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权正当行使的限制维度——一种思想史的考察

从思想史中考察立法权正当行使是否应当受到限制,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个脉络。一个脉络认为立法权行使应当受到限制,尤其是立法权行使存在着内在限度;另一个脉络从主权学说入手,从逻辑上推出立法权行使不应当受到限制。就这个论题的当代意义而言,我们可能并非需要一个非此即彼的答案。洛克林对规范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划分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当下中国立法权要实现正当行使,必然需要接受限制,更为重要是,我们需要一个批判性的理论范畴来审视、检验中国当下的立法。     

浅析《权利法案》对美国立法权的限制

《权利法案》是美国立宪过程中一部重要的宪法性文件,其中有关"不得立法"、"正当法律程序"的条款,从侧面对公民的权利予以保护,使立法权的行使受到公民权利的制约。分析这些制约,对如何实践我国立法原则中的宪法原则也有所启发。     

立法权去中心化与立法模式转变

立法权本应属于人民全体,只是交由代议机关行使,但是立法权的所有与行使的分离使其有被滥用的可能,由此导致立法权在行使时出现趋中心化:立法权绝对化、非理性化、将立法权而不是公民作为立法过程的核心。因此,应着力实现立法权的去中心化,实现立法权行使范围和方式的变革。立法模式应该实现由单一政府立法到政府立法与社会立法相结合的转变,更多地发挥公众、社会团体和专家的实质性作用。     

论国务院立法的几个问题

一、国务院立法权的构成政府有没有立法权、能不能行使立法权?这个问题在许多人看来是应当给以否定的回答的,在有的人看来这个问题的提出就是荒谬的。他们认为,立法权是立法机关的职权,政府的职权是行政,岂能享有和行使立法权。但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应当是肯定的。立法权是个综合的概念。就立法权的类别、层次来说,有国家立法权(中央立法权),也有地方立法权;有权力机关(立法机关)立法权,也有政府立法权。就立法权的内容来     

论行政立法权

论行政立法权刘恒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我国行政立法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行政立法的现实，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行政立法的基本前提问题──行政立法权。行政机关能不能立法？行政机关能否行使行政立法权？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立法权的依据何在？行政立...     

论立法权的新闻舆论监督的正当性及其困境

法治首先是良法之治,然而我国目前很多法律立法质量不高,与社会生活和民众的立法需求脱节,极大地影响了法律的权威,这与立法权的不当行使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对立法权运行的监督,尤其是拓展民众监督立法权行使的途径。新闻舆论监督立法权运行的价值和意义应该引起重视。文章主要分析了立法权的新闻舆论监督的正当性和困境两个方面的问题,期待引起人们对立法权的新闻舆论监督问题的思考。     

论立法权的新闻舆论监督的正当性及其困境

法治首先是良法之治，然而我国目前很多法律立法质量不高，与社会生活和民众的立法需求脱节，极大地影响了法律的权威，这与立法权的不当行使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对立法权运行的监督，尤其是拓展民众监督立法权行使的途径。新闻舆论监督立法权运行的价值和意义应该引起重视。文章主要分析了立法权的新闻舆论监督的正当性和困境两个方面的问题，期待引起人们对立法权的新闻舆论监督问题的思考。     

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决定方式行使立法权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采取制定“**法”和作出“决议”或“决定”两种方式行使立法权。梳理历史发现,当创设局部性、临时性或应急性制度,或处理一次性事项时,未以制定“**法”而以决定方式行使立法权。以决定方式行使立法权,可能影响《宪法》与《立法法》规定的法律制定程序的严肃性,模糊立法权与其他权力的区别,使得难以有效规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行使。立法权的历史起源和实践经验表明,立法可以处理一次性事项;根据法治要求,有些一次性事项的处理只能行使立法权。为避免决定方式行使立法权可能造成的问题,应当统一立法权行使的程序;从长远看,应统一立法的名称为“**法”。     

什么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

立法权是指制定、修改或废除法律的国家权力。它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特有的权限,其它的任何国家机关都不能享有。我国宪法规定,修改宪法和制定法律的职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一九五四年宪法曾明确指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这表明其它任何机关都没有这项权力。立法权只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就能完整地准确地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保持法律本身的稳     

行政执法"陷阱"漫谈

作为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行政执法机关,应是公平公正的化身,不能在行政执法活动中进行"陷阱"执法。综观实际社会生活中的众多案例,行政执法活动中还存在诸多"陷阱",行政执法"陷阱"的背后多是违法行政、不当行政。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时“其他股东同意权”制度研究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时其他股东同意权之规定,对于体现公司的人合性内在要求、维持公司既有内部权力格局、保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基此,该规定应一体适用于股权内部转让与外部转让两种情形.股权转让时通知对象、通知方式及通知内容,以及其他股东同意权行使的方式及效力等立法设计应进一步科学化,以提升可操作性.无论自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角度考虑,还是从我国现行立法条文分析,应赋予公司章程更大的自治空间与效力范围,同时给相关股东及第三方应有的保护.     

论平等权的立法保护

平等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保障平等权的实现是摆在我国法律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除了司法权、执法权受平等权拘束外,立法权也应受平等权的拘束,这就要求从立法上来设立平等权保护的标准,亦即合理差别对待的标准。而平等权立法保护的实现有赖于在我国切实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并加强有关平等权保护的立法工作。     

凯尔逊的“纯粹法”理论研究

本文主要是介绍和评述凯尔逊的“纯粹法”理论。首先,作者解释了“纯”的含义,以及凯尔逊提出“纯粹法”理论的目的。其次,对凯尔逊关于法律的概念、法律规范的形式结构、法律规则的体系等重要思想进行了介绍。再次,对凯尔逊思想中的公理化的倾向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凯尔逊的命令性规范的逻辑的思想。最后,对凯尔逊的思想进行了简短的评述。     

完全的实体权利消灭主义:我国诉讼时效效力立法的应然选择——诉讼时效基本理论的反思与我国诉讼时效立法的重新选择(之四)

既有的关于诉讼时效法律效力立法模式中的诉权消灭、胜诉权消灭和不完全的实体权利消灭主义,存在理论上不可克服的内在逻辑矛盾.抗辩权产生主义的立法模式在法律逻辑上可行,但难以充分发挥诉讼时效的债权信用保障功能,与诉讼时效的理论基础不完全吻合,仍然可能对交易安全构成伤害.我国关于诉讼时效法律效力的民事立法,应当抛弃所有既存模式,以完全的实体权利消灭主义作为选择.在实行完全的实体权利消灭主义同时,可适度延长诉讼时效期间,借助于债法的不当得利和撤销权制度,弥补完全的实体权利消灭主义立法模式可能带来的不公平.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标准:“重要程度”还是“影响范围”?

我国目前主要是把立法事项的重要程度作为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标准。从立法实践来看,这种划分标准不仅容易造成中央立法在某些事项上的虚置与空缺,而且更容易造成地方在一些亟需以地方立法形式加以调整的事项上的不作为、难作为或乱作为。根据现代立法民主化与科学化原则,并且参照国外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划分的经验,我国中央与地方立法事项的划分应合理引进影响范围的标准和方法。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制度的可行性

现行法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制度的规定较少,然而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应当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制度的可行性。承认该制度的可行性不仅符合物权法立法的目标、物权法体系和谐的要求以及现实生活的需要,而且从解释论角度讲,该制度符合立法背景、立法目的,能够达到法律体系的合理性。     

上下位法间的效力优先与适用优先——兼论自治法规、经济特区法规和较大市法规的位阶与适用

效力优先是下位法与上位法抵触的情况下,上位法的＂效力优于＂下位法,其根据是梅尔克—凯尔森位阶理论的第一要义：上位法是下位法的效力依据,下位法的创制应当符合上位法预设的创制方式和内容;而适用优先是下位法符合上位法的情况下,下位法的＂适用先于＂上位法,其根据是梅尔克—凯尔森位阶理论的第二要义：下位法是上位法的具体化和个别化。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属于效力优先,不存在例外。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经济特区法规的位阶低于法律、行政法规,其变通规定优于法律、行政法规不是效力优先的例外,而属于适用优先。较大的市的地方性法规的位阶低于省级地方性法规,其与省级法规适用中的难题也可从效力优先与适用优先的区分中寻求解答。     

议行合一原则应当彻底抛弃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议行合一“就是“议”和“行”组织的同一与职能合一。“议行合一”作为一个描述社会主义政权权力结构的概念与社会主义的现实不符,作为一种理想的权力结构模式更是有害。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议行合一”只有在不正常的时期才短暂地存在过,除了战争年代,它给人们带来的是灾难而不是福音。因此,“议行合一”的理论与原则应当彻底抛弃。     

政府与议会间立法互动关系之评价标准

政府与议会间的立法互动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立法问题,而且是一个宪政问题.评价政府与议会间立法互动关系的标准有三,即宪政民主的基本价值标准、产生良法的能力的标准和实效标准.其中宪政民主的基本价值主要包括:人权、民主、法治和控权;产生良法的能力的标准要求能产生基于可靠的信息基础性,具有及时性、融贯性、有效性和回应性的良法;实效标准,即实践检验标准,是指一种制度安排是否在现实中有效地运行,并实现其原初设计之功用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