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涵量、法官裁量与裁判自律

<正> “法律涵量”与“法官裁量”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从静态来看,“法律涵量”限制着“法官裁量”,“法律涵量”越大,“法官裁量”也越大,反之亦然;从动态来看,“法官裁量”是实现“法律涵量”的载体或过程。“法律涵量”过大必然造成“法官裁量”过大,在法官综合素质状态不佳的情况下,势必造成裁判不公、司法不一,出现“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甚至枉法裁判。为解决这一难题,有必要引进“裁判自律”机制,使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仅要受法律、司法解释的制约,还要受法院制作的并经审核批准的判例的制约。这也许是在我国当今法制实际状况下,继审判方式改革、错案责任追究制之后,从深层次、从根源上推行司法改革的重大措施。     

自由裁量论研究——以德沃金自然法学和包容性实证主义法学中的自由裁量论为视角

在法官造法意义上的“自由裁量论”争论中，德沃金认为司法过程实际是法官们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依法行使自由裁量践行裁判，反对法官造法意义上的“自由裁量论”。所有的法律实证主义者都同意法官造法意义上的“自由裁量论”，基于对法律效力的渊源类判准和内容类判准的不同理论主张，包容性实证主义法学与排他性实证主义法学在此种“自由裁量论”适用空间上也存在着极大差异，渊源类判准及内容类判准适用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不同适用空间也是包容性与排他性实证主义法学的理论分野所在。     

司法的"场域"分析?--以1997年的一次学术论战为背景的展开

在目前的体制下,司法审判是一个法官由“非司法者”角色向“司法者”角色转换的过程。这种转换是一个法官在多重“场域”夹缝中艰难穿行,并在一个特定的“场域”中进行公共选择的结果。     

论民事诉讼调解中的法官角色

法院调解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谈到法院调解,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就是法官。法官在调解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同时由于司法环境的变化和调解制度自身的缺陷,法官在调解中也带来了不少负面的效应,本文在此试就民事诉讼调解中的法官角色做简要的分析和论述。     

坚持司法能动 依法服务大局 对江苏法院金融危机司法应对工作的初步总结与思考

对于司法运行方式的定位,存在着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西方法治语境下,司法能动或司法克制是法官在进行自由裁量时享有多大的自由或者受到多大的限制的程度问题。司法能动主义的维护者强调的是法官要‘实现正义'的使命,从而倾     

司法克制下的司法能动

司法能动或是司法克制体现了法官释法的意识形态。司法能动和司法克制是法官在司法中进行自由裁量时享有多大的自由或者受到多大的限制问题,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可供遵循。在我国当下,去除僵化的司法克制与无序的司法能动,并且实现司法克制下的司法能动应是明智的选择。     

司法三段论——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作为法官判决的思维技术,司法三段论在限制司法权力的任意和专横,维护法律的安定,实现司法形式理性化方面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近代法治理想尽管限制司法审判中人的主观恣意,控制法官的自由裁量,但在实际的司法裁决过程中,价值判断的地位同样不容忽视。作为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司法三段论,在司法过程中体现了法官的职业理性,无论过去、现在甚至是将来仍然是法律适用的主导思维模式。     

裁判文书改革与法官自由裁量

裁判文书改革是近两年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法官自由裁量是司法权行使的重要体现,也是司法改革的关注点。裁判文书改革对法官正确自由裁量意义重大。改革后裁判文书应该从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两方面体现并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     

认真对待司法经验——兼论《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4条

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64条第一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法官在没有法律规定,或者法律规定不明的情况下,运用日常生活经验进行自主判断的权力,为法官的“无法”司法提供了制度依据。而法官的自由裁量离不开司法经验,广义的司法经验是泛指司法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和积累的关于法、法律和案件纠纷处理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是整个司法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司法职业共识。狭义的司法经验则仅指法官个人在司法实践活动中的心得和体会,以及逐渐积累的知识和技能。在成文法背景下,司法经验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法官的事实审理过程,具体地讲,司法经验在司法认知、事实推定、法律和证据选择、证据判断和证据采信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当重视司法经验,并且在司法实践中合理利用司法经验;同时为防止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将司法经验的使用限制在合理的制度允许的范围内。     

司法过程的性质

司法过程是一种基于经验的判断,是一种利益衡量和自由裁量,在当前中国转型时期体现出协调与变通的特点.司法过程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但促使法官作出公正裁判的关键因素是法官的良知.基于良知的衡平,是司法过程最重要的特征.     

当事人共任仲裁员不能之救济实践及完善

当事人共任的仲裁员包括独任、首席和仲裁公断人三种类型。由于仲裁当事人处境变迁、仲裁协议约定不明、仲裁员名册硬性限制,以及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异化,都可能导致共任仲裁员不能的难题。中国仲裁立法、各仲裁机构仲裁规则在救济当事人共任仲裁员不能时均采机构负责人直接指定的方式,但此种方式容易导致权力寻租等连锁问题。为最大化当事人在共任仲裁员问题上的合意,应当重构中国仲裁实践的救济方案,以"穷尽一切共任合意之救济手段"为规则,抵消机构指定这一体现"相对意思自治"精神的方法之消极效应,通过相对意思自治的再次相对化,在共任仲裁员问题上寻找自治与外力、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最优解。     

从历史的深处走来——漫议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政治与司法改革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当代中国司法改革，乃是中国社会整体性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殊的政治语境尤其值得人们关注。一方面，政治改革必定涉及司法机制和相关原则的调整；另一方面，不断深化的司法改革在一定意义上将推动政治改革和发展，而不仅仅是纯粹法律制度意义上的变革。当代中国直面的这种政治与司法的关系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政治语境乃是历史性地生成的。     

英国“租约并入提单”百年史话及现状

全面介绍英国学者David Martin-Clark在第十五届国际仲裁员会议上发表的论文Incorporation of Charter partyClauses into bills of lading—The Ebb and Flow in EnglishLawover the last100years,详细介绍文中所述的12个相关案例及英国法官的几点结论。     

儒家“中庸”之传统法文化观照

＂中＂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性格特征。随着思孟学派经典《中庸》的出现,以及儒学的意识形态化,＂中庸＂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人生哲学与社会政治。中庸的思想大致呈现出儒家至德、本体论、方法论三个面相,通过不同进路观照于传统法文化。中庸主义一方面要求通过内圣功夫,经由个人内在道德的修养,修塑＂治人＂之主体人格——传统法文化中秉持＂直道＂,追求无讼,注重调解,兼顾情理法的司法官员;另一方面,在外王意义上,中庸通过治法之和合构建并维持一种超稳定的统治秩序,传统法文化中德刑相辅、礼法融合、宽猛相济、人治＂和谐＂诸特质均为其题中之义。     

仲裁员的民事赔偿责任之比较研究

仲裁员是否要对其在仲裁过程中实施的故意或过失行为而给仲裁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承担仲裁责任?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强调仲裁员的“准法官”的特殊身份,赋予其仲裁责任豁免权;而大陆法系国家则认为仲裁员与当事人存在着某种合同关系,强调仲裁员的身份与一般技术人员一致之处,要求仲裁员承担仲裁责任。本文通过对两大法系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理论和实践的比较,提出了“有限的仲裁责任豁免论”,主张仲裁员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条件下可以享受仲裁责任豁免,但超出一定的条件和范围则应承担仲裁责任。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现行《仲裁法》的有关规定作了肯定性的评析。     

英美两国刑事法官的证据调查权评析

人们长期认为,英美法系的法官在法庭上一般是消极、被动地听审,却不能积极调查证据。事实上,英美两国的立法与审判实践却表明:法官可以询问证人、传唤证人出庭,或进行"庭外勘验"。尤其在没有陪审团参与的审判中,法官能更加主动地调查证据。这说明,英美两国的刑事法官并非完全消极、被动,特别是当庭审主体变为一元的职业法官时,他因对案件事实最终负责,而更加具有调查证据的天然冲动。由此可见,中国刑事法官在庭审中无需亦不能塑造成纯粹的仲裁者角色,而应保留适当的且受到法律合理规制的证据调查权。     

美国司法政治变迁的内在逻辑——从“罗伊案”说开去

美国的司法政治是司法与政治交互作用的产物。随着司法权的扩张,联邦最高法院突破"政治问题不审查"之传统,主动或被动地介入政治争议;随着政党对峙的尖锐,政治力量乐于将棘手的政治争议交由司法裁断;藉此,司法政治演变为常态政治,司法判例成为经久不衰的政治争点。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围绕罗伊案半个多世纪的争议,不仅客观地暴露了美国司法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且也充分地展示出司法政治在美国的作用方式和涵摄空间。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文件:现状、问题与前景

除了制定司法解释之外,我国最高人民法院还通过颁布各种形式的抽象性司法文件来指导甚至约束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律适用活动,这一方面可以视为最高人民法院试图在通过低成本的方式来实现法制统一的目标,但其中也蕴含着某些阻碍我国司法体制进步的消极因素,因此,需要在司法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加以关注并予以有效解决。     

仲裁员的民事赔偿责任之比较研究

仲裁员是否要对其在仲裁过程中实施的故意或过失行为而给仲裁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承担仲裁责任,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强调仲裁员的“准法官”的特殊身份,赋予其仲裁责任豁免权;而大陆法系国家则认为仲裁员与当事人存在着某种合同关系,强调仲裁员的身份与一般技术人员一致之处,要求仲裁员承担仲裁责任。本文通过对两大法系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理论和实践的比较,提出了“有限的仲裁责任豁免”论。主张仲裁员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条件下可以享受仲裁责任豁免,但超出一定的条件和范围,则应承担仲裁责任。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仲裁法》的有关规定作了肯定性的评析。     

非诉讼行政执行相关问题探究

在我国,具体行政行为执行采取何种模式存在争议。非诉讼行政执行在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强制实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功能在于,一方面是为了表明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行使诉权启动诉讼程序,另一方面是借助司法力量和程序保障个案正义,确保在较短的时间内,使用较小的成本,完成合法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的强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