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法治观辨析

中国先秦法家所倡行的“任法而治”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法治优于一人之治” ,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法治原则”、“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等 ,是讨论法治时经常提到的三种法治观。虽然这三种法治观都被称作“法治” ,但在治国目的、政治基础、人性假设、制度保障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     

略论法律至上原则

法律至上,是一切法治国家普遍奉行的原则,是法治之所以为法治而区别于专制、人治的根本特性.当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提出了"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的主张之后,伴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法律至上作为法治的一项根本原则,逐渐在支配着人类的治国观念.     

君子之道与法治国家

在西方，“法治”意味着“多数人之治”(民主),“人治”则意味着“少数人之治”。但在我国古代的“法治”观念里并无此义。却认为法为道之用，因而在法治国家里执政者就是“执道者”。所以只有知道、行道者的“君子”才能承担这一神圣任务。而“君子”在社会里却是少数。所以，“法治国家”并不意味着“多数人之治”,而是“君子之治”。这一“法治”怎么评价?想就此谈点浅见，并与西方的“法治”观念作一比较。     

论和谐社会的法治之维

和谐社会是古今中外的人民孜孜不倦永恒追求的理想社会。法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法治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维度与支柱。“法治”是相对“人治”而吉，即法律主治，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生活方式和一系列的观念、理念及社会的运作模式、社会秩序。和谐社会指由人参与的社会中，社会内部各种要素、各种关系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有序稳定状态。为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推进法治。实现和谐社会要采取较完善的法治路径有：理念当先、引领深邃思维前沿；良法之治、构筑完备法律制度；运作协调、昭展和谐社会状态。     

律师职业与法治的辨思

法治与人治是两种相互对立的治国方略。人治是一人(或几人)之治(君主专制或贵族政治),法治是众人之治(民主政治);人治依据的是领导人个人的意志,法治依据的则是体现人民大众意志的法律。人治与法治的分界线是:当法律与当权者的个人意志发生冲突时,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是法律高于个人意志。或者说,是“法依人”还是“人依法”。“一般说来,在国家管理中,偏重于人的作用还是偏重于法的作用;在个人意志与法律冲突时,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是法律权威高于个人意志;这就是我们说的‘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作为一种社会调控方…     

试论依法治国理论和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继续向纵深推进，并取得了两个根本性的突破：一是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二是政治体制在治国方略上由“人治”向“法治”转变。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是一场空前的制度变革，也是一场深刻的观念更新；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更是一项艰巨的政治工程。启动并实施好此工程，需要深化对法治的理论认识，需要在实践中重视不容忽视的几个问题。一、法治思想，源远流长作为治国思想和治国原则，法治发端于西方。法治双重含义：一是依法律治理国家（Rulebylaw）；二是指法律的统治（Ruleof…     

空白刑法规范的罪刑法定机能——以现代法治国家为背景的分析

现代法治国家兼具自由法治国与社会法治国、形式法治国与实质法治国的双重性格,这导致现代行政法的使命由单一阻止行政权的扩大化到兼而具有改善国民经济生活以完成福利国家的任务。受此影响,许多国家突破了以往在刑法体系中只规定自然犯的传统框架,越来越多地在刑法中通过空白刑法规范的方式规定行政犯。用法治国的罪刑法定主义衡量,空白刑法规范既符合罪刑法定主义的民主法治原则和法律专属性原则,同时也是罪刑法定主义之明确性原则的体现和运用,是与现代法治国思想及罪刑法定原则相一致的一种刑法立法模式。     

走向新世纪 法治的现实与趋势──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暨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年会综述

1998年春，来自全国各地教学、研究、立法、司法部门的法理学者百余人汇聚北京，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了广泛深人的探讨。现将会上的主要观点摘要如下：一、从法制到法治郭道晖认为，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的基本治国方略，标志着由“人治”到“法治”和克服“以党治国”的弊病到实行“以法治国”的历史性转变。它明确了人民（包括作为领导力量的共产党）是法治的最高主体。这既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也可防止“党权高于一切”的错误。孙育玮认为，法制就是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经由国家政…     

走向新世纪:法治的现实与趋势——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发言摘要

1998年春,来自全国各地教学、研究、立法、司法部门的法理学者百余人汇聚北京,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摘要如下: 一、从法制到法治郭道晖(中国法学会教授、《中国法学》原总编):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的基本治国方略,标志着由“人治”到“法治”和克服“以党治国”的弊病到实行“以法治国”的历史性转变。它明确了人民(包括作为     

论行政法治原则的地域化

本文将行政法治原则视作一种依次由行政法治理念、行政法律制度体系、行政法治实践与非正式制度体系所构成的知识谱系，并提出“行政法治原则的地域化”这一命题，将行政法治原则定位为一种地域性知识。文章首先对这一命题的涵义作了正面阐释，认为行政法治原则具有流变性、回应性、共识性与乡土性．并附带地澄清了一些可以预知的误解。其次，采用“理想类型”的方法，将行政法治原则的地域化归结为形式性、实质性与整合性三种理想类型。再次，探讨了导致行政法治原则地域化的制约条件，作者选择了民主体制、分权结构与理性观念这三个因素来解释行政法治原则地域化的成因。最后部分是余论，作者罗列了几个在正文中不便表达、但并非不重要的观点。     

一脉相承的法治蓝图——依法治国发展历程

法治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的一项伟大的发明.“依法治国”虽然只有四个字,却是一种治国思想体系、一种治国原则体系和一种治国制度体系的总成,包含有丰富的内容.站在历史的节点回望过去,那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法治勃兴画卷,记录着共和国法治发展的脉搏动律.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提出健全法制目标,到1999年依法治国写入宪法,再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理念渗入国家治政肌理.     

法治漫谈

“法治”（Ruleof Law）是什么？古今中外，概莫一是。中文“法治”一词最早见于先秦诸子文献。《管子·明法》中有：“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商君书·任法》中有：“任法而治国”。在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曾经有过“儒”“法”两家关于“人治”与“法治”之外辩。梁启超在1922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分别用“人治主义”和“法治主义”来概括儒、法两家的主张。     

略论春秋战国时期的“法治”与“人治”

“法治”与“人治”是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法律思想领域中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课题。当时所谓“法治”，用法家自己的话说，就是“以法治国”(《管子·明法》、《韩非子·有度》)或“垂法而治”、“缘法而冶”(《商君书·壹言、君臣》)。     

建设法治国家:走向新世纪的伟大举措

从法制到法治郭道晖（中国法学会教授＼忡国法学》原总编）：党的十五大把“依在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的基本治国方略，标忑着中“人治”到“法治’吁D克服“以党治国”的弊病到实行“以《治国’怕）历史性转变。它明确了人民（包括作为领导力量的共本党）是法的最高主体，这既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也可防止“免权高于一切”的错误。魏宏／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博士）：v／乃I法制并不具有社会生活价值的天然界分。法制，作为法律制l尝，是口家制定和认可的人们行为规范的结构和运作体系，而法治指依法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公共…     

对法家“法治”说质疑——评梁启超的一个观点

<正> 先秦法家管仲、慎到、申不害、尹文子、商鞅、韩非等人,只说过“唯治为法”、“以法治国”等话,并没有用过“法治”这个概念。他们有时虽然也把“法”和“治”连在一起用,但表达的只是用“法”来“治”理国家的意思,而不具有“法治”概念的涵义。首倡法家“法治”说的,是梁启超先生。后来有些学者也讲过法家是搞“法治”的,但寻根溯源,都源于梁启超先生。     

重述法治社会的形成及其特点--兼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如何可能

亚里士多德确立了西方古典法治理念的法律至上、正义、法律中立、平等、民主和中庸的原则。市民社会和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存在是西方法治社会存在的前提。中国的法治之路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西方。“依法治国”的推行,从一开始便表现出“依规治国”的强势劲头。执政党以“法治国”作为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更多地强调的是一种执政方式的转变。国家成为建构“法治国”的主体和主要推动力量,以及突现道德的治国功能,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特色。在当今中国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不可能通过如西方社会那样的方式从市民社会的土壤中逐渐地生长出来,而更可能通过政府或半政府行为促成。目前所需要建构的应当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精神或理念——“职业认同”,其内容应当以现代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为基础。“职业认同”无法通过行政的方式构建,其自然生长的过程将是漫长的,且依附着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     

论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中的依法行政

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是高等教育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等教育管理中具有主导性和决定性作用。法治原则是全部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作为一种观念和实践反映在教育管理上,就是把学校组织纳入法律调节的范围,因此实现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依法行政是提高高等教育管理效率与质量的关键所在。     

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

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确立依法治国为治国的基本方略。1999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从根本大法的高度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目标。这是中国在宪政体制上彻底否定人治，坚定不移地走上法治道路的划时代的进步。这一我国法治建设史上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值得我们纪念。     

宪法权利和司法保护

依法治国的第一要素是宪治 ,从宪治思想的确立到宪治的具体落实 ,到行宪 ,这是依法治国方略落实到依宪治国层面的具体运作过程。行宪的内涵主要是将宪法精神、宪法原则、宪法要求和宪法规范贯彻于立法、执法、司法、监督、法治意识传播等多个领域。目前 ,通过立法法的施行和全民普法工作的推行 ,宪法的功能已在立法和法治意识传播中有所体现 ,尽管还体现得不够。而在行政执法、司法救济、法律监督等领域 ,宪法功能还近乎是一种“空气的震动”（列宁语）。当然 ,法治、宪治的实施是渐进的 ,不是激进的 ;然而 ,经过２０多年的新时期法制建设 ,…     

财税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担当

十八届三中全会高度强调财税法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历史担当。财税法在不同的国家形态下具有不同的价值和功能定位,而财税法的变革又往往成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先声与推手。相较于其他改革路径,财税法治是我国民主法治进程中共识最大、阻力最小、最容易操作的优选路径。在民主法治精神下,财税法强调公共财产、理财治国、财政控权、纳税人权利保护的观念。财税体制改革是推进全面改革的突破口和"牛鼻子",是理顺立法与行政、中央与地方、权力与权利关系的重要抓手。目前,设税权回归全国人大与预算权合理配置是我国财税法治建设的两大焦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