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环境权说的困境及其原因

日本环境权说在立法、司法和环境行政实践中遭到了普遍怀疑和普遍拒绝。在环境权入宪的国会讨论中,支持派或主张把环境权"作为国家政策"加以规定、以"环境的义务"的形式规定,或主张仅仅把环境权的"精神"植入宪法,都不主张直接把环境权规定为宪法权利;反对派或认为环境权不宜进入宪法权利体系,或以与环境权相对应的责任义务不明确为由反对明确规定环境权,或认为规定环境权不如规定其他具体的人权,甚至认为讨论环境权入宪是误入歧途;折衷派认为环境权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对象,其理由或为环境权内容含糊、环境保护立法定位未定,或为反对环境权入宪的观点也有道理。日本司法界拒绝环境权说的主要理由有(1)根据环境权的主体不明确性;(2)环境权的内涵不明确;(3)环境权这一概念多余。日本环境行政也没有采纳环境权的理念,而是贯彻了(1)环境"有限性"的判断安排法律政策;(2)用来自对环境整体性的积极反映的整体性思维指导环境政策安排;(3)以共同利益作为处理不同主体间关系的原则;(4)以职责——监督为环境行政系统开展工作的动力机制等原则。日本环境权说遭遇困局的原因出在:第一,萨克斯并没有向日本学界传授环境权的真"经",他的演讲没有回答什么是环境权,而是介绍了美国的环境公民诉讼制度,讨论了这个制度产生的合理性;第二,日本学界所"发扬"的环境权以私权环境权为代表,而这种挂环境标签的权利与日本的环境观不相容。     

论“环境权”的性质与保障

随着工业污染的加剧,20世纪60年代,德国最早提出“环境权”.“环境权”分为广义和狭义,学术界在概念上有一定共识的,即公民有权享有生活在舒适、健康的环境中的权利.但是在属性上远未达成一致,有能力说、相邻权说、人类权说、人权说、财产权说等.笔者认为:我国未来“环境权”立法应采狭义“环境权”概念,属于私权范畴.“环境权”是绝对权,也是一项兼具人身、财产性质的综合性权利.“环境权”是一种可以进行处分的权利,但是这种处分应严格限定.“环境权”的保障措施应包含民事、刑事、行政等多个层面的.     

论公民环境权

本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性环境污染的日趋恶化、严重,环境权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的问题。广义的环境权包括国家环境权、法人环境权和公民环境权。本文拟从下述几个方面着重就公民环境权进行论述。 一、公民环境权的由来     

权利的语境变迁及其对环境权人宪的影响

环境权概念体现着西方个人权利文化与中华法系和谐文化的合壁,它分为环境伦理权利、环境法律权利、环境现实权利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之间的衔接和循环是环境权的运行之道。环境权的宪法化,是环境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逻辑起点。大陆法系主要通过立法手段实现环境权,英美法系则主要通过司法手段促进环境权的发展,在不同语境中环境权宪法化的路径选择与运行之道虽有所不同,但可相互借鉴和移植。     

略论作为人权的环境权

基于利益论，学者们将满足人类维持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环境利益证成为一项独立的环境权利，从而完成了环境利益权利化的任务。随着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对环境权的认知越来越深入，人们愈发期待环境权被纳入人权的范畴。对环境权的既有法理证成已触及环境权作为人权的理由。作为一项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权利，环境权不仅是单个人的权利，还是作为类存在的人即人类的普遍权利。环境权保护着生命、健康等“最具道德重要性”的人类利益，既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又是切实享受各种基本人权的关键要素，因此，环境权具有与既定人权同等的规范基础。同时，环境权还是一项建立在全人类共同价值基础上的人权，具有成为全球性人权的趋势。为顺应环境保护的时代要求，夯实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基石，我国有必要确认环境权的基本权利地位。     

环境权立法的困境与出路

环境权产生于环境危机时代 ,一开始就面临许多困境。实际上 ,环境权体现的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即公民的环境权和国家的环境职责。它已经不同于法学界过去惯常所宣称的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和对等性 ,而体现为权利义务的错位和不对等性。我国应该走环境权宪法化、具体化和公民权化的道路。     

论环境权诉讼——通过私人诉讼维护环境公益

一、环境权理论及法律实践概览〔1〕传统的实体性环境权的理论及其法律实践是随着20世纪中叶以来环境问题严重化和环境意识的觉醒而首先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有力推动。在理论上,关于实体性环境权的性质,环境权论者(也有学者否认环境权的     

环境权的规范效力:可诉性和具体化

环境权的规范效力包括可诉性效力和具体化效力。可诉性效力指环境权直接作为审判依据,具体化效力指借由立法间接影响审判。国外环境权诉讼中,结合宪法环境权规范和立法的具体条款作出裁判的案例同时体现可诉性效力和具体化效力;仅以宪法环境权规范为依据的案例,只运用可诉性效力,是为环境权的自我执行。环境权的自我执行违背了形式理性优先于实质理性的原则和权力分立原则,仅在宪法司法化的国家处于环境立法体系尚未建立的阶段有必要性。宪法环境权规范没有规定法定效果,属于原则范畴,其适用方式是和其他原则进行衡量,经由具体化为立法中的规则发挥作用。审理案件时,法院应优先适用立法(具体化效力),在立法存在歧义或者冲突时,法院可以借助对宪法环境权的解释厘清立法的模糊之处(可诉性效力)。我国目前环境立法比较系统,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环境权诉讼的必要性;宪法尚未司法化更是彻底否定了环境权诉讼的可行性。不过,环境权入宪仍具有积极意义。     

刍议环境权入宪

环境权是一项新兴的、正处于发展中的重要权利,其产生具有深刻的背景和动因。从法律上创设环境权,一方面适应了现实社会的普遍需求;另一方面解决了环境利益与传统权利体系难以协调的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现有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环境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应作合理界定。从法律上创设环境权的基本途径是环境权的宪法化。     

论环境权研究的困境与出路——兼谈中国环境法学向何处去

环境权理论研究在我国虽已走过了近30个年头，但至今仍陷于主体范围不定、内容杂乱、客体不明、属性不朗等困境之中。这主要是由于存在诸如习惯于固有思维和传统理论、不遵循研究的科学性和法理性要求、过度宣泄道德情怀和人文精神等研究误区使然。环境权研究要走出困顿、突破瓶颈，就必须树立全新的思维，另辟蹊径，探寻研究的新进路和新方法。具体而言，应当以环境权的客体作为研究的突破口，重新构建由环境权生成论、本体论、关联论、运行论、保障论、救济论组成的环境权理论体系，并宏观规划环境权研究的重点课题。而陷入尴尬的中国环境法学，应以环境权为核心和基石，重构其理论体系，方能走出幼稚，走向成熟。     

环境权可司法性的法理与实证

受传统人权理论的影响,环境权的可司法性一直受到质疑,有学者甚至进而否认环境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权.可以说,环境权的可司法性研究,是我国环境权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瓶颈问题.考诸各国法制实践,环境权的司法救济有直接救济和间接救济两条路径,而其司法哲学基础则为司法能动主义.     

对环境权的再审视——以“人类-自然”环境系统为视角

自环境权理论在我国提出以来,关于环境权的各种主张纷争迭起。从统合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人类—自然＂环境系统来看,环境权实际上是一种具有层次性的综合性权利,通过人对环境的直接支配关系、环境在人与人之间的间接分配关系和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可体现出来。环境关涉整个人类的利益,环境权体现了人类利益的共同性,而＂人类—自然＂环境系统中环境权的发展趋势之最终路径是宪法化。     

浅议单位作为环境权主体的不当性

我国法学界对于环境权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要延迟近20年,但丝毫没有影响到学者们对于环境权利研究的热情,发展势头良好,且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但是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仍然有一些在学界被定论为倾向性的概念是有待商讨的,尤其是对于环境权的主体分类。对于环境权主体的分类出现了一边倒的趋势,即包括了自然人环境权、单位环境权、国家环境权以及人类环境权。其中对于单位作为环境权的主体是有违环境权设置的初衷和环境权主体的特性。     

论民法总则制定后环境权在民法典中的建构——从作为请求权的新型基础权利出发

传统民法权利体系虽对环境权进行了部分吸纳,但二者却并不完全兼容,实质上更多地对环境权表现出排斥的情况,故将环境权在民法典中进行明确显得尤为必要.正确厘清民法上环境权是解决环境权融入民法典的关键,鉴于请求权在民法权利体系中居于枢纽的地位,应紧密结合环境权中的私法要素,以环境权作为民法上请求权的基础权利,对环境权请求权体系,即在民法典中明确环境权的内容、环境权作为基础权利的请求权内容、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及恢复原状、环境修复请求权等方面进行合理构建,力求让环境权合乎逻辑、恰如其分地融入到民法典中.     

论环境权的性质

环境权是一项以环境要素为权利对象、以环境利益为权利客体、以享用良好环境为主要内容的,具有人格面向的非财产性权利。环境权本身既非人格权亦非财产权,而是一项需要综合运用公法和私法、实体法和程序法进行系统保护的独立、新型的环境享用权。环境权与资源权、排污权的权利对象都是自然要素,但三者的权利客体各异,分别指向环境支持功能、资源供给功能和环境纳污功能。资源权、排污权属于广义财产权的范畴,在价值取向上同环境权截然相反;自然保护地役权具有民事权利和行政权力的双重属性,属于保护自然的权利。被称为程序性环境权的环境知情权和环境参与权,亦非环境权,而属于保护和实现环境权的派生性权利。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在本质上属于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之行政命令的司法执行诉讼,尽管同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一样,也具有环境权益保护的重要作用,但二者均不属于环境权诉讼的范畴。     

论环境权

环境权是一项重要的法律权利,它作为一种法学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环境法律问题。环境权及其学说在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从法律上确认、保障环境权,从理论上研究环境权的意义、作用和特征,对加强环境法制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的协调、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权内容之辨析

环境权的内容是环境权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国学者倾向于将环境权的内容泛化 ,不利于建立科学的环境权概念 ,这也是传统环境权理论受人质疑、否定而走入困境的一大原因。还环境权一个清晰的内容 ,是环境权理论研究的首要任务。环境权是生态性的实体权利 ,不包括经济性权利、程序性权利和环境保护义务     

环境共有思想——日本环境权说的本土文化基础

20世纪初,明治时期的自由民权思想家宫崎民藏提出了环境共有思想,而日本环境权说则被公认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学界对西方环境权说的接纳方式是实施了西方观点和日本＂传统＂观点的一次对接。日本接受环境权说不仅具备文化心理条件和思想资料的储备,而且还有着更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而环境共有思想正是通过其根植于日本本土文化中的一脉相承的民族思想——自然观,为现代日本环境权说提供了充分的本土文化支持。     

关于公民环境权立宪问题的探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恶化日趋严重,公民环境权作为一项新生的基本权利,在宪法中予以规定是宪法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既是公民基本权利丰富和发展的需要,也是构筑和完善以保护公民环境权为中心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需要,实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本文期望通过对我国公民环境权的理论研究,使得公民环境权的保护能够成为环境国家所应当承担的使命。     

论宪法对公民环境权的设计

公民环境权应是一项独立的、基本的人权,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民的这一权利在世界各国逐步得以确认,出现了公民环境权宪法化的趋势。国外宪法对公民环境权的设计通常采取三种方式:一是公民的环境权利义务对称,二是公民的权利与国家的义务对应,三是公民的环境权利义务和国家的环境义务相结合。我国宪法应借鉴上述第三种方式,明确使用公民环境权这一法律术语,将环境权界定和设计为包括环境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和请求权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与此对应,宪法还须规定国家对公民只有首位的环境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