为"多元化精英",资源性政策的变迁则使得"新代理人"登上村庄政治舞台。二是基层政府作为与乡村精英直接互动的行动者塑造乡村精英。其中,压力型科层制使基层政府根据中心工作的性质来塑造乡村精英,使乡村精英经历了税费时期的"灰黑化"、税费改革后前几年的"老好人化",以及资源下放时期的"新代理人化";乡村关系则使得基层政府根据与乡村社会的博弈来塑造乡村精英:强乡弱村的乡村关系使乡村精英由"兼业化"走向"职业化",强村弱乡的乡村关系使得乡村精英主要由"有声望的村民"来担任。     

国有商业银行体制变迁分析

近年来国有银行体系的商业化改革没有实质性进展,日益重要的民营经济部门融资困难的问题依然突出。深层次的原因是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走入困境,而现实中又不存在使改革顺利转入"中间扩散型"进而需求诱致型变迁方式的客观基础。合理的路径是分类重组现有一级分行,推进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     

我国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问题

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是目前我国社会改革领域的重大事宜,对其中问题的分析至关重要。本文从我国政治领域发展不尽如人意、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情境堪忧、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瓶颈"、政事分开的可行性及度的把握不力等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剖析,以期能为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些许思路。     

武鸣县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探析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简称"林改")对武鸣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武鸣县自2007年林改试点工作正式启动以来,通过"明确一个目标、把握两个关键、处理好三个关系、坚持四个原则、把好五道关、确保六个到位"等基本做法,林农投资造林育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保护森林资源的自觉性大大提高,林农得到增收,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干群关系密切融洽,林业投融资机制途径也得到拓宽。但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林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认真总结主体改革阶段试点的经验与教训。     

改革开放以来高等学校人事政策的演变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出台的一系列高等学校人事政策和相关法规,对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职称评审、编制管理、岗位设置、考核评价、薪酬制定、教师任用六个方面,对高校人事政策进行分类纵向梳理,展现其各自演变过程及内在联系,并对改革方向和改革路径进行了分析.     

深化林权改革 永葆绿色屏边

屏边苗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南部，红河州东南部。全县国土面积1906平方公里，辖6乡1镇，76个村民委员会，4个社区居委会，895个村民小组，总人口147784人，是一个集“边疆、山区、民族、贫困”于一体的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林业是屏边的优势产业。全县林业用地面积168万亩，占国土总面积的60％，以杉木为主的人工林近5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38．3％，林木绿化率48，5％。通过多年的努力，全县共创建乡村合作林场82个，国社联营林场21个，形成了村村有林、户户有树的局面。但是，在林业的发展历程中，由于受历史、自然、地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大部分集体林普遍存在山林产权不明晰、经营机制不灵活、利益分配不合理等突出问题，阻碍了林业的健康协调快速发展。根据省州党委、政府和林业主管部门的安排，屏边县于2006年8月4日正式启动林改工作，迄今已制定了各级实施方案666个，调解各类林权纠纷884起，完成外业勘查79万亩，林改工作顺利推进。     

宗族弱化与村民自治关系研究--以武汉市屏风村为例

如何看待村治中的宗族,以及如何在村民自治不规范时适当地强调宗族的正面效果,是当代农村问题研究的学者和政府权力应当深思的问题.和历史上的宗族相比较,现在的宗族处于一种明显弱化的状态.在转型时期,许多农村处于一种缺乏强制力的失范与失序状态.不仅村民自治这种制度供给未能树立应该有的权威,连宗族这种传统文化的整合形式也未能发挥作用.村民自治,一方面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还需要村民本身的文明素质.     

刑法应增设亲属相盗罪

亲属相盗属于亲属间财产侵害行为的一种，几乎世界所有国家的传统刑法和现代刑法中都有关于亲属相盗减免处罚的特别规定。为此，应修改我国现行《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把亲属相盗行为设定为自诉罪，并对之减轻或免除处罚。     

浅析盗窃罪中“秘密窃取”的认定

“秘密窃取”是盗窃罪的核心特征。“秘密”强调行为主观方面的相对性，即“秘密”是行为人对其行为的认识，行为人自以为其行为的秘密性是针对财物控制人而言的，且“秘密”是针对盗窃罪的实行行为而言的。“窃”是区分盗窃罪与其他犯罪的关键，在实行阶段，“窃”与“骗”共存的情况下，应以侵犯财产权的决定性手段为定罪依据。“取”是盗窃罪既遂的表现，即为了实现将财物据为己有的目的而建立起对财物的较被害人更为优越的控制。     

林权流转中的私法自治与国家强制

文章梳理了林权流转的制度流变,解读林权改革与林权流转的根本在于解放林业生产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林业的规模化经营及林业资源的最优利用。对此,在配套法律体系的构建方面,应当将“市场+私法”的模式作为林权流转的基础法制,厘清林权的物权属性,贯彻意思自治与合同自由原则,同时在私法建制的基础上,定位政府的角色并构建相应的监管机制,以培育林权市场、促进林业改革。     

量刑对象视野下的量刑程序改革

刑法现代化下的量刑应是指刑事责任的裁量,其蕴含着"量刑对象是犯罪人"这一量刑基本理念,要求量刑程序应独立于定罪程序,刑事审判应先解决定罪问题,后解决量刑问题。然而,《量刑程序意见》所确立的相对独立量刑程序并不完全符合如此量刑理念的要求,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致使当前的量刑程序改革陷入困境。有鉴于此,在被告人不认罪或者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建立独立量刑程序模式,应是我国量刑程序改革所要努力的方向。     

村民自治议事程序规则立法新探

村民自治议事制度是村民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过程中依次进行的步骤与方式的组合排列。《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其辅助法对村民选举进行较为详细的规则设定。村民自治议事的载体组织形式、议事程序启动机制、表决机制及救济机制是村民议事程序的基本要素。因此,村民自治议事程序规则立法应在上述基本要素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规划与设计。     

员工秘密取回老板拖欠工资行为之定性研究

电影《三枪拍案惊奇》中赵六陈七秘密取回老板拖欠工资的行为实乃当下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映。在我国当前刑法语境下,此类员工秘密取回老板拖欠工资的行为不同于窃取本人财物的行为,形式上构成盗窃罪。因为欠缺情况紧迫这一时机条件,该行为不属于自救行为,因而无法得到正当化。在目前公力救济无法切实保障被欠薪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劳动者无奈采取的私力救济又涉及刑事不法的困境下,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或可为其提供一条出路。     

行业协会市场规制权的行使问题

行业协会市场规制权的行使应当既要符合自身特点,也要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还应与政府的规制行为相协调。行业协会市场规制权的实现需要自力保障、公力保障和社会力量保障等多种保障途径。基于行业协会和行业协会市场规制权的特点,要对行业协会行使市场规制权的行为从立法、国家行政权、诉讼及社会力量等多角度进行控制。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林区治安的新变化与对策探讨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进一步深化我国林业改革、促进林业发展的重大举措。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林区治安发生了重大变化,如：破坏森林资源的重点转移到国有林区和生态公益林;一些林木生长“越界”的现象;过去不起眼、价值不高的林木现在成了盗伐者的重要盗伐的目标等等。这些变化直接影响着林区安全和林业建设与发展。为此,要针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林区治安的变化特点,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信用卡犯罪的新特点及对策

本文所称“涉卡”犯罪包括信用卡犯罪和使用信用卡、储蓄卡犯罪。我国刑法规定的信用卡犯罪大致有三类 :伪造信用卡、信用卡诈骗、盗窃并使用信用卡 ;使用信用卡、储蓄卡犯罪具有信用卡犯罪的一般特征 ,但犯罪手段更为狡诈 ,涉及的犯罪种类更多 ,社会危害性加大 ,而司法机关对之却往往难以适用我国现有法律定罪量刑。“涉卡”犯罪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产生、演变。目前 ,这一新型犯罪正呈日益严重之势 ,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 ,厦门市的情况就颇为典型。在打击对策上立案是关键性问题 ,各地公安机关应树立大局观念 ,联手合作 ,多警种协同作战 ;运用高科技手段 ,提高防控水平 ;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