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权理论研究三十年之回顾、反思与前瞻

环境权是全球性生态危机背景下的新兴权利之一。三十年来我国环境权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形成了最广义环境权说、广义环境权说和狭义环境权说等各种学术主张。但是,既往的研究仍然存在外文文献引证数量较少、跨部门法研究有待加强、环境权概念的泛化、"美日中心主义"倾向和实证研究欠缺等问题。今后的环境权研究应当着重从环境权的类型化、环境权的司法救济特别是环境权与其他基本权利的竞合与冲突、作为公权的环境权与作为私权的环境权及其相互关系以及环境权的本土化研究这四个方面予以推进和深化。     

论工作环境权

工作环境权是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形成的新型权利，其与传统的职业安全卫生权利之间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区别。工作环境权的权利人应为劳动者，义务人主要是国家和雇主，其内容可根据不同的标准予以体系化区分，学界则对其权利内容的界定存有广狭义之分。但比较而言，从狭义上将工作环境权界定为以“职工参与”为核心的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更妥。     

无权处分与买卖他人之物的效力探讨

一合同法第５１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其含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１．所谓“处分”，在民法上的意义有广狭之别。最广义的处分，包括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处分。民法通则第７１条关于所有权的规定中所指的处分，即属于这种最广义处分。广义的处分，仅指法律上的处分，其中包括债权行为，如买卖、保证等，也包括物权行为和准物权行为，如所有权转让、债权转让、债务免除等。①狭义的处分，则是指“处分行为”，即是指使某些特定权利直接发生得丧变更之行为，…     

初析刑法、民法领域内的所有权理念

所有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所有权包括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多个法律部门有关财产所有关系以及相应权利和权力的规定,狭义上的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我国刑法并没有直接对所有权下过任何定义,仅在总则条款中侧面阐述了刑法的所有权概念。这主要体现在现行《刑法》第2条的规定中,《刑法》第2条规定“……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该条规定     

新解处分原则中的“处分”

德、日等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中的“处分”与民事实体法上的“处分”一脉相连,主要围绕诉讼标的展开且具有约束法院的效力。与之不同,我国长期以来却将处分原则中的“处分”简单理解为“当事人决定是否行使以及如何行使权利的自由”,将“处分”混同于一般权利的“处置”,结果直接诱发了处分原则中“处分”的泛化与非约束性。有鉴于此,我国有必要还原处分原则中“处分”的本意,将其与实体法上的“处分”联系起来,界定为“当事人决定是否行使特定诉讼权利以实现在诉讼中主张、变更或抛弃民事实体权利的自由”。     

论民法总则制定后环境权在民法典中的建构——从作为请求权的新型基础权利出发

传统民法权利体系虽对环境权进行了部分吸纳,但二者却并不完全兼容,实质上更多地对环境权表现出排斥的情况,故将环境权在民法典中进行明确显得尤为必要.正确厘清民法上环境权是解决环境权融入民法典的关键,鉴于请求权在民法权利体系中居于枢纽的地位,应紧密结合环境权中的私法要素,以环境权作为民法上请求权的基础权利,对环境权请求权体系,即在民法典中明确环境权的内容、环境权作为基础权利的请求权内容、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及恢复原状、环境修复请求权等方面进行合理构建,力求让环境权合乎逻辑、恰如其分地融入到民法典中.     

对“公民环境权论”的几点疑问

公民环境权论自身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人类整体性的环境权中包含个体性环境权这个基础性判断是立不住的。人类环境权中的人类是集合概念,这种意义上的人类所享有的权利不必然落实在作为人类的分子的自然人身上。地球环境是自然提供给人类的客观利益,而不是以人们之间相互关系为前提的权利。在这种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面前,每个人都只是客观的享受者,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创立者和法律意义上的请求者。所谓环境权不是关于具体的环境利益享有者与其他人之间关系的概念,而是人类整体与人类个体关系的概念。在环境的整体利益和综合利益之下发生的人类个体的单独的、分配性的利益关系是财产关系、人身关系等,与之相联系的权利是财产权、人身权,而不是环境权。在这种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侵权是对财产权、人身权等的侵犯,而不是对环境权的侵犯。公民环境权论者以权利制约权利的设想是一个编不圆的美丽花环。他们所论述的“环境参与权”的实质是参与权,不是环境权。     

环境权之辨析

文章以如何界定环境权的法律保护范围为出发点，而论证环境权的概念。同时，通过对环境权概念、权利主体和客体的探讨，对环境权的性质加以剖析，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国内外学者将“环境权作为生存权的一种形式”的观点提出理论争鸣，认为环境权是一项与生存权相互交叉，但不能相互包容的独立的新生人权     

评意大利的保安处分

一、保安处分的由来保安处分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保安处分是,为防止犯罪通过国家实行的刑罚以外的强制措施。狭义上的保安处分是,由法院宣告的,对特定人的犯罪行为或为防止其将来犯罪的危险,在刑罚之外予以补充或代替实行的剥夺、限制或改善等处分。通常说的保安处分指的是狭义的保安处分。保安处分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其发展过程是十分曲折的。由于古代、中世纪的刑罚体系,死刑占据了中心地位,身体刑、放逐等也占有重要位置。这些刑罚方法基本上对犯罪者是采取排斥于社会之外的,所以保安处分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其后,在加洛林纳刑法典     

环境权理论与思考

环境权理论是环境法学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从“权利生长”的视角出发,可以认为环境权是社会成员一项新生的应有权利,是基础性权利,是人类环境利益危机的产物;环境权与公民环境权是两个不同层次,环境权有待上升为法定权利———公民环境权。     

论公民环境权及其法律保障

公民环境权是一项新型基本人权,应该成为法律上的权利和公民实有权利。从其内容体系和性质分析,公民环境权是一种复合型权利,兼具公益性和私益性双重属性。全面构建公民环境权的法律保障体系,需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确立公民环境权的完法地位;在环境立法中系统规定公民环境权的具体内容;公益性环境权应构筑以环境法和行政法为主的保障和救济途径;私益性环境权应构筑以民法为主的保障和救济途径。     

公职人员双轨惩戒制度的宪法基础

政务处分法设置双轨惩戒制度有其宪法上的依据。我国宪法为公职人员设置了两种责任制。在功能上,权力责任制强调公职人员应当受人民监督;工作责任制则强调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在理念上,权力责任制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要求;工作责任制则意在“反对官僚主义”。由工作责任制发展出的“社会主义责任制”,还进一步确认了相应组织具有宪法赋予的自主管理权。以上述区分为指引,可以合理划分处分决定机关的管理权限。政务处分虽可用于落实工作责任制,却主要是落实权力责任制的工具;任免机关、单位的狭义“处分”则主要是落实工作责任制的工具。监察机关依法不能代替机关、单位直接作出狭义“处分”。狭义“处分”程序可由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推动。     

论作为概念群落的环境权

环境权是环境法学研究的重课题。对环境权的界定涉及对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法学意蕴、传统权利概念等重理论问题的重新理解。环境权不是一个单一的法律概念,而是由三种权利类型构成的统一整体,这三种权利分别为：环境的权利、环境物权、环境人权。三种权利的统一基础则在于通过法律权利衡平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共生关系。     

环境权内容之辨析

环境权的内容是环境权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国学者倾向于将环境权的内容泛化 ,不利于建立科学的环境权概念 ,这也是传统环境权理论受人质疑、否定而走入困境的一大原因。还环境权一个清晰的内容 ,是环境权理论研究的首要任务。环境权是生态性的实体权利 ,不包括经济性权利、程序性权利和环境保护义务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精神病人”之司法判定

新《刑事诉讼法》专门规定了强制医疗程序,确定了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为“精神病人”,但是精神病人的认定不管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务界都存在诸多问题.“精神病”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人格障碍者和性变态者的刑事责任能力评定应从严掌握.强制医疗适用对象应包含无受审能力和无服刑能力的精神病人.司法上判定精神病人应将医学要件和法学要件结合起来.     

论环境权的人权属性

对于环境权的属性问题一直是法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 ,可谓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从权利本原的角度入手 ,阐述目前我国研究权利特别是环境权的范式存在的误区 ,提出应从唯物主义的立场揭示环境权的自然权利属性。同时 ,对人权的历史发展中概念、性质、主体和内容的变化进行剖析 ,推断出环境权符合人权的构成要件 ,在精神实质与价值内涵上与人权存在固有的联系 ,是一项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人权。     

法律责任概念的形式构造

凯尔森的法律责任概念体现为不法行为与其所引起的规范效果之间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关系。运用霍菲尔德的基本法律关系分析框架，这一法律责任概念的形式构造可以转换为不法行为是“狭义权利-狭义义务”或“特权-无权利”救济权法律关系的充分必要条件。这个分析结论可为法律责任机制的正当性提供规范意义上的解说，还可用于澄清学界在行政法、侵权法、国家赔偿法等领域对于法律责任、不法行为的诸多错误认识，从而在各种具体情形中捍卫作为规范性概念的法律责任的精确性与纯粹性。     

略论作为人权的环境权

基于利益论，学者们将满足人类维持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环境利益证成为一项独立的环境权利，从而完成了环境利益权利化的任务。随着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对环境权的认知越来越深入，人们愈发期待环境权被纳入人权的范畴。对环境权的既有法理证成已触及环境权作为人权的理由。作为一项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权利，环境权不仅是单个人的权利，还是作为类存在的人即人类的普遍权利。环境权保护着生命、健康等“最具道德重要性”的人类利益，既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又是切实享受各种基本人权的关键要素，因此，环境权具有与既定人权同等的规范基础。同时，环境权还是一项建立在全人类共同价值基础上的人权，具有成为全球性人权的趋势。为顺应环境保护的时代要求，夯实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基石，我国有必要确认环境权的基本权利地位。     

环境权基本问题研究

环境权是一种新型权利类型,已经为法学界所接受,但是环境权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则存在很多争议。对于环境权的理论基础也存在很多说法,学者们各有自己的主张,这些观点主要有人权理论、代际公平理论、公共信托理论等,本文比较倾向于公共信托理论,认为这种理论能比较圆满地解决理论上的难点,并且对于环境法实践也有很大的益处。在环境权保护方面,本文认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环境立法、环境执法和环境诉讼。针对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缺失的状况,文中认为我国可以考虑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保护环境权。     

试论公民良好环境权的公法确认

公民的良好环境权已逐渐被国际公认为第三代人权,是指公民享有在维持其个体尊严和基本生活品质所必需的安全、健康、舒适和富有美感的公共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在公法上确认公民的良好环境权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具体方式应是先在宪法中确认公民享有良好环境权,而后在环保基本法和各单行法律法规中规定重要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并通过行政诉讼、行政补偿等制度对受到损害的良好环境权予以有效的公法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