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在甘肃民族地区实施的民族政策及其历史和现实价值

党的民族政策是做好民族工作的一把金钥匙。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实践。当年红军特别是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甘肃民族地区,是党和红军处在最危难的时刻,红军之所以得到各民族广大群众的鼎力支持,战胜艰险和困难,走向胜利,靠的就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坚决贯彻和执行。今天,回顾和探析这段历史,仍有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及其意义

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即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重视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帮助少数民族实行自治；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意义，一是对红军长征及中国革命的影响，二是长征促进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成熟。     

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在四川民族地区的实践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使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创造性实践和发展。党领导红军进入四川民族地区后对民族政策的探索和实践,丰富了民族政策的内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     

论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期间的民族政策

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十分重视民族问题,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一是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二是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化;三是重视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和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利益保护;四是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这些民族政策的实施,确保了红军顺利地通过了少数民族地区,最终实现了大转移,影响和推动少数民族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也为党进一步制定民族政策积累了经验。     

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及其启示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坚定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纵横驰骋于闽、黔、滇、川、康、甘、陕等省的苗、瑶、侗、彝、藏、羌、回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胜利地完成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得以检验、完善和发展,对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史无前例的,不仅有助于中国革命,而且也为建国后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奠定了实践和理论的基础。     

民族团结在红军长征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红军长征在四川藏区述评

红军长征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惊天动地、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和“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本文以长征红军在四川藏区的事迹为例,论述了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工作,说明红军长征的胜利,不但是共产党民族统战政策的成功,也是包括四川藏区各族民众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热情支持、共同奋斗的结果。     

浅析红军长征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致胜法宝。红军长征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征中,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红军战胜自然险阻、战胜党内分裂、冲破国民党围追堵截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红军长征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主要涉及宣传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理想信念教育、营造团结友善的军队氛围、军队纪律教育等。根据长征途中发生的各种情况,为了保证长征的胜利,灵活使用的方式方法主要有理论教育法、正反面教育法、教育与疏导法和批评与自我批评。     

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在四川的实践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的民族政策实践从红军长征时期开始,历经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的各个阶段,呈现出中国共产党百年俱进的历史轨迹。统一于"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实践,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四川实际相结合的鲜明特征,凸显四川民族工作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的创新性发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充实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巩固了四川民族地区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政治基础。     

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及其历史价值

长征期间,红军先后经过了社会情况复杂的中南、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地区。能否处理好少数民族问题,直接关系到长征的成败。党从实际出发,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以"反对民族压迫,坚持民族平等,坚持民族团结"为根本方针,以"建立民族自治政权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途径"为基本方针,并由此衍生出了一系列具体方针,从而形成了长征时期的民族政策。这套民族政策对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工作仍然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在云南地区的实践

长征时期,红军曾经两过少数民族众多的云南地区。能否处理好少数民族问题,直接关系到长征的成败。党和红军在云南地区坚持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坚持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实现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大联合;贯彻和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注重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武装政权,增强少数民族自我解放的内生力;开展土地革命,发展经济,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些政策都在云南地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本文对各类办公机构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的重要意义和怎样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提高时间运用和工作效率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述。     

论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分离状态下的责任认定

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案件中,当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处于分离状态时,应当对传统责任主体认定依据进行合理反思,并应该引入控制力和收益这两个标准,对机动车与其所有人的分离状态进行类型化分析,从而得出由实际控制人承担主要责任,由所有人根据过错程度和收益承担连带责任或者补充责任,以实现机动车损害赔偿中的实质正义.     

关于证据属性的若干思考——以证据的关联性为中心

关于证据的基本属性,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颇有争议。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三,即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二,即客观性和关联性。证据的客观性体现了证据的哲学存在性,为人们认识和把握证据的关联性提供了认识论;证据的合法性为人们收集、固定和保全证据提出了程序上的要求。在特殊情形下,某些不具备合法性或不具备客观性的材料仍可作为证据使用。证据的关联性才是证据的唯一基本属性。     

浅析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本文阐述了网络中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适合发展电子商务企业具备的特征和当前电子商务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论党的领导与共和国的成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和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适时和科学地为共和国的发展选择道路,提供理论指导,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千难万险,使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不断由胜利走向辉煌。引领共和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居安思危,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论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保荐职责的核心是上市公司信息公开担保义务.违反这种法定义务,构成对投资者知情权的侵害,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这种特殊侵权行为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由保荐机构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同时要厘清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与上市公司以及其他中介机构之间责任的边界,以保证保荐人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通过共识获得正当性——解释学视角下的司法过程

法律方法以促进"正当性"判决的获得为目标,而依据解释学及哈贝马斯的真理共识理论,判决的"正当性"来自于相关主体的共识。运用共识理论可以对具体司法过程做出融贯性解释,并可得出诸多具有启发性的结论。     

政府职能转变与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逻辑关联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要实现统一和谐,则需要一个中介和桥梁,这个中介就是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与政府职能转变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相互促进,相互合作,密不可分。     

市场经济与党的建设若干关系问题研究述评

自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以来 ,党建理论界就如何认识和处理市场经济原则与党性原则和共产党人价值观、市场经济及其首长负责制与民主集中制、市场经济与腐败的关系等热点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不足 ,如党性原则与市场经济原则、民主集中制与首长负责制等的关系问题还有待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并作出科学解答 ,研究视角也需要进一步转换和开阔     

从刑事诉讼立法角度谈侦检关系改革

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借鉴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做法,提高了对检察官公诉职能的要求,即要在法庭上亲自举证,通过事实说服法官,有效的行使国家追诉犯罪的职能。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检关系的规定,造成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不仅难以形成合力,共同服务于公诉职能,而且有时还相互擎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检察官的公诉职能。通过考察国外的做法,我国应重新调整侦检关系,强化公诉职能,加强检察权对侦查权的控制,完善我国侦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