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起诉环节非法证据排除工作机制研究

刑事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实现了非法证据排除的有法可依,有利于强化公诉权对于侦查行为合法性的监督,遏制非法取证,加强人权保障,实现司法公正。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作为排除非法证据的当然主体,应当通过公诉实践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性操作规则,建立健全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机制,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担负起法律守护人的职责。     

公诉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实务研究——以刑诉法再修改为视角

新刑诉法补充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明确了检察机关在庭审调查中承担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并赋予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的调查核实权,对有效遏制非法取证行为,准确指控犯罪,保障公民人权有重大意义.本文试以学习领会新刑诉法中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并贯彻应用于公诉实践为主线,来探讨检察机关如何在公诉工作中排除非法证据,维护司法公正.     

民事诉讼证据失权在法律适用中的困惑及改造

确立有限度的证据失权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史上的里程碑.由于该制度的法律后果过于严格,无法兼顾诉讼效率与公平及案件实质真实的发现,且与之相适应的审前准备程序中的配套制度未进行有效整合,导致实践中运行不畅,对当事人法益保护不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诉讼目的的实现.因此,比较域外立法,结合审判实践,以发现案件实质真实为视角,反思我国有限度的证据失权制度,对其加以改进与完善尤为必要.     

提起公诉证据标准之内在机理

<正>不当起诉不仅会严重破坏公民的正常生活,而且会使国家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陷于混乱。为了防止公诉权滥用,保障犯罪嫌疑人免受不当起诉,提起公诉必须具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涉嫌指控的犯罪。“仅有嫌疑不足以授权国家超越自然权利干涉公民的生活,将他们送交审判。”而且,“没有社会能够忍受一个如此无情的法定起诉原则:无论指控证据多么薄弱,检察官都需要对每一个案件提起公诉。”这就提出了如何构建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以下简称“公诉证据标准”)的问题。近年来,不少学者对我国公诉证据标准进行了深刻而卓有见地的反思,学界对维持还是降低我国公诉证据标准的证明程度产生争议。但对国外(特别是日本)的公诉证据标准还存在误识,对各国公诉证据标准的决定因素缺乏基于刑事诉讼体系的系统化考察。笔者希望能借此方法,在充分解释各国公诉证据标准成因的基础上,解释、论证我国的公诉证据标准。     

论刑事鉴定启动权制度

刑事鉴定启动权制度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司法鉴定制度的基本特征，也体现了一国诉讼制度设计的模式，更影响一国权利保障体系的配置结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应当对公诉案件与自诉案件架构不同的鉴定启动机制。公诉案件在保留现存鉴定启动权制度下赋予当事人鉴定的申请权，增加当事人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选择权，并对职能部门的启动鉴定权进行限制性制约，在完善鉴定结论“告知”制度的同时，建立“立证、留鉴、备鉴”制度；自诉案件实行当事人启动权制度：建立与诉讼制度、证据制度相协调的鉴定启动权制度。     

论审前程序中公诉权运行机制之再完善——一项基于重大有影响案件公诉实务的探究

在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体制下,由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分阶段主导的刑事审前程序对案件的最终裁判结果和司法办案效果具有实质影响力。以办理重大有影响案件为例,在现有的刑事诉讼程序和办案模式下,公诉权运行机制遇到了诸多制度、实务瓶颈。完善公诉权运行机制,要处理好公诉权与侦查权、办案组织构架与案件、公诉部门与案件当事人以及检察机关与舆论、媒体的关系,具体而言,应建立检察引导侦查制度,优化公诉人力资源配置机制,推动审前沟通机制实质化发展并完善涉检舆情预警、应对机制。     

论刑事程序中的控审分离

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领域中,不少问题的争议之所在,涉及控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由于我国绝大部分刑事案件为公诉案件,故在刑事程序中,所谓控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集中体现在公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上。譬如,以量刑轻重作为划分审级管辖的标准之一,是否会导致     

论证据合法性的证明——兼评修改后刑诉法关于证据合法性证明的规定

证据合法性的证明问题包括证据合法性证明程序的启动、审理以及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等问题。当事人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清晰明确、符合逻辑的相关线索与材料,使人对证据合法性产生疑问的,法官即应当作出启动证据合法性审理程序的决定。控辩双方以依次轮换举证的方式实现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但控方的举证要达到"确信"的程度,辩方的举证只要达到"合理"的程度。控方对非法言词证据的证明应当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对非法实物证据只需达到"优势证据"的标准。证据合法性证明的审理程序在庭审中进行,但应遵循一定的庭审规则,以最大程度减少因其与事实审理程序混同而产生的程序混乱。     

论我国公诉权制约机制的不足与完善

建立起完善的公诉权制约机制对于促进公诉权依法公正行使意义重大。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公诉权制约机制,应当建立刑事预审程序以完善对起诉权的制约,建立刑事被害人司法审查申请制度、改进人民监督员制度,以及加强和完善法院和被告人对公诉变更权的制约。     

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的改革

为了适应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进行了刑事诉讼法的改革,确立了新刑事诉讼法,从传统的刑事法理论体系来看,我国施行的是公诉案件禁止证据的司法制度,而刑罚权又是典型的公权力,以旧有的证据方式处理刑事犯罪是已无法满足现有的法律结构,因此,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基于此,本文围绕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的影响阐述其对该制度的改革,并由此提出优化证据制度的对策.     

权利外“行为自由”的规制

我国因缺乏对基本权利的权威解释,以致目前出现了因禁乞、限制设置室外可见的室内广告等引发的行政合法性危机。基于我国国情,我们无法照搬西方宪政的经验,而只能创造出"权利外行为自由"的概念,将不为法律限制也不受法律保护的行为纳入其中。这样的自由对国家权力仅具弱拘束力。根据对我国《宪法》文本的学理解释,国家有权对权利外行为自由进行规制,但对不具负外部性的行为和不具规制必要性的行为,国家不得规制。为保障规制权不被滥用,规制主体有义务作出让公众信服的理由说明,确保不存在"多数人的偏见"和"少数人的偏见"。     

论公众人物及其隐私权

公众人物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并且与社会公众利益有关从而为该时空范围内的人们所广泛知晓和关注的人物。其判断标准有两个：一是社会知名度，二是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关。由隐私权的基本权利性质决定，公众人物作为社会大众中的一员享有隐私权是无可争议的，公众人物的隐私权理应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并且，基于公众人物隐私权不同于普通公民隐私权的特性，应当加大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的保护力度。     

初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设立中间程序的合理性

公诉权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诉讼的请求权 ,作为一种公权力和诉权结合的权力形态 ,一方面要求从公益原则出发扩大公诉权自由裁量权的范围 ,以发挥非刑罚化矫正犯罪的功能 ,另一方面 ,为防止公诉权的滥用 ,必须使公诉权接受司法审查 ,以达到保障人权之功效。由于我国公诉审查机制存在严重的缺陷 ,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因此 ,从总体上重构我国刑事审前程序 ,建立中间程序 ,发挥中间程序的多重价值功能 ,实现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科学化、合理化。     

个体主义公共观:公共经济关系的宪政哲学取向

个体与公共是公共经济关系的基本哲学范畴。就个体与公共的应然关系而言,组成公共体是个体的需要,是个体合作与沟通的桥梁。公共是为广大个体的权利服务的,公共是具体的、历史的,公共离不开个体,但又不为某一具体的个体而存在。公共并不必然优先于个体,个体是公共的逻辑起点,公共是个体间满足共同需要的合意,是个体间的联结,是一种社会机制和社会建构方法。个体并非绝对利己,是利己与利他的辩证统一;公共并非绝对利他,至少不必然普遍利他。在公共体内产生矛盾的时候,需要以宪政来控制公共体向社会和个体发恶的可能性。公共可能是一种福利,也可能是一种危险,公共经济行动必须接受宪政约束,公共的形成必须满足基本的宪政条件,必须支付必要的宪政成本。     

公益诉讼诉权的宪政解释

诉权不只是民事诉讼法学中的特有概念,其他诉讼中同样存在诉权问题.近年来,损害公共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却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公益诉讼的案件时被提起,但是获得支持的很少.关键在于法律对公益诉讼的诉权确认不够.因此,赋予社会公益权利主体相应的诉权就尤为必要.公益诉权本身是一种民主管理的权利,是一种社会公益权利主体以诉讼方式直接参与国家社会经济事务管理的权利,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宪政权利.从宪政的高度,反思传统诉权理论的不足,论证公益诉权存在的法权基础,通过公益诉权切实践行人民主权,正确处理公益诉权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对构建行政公益诉讼之可行性探究

传统的行政诉讼只允许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提起诉讼。当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或消极的不作为危及社会公共利益时。有关的社会主体便无法通过司法手段监督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由个体利益所构成，若对受损的公共利益没有人去关注。那么，个体的利益受到威胁自然难免，而更重要的是等于对行政机关的这种违法行为坐视不管，放任自流。通过构建行政公益诉讼。赋予相关的社会主体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既解决了公共利益受损的问题，又监督了行政机关行政权力行使的合法与否的问题，在目前既是可行的，又是必要的。     

论环境损害赔偿立法中的环境公益保护 --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角度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可以规定社会团体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必须以其成员主张环境公益受损为先决条件;可以明确公权机关的诉权优先于公民或社会团体的诉权;可以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规定为法定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公权机关,将检察机关定位为监督和支持有关主体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对救济是否充分及时进行法律监督的机关.环境公益的民事救济应当采取以恢复原状、消除危险为主,以赔偿、停止侵害、排除危害为辅的方式,同时探索新的民事救济方式.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赔偿对象可以确定为某种环境公益基金,该基金独立于政府,负责对环境公益的维护,并不限于受损的环境公益范围填补或增进环境公益.     

我国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厘定与处置

公共利益的需要是土地征收制度建立的合法性基础,对其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公共利益有不确定性特点,在公共利益的判断标准上,应当实行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相结合。我国土地征收实践中公共利益认定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我们应借鉴其他国家的土地征收相关立法,总结我国土地征收实践,有针对性地提出采取如下措施:扩大信息公开范围,建立听证、复议和复审程序、公开程序和监督程序。     

公法上不当得利研究

公法上不当得利是指在公法范围内,欠缺法律上的原因而发生的财产变动,致一方受有利益,他方受有损害,受损的一方有请求返还所受利益的权利,其判别标准为:公法关系、财产变动与欠缺法律上原因。在我国,宪法上的财产权、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原理与财产法上的衡平原理均为公法上不当得利存在的法学基础。公法上不当得利按不同标准可分为多类,但按请求权分类已成为习惯,可将其分为相对人向国家或其他行政主体请求、国家或其他行政主体向相对人请求与机关间相互请求等,这些在我国现存的公法规范中均有所体现。     

海洋的“公物”属性与海域用益物权的制度构建

自罗马法以降,海洋即具有＂公物＂属性。国家领海主权与国家海域所有权的出现,亦未改变海洋的＂公物＂属性。由这一属性所决定,海域用益物权的法理基础,不可能建立在国家海域所有权的＂权能转移＂基础之上,而只能建立在海洋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公共利益基础之上。由此出发,海域用益物权制度的构建,应通过严格法定主义原则,来适应明确界定公共利益范围的法治要求;在海域用益物权合同的订立中,国家不享有承诺自由,并且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应受到第三人利益的限制;将海洋渔业养殖许可与海域用益物权相割裂,将前者视为一种资质许可的观点,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