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宪法调整对象的再认识

我认为,我国的宪法规范,应用于我国的法制生活中,在三个方面具有调整作用。首先,宪法规范调整着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 伴随着近代政党的产生和发展,立宪各国均将政党制度视为宪法调整的对象。西方各国,在事实上形成了各政党轮流执政的宪法惯例;社会主     

我国宪法中的执政党

据荷兰学者马尔赛文等对142国成文宪法的统计，有93国宪法即65．5％的宪法包括关于政党的规定。新中国宪法也有政党内容的规定。但与各国宪法对政党问题的规定主要是规定建党自由原则、政党民主原则、政党守法原则等有所差别，新中国宪法重在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学术界对要不要在宪法中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立宪规定在宪法全文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有不少讨论，但较少讨论新中国宪法客观上是如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特别是缺乏对新中国四部宪法规定政党领导地位的异同进行详细比较，从而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     

论共产党在多党合作中的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种特色,就是参加合作的各个政党之间,不是平分秋色、轮流执政或联合执政的关系,而是确定不变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坚持、改善共产党在多党合作中的领导地位,对于巩固和发展我国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依法执政”考辨

依法执政是一个复杂的政治与法律问题.执政是一种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用以连接二者的活动,依法执政在西方国家与社会分立的背景之下并不成为问题.在当代中国,由于政党、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讨论依法执政的意义才较为突出.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宪法政治、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为前提和条件,并需要解决执政党与国家的分开、调整自身地位、从政治思维转换为法律思维等难题,才能实现依法执政的基本目标.     

民主创建和谐:党内和谐的制度资源分析

党内和谐是任何现代政党有效发挥其政治、社会功能的基本前提,对于负有特殊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则更为重要。作为运作中国政治的主导和轴心力量,确保党内和谐事关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党内和谐是中国共产党有效执政的重要保障。在政党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党内民主是完善民主集中制、处理好党内基本关系、增强党的生机与活力的关键,是构建党内和谐的基础性制度资源。在转型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展党内民主是构建党内和谐的基本途径,发展党内民主、实现党内和谐的核心任务和关键环节则是实现党内民主制度化。     

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看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执政的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及其规律有着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确立、巩固和发展具有客观性和规律性。从政党制度角度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执政的必然性，对于进一步加强我国政党制度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具有重要意义。     

健全和完善人大监督体制的方向

加强和改进人大的监督体制,目前应抓好以下工作: 1.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党与人大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与落实人大的监督权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具有一致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造.由于人大制度的民主性和创新性,在推进这一制度的过程中,客观上也要求加强党的政治领导来保证其平稳发展.同时也要看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条件下,党的领导方式、工作机制、党同人大的关系都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并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党同人大关系的实质是一种"党法"关系问题.一方面,人大成为党"合法执政"的重要形式和基础.即党通过人大依照法定程序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升为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使党的主张和决策转化为权力机关的决议或决定,使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机关的领导人,实现党的执政地位.另一方面,人大作为国家的权力机关,既要立法,又负有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的职责.在依法治国方略下,一切政党、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各级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只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才能维护和保障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权能,才能保证已经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得到施行,而这又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论党在法治国家中的地位与作用

<正> 一、政党政治与民主和法治的关系 现代民主国家或法治国家,也是“政党国家”,即实行以政党制度为基础的国家权力配置与运作体制的国家。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如此,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只是它们在政党制度的形式与政党的阶级本质上有基本区别。 资本主义国家是实行资产阶级政党轮流执政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也有一党制。 我国的政党制度的特色,是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即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体系与制度体系的有机统一

作为国家根本法,宪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体系与制度体系三个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涉及到十三个方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是对现行《宪法》第1条第2款所规定的国家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内涵的补充、深化和发展,充分体现了宪法所规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之间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概念的提出并不是要在理论上替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而是通过进一步理顺法律体系、法治体系与制度体系之间的内在逻辑,凸显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依法执政、依宪执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既强调宪法和法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又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各项具体制度的相对独立性。     

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差异性的多维分析

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有着本质的不同,共产党不能照搬西方政党的运作模式。但应当承认,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种重要模式,西方政党制度必然包含着反映民主政治的某些共性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需要我们客观对待,开展不同政党之间的比较研究,对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大有裨益。     

"依法执政"的哲理思考

执政是掌管国家权力,现代国家的统治是以政党的形式来实现的,民主国家的执政者必须依法执政,中国共产党只有依法执政,才能执好政,才能长期执政。     

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

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探索出的新经验、创新发展的新理论、形成完善的新方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作为十四亿人口大国的领导党和执政党,既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把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起来。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依规治党深入党心,依法治国才能深入民心。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不断提高党依规治党、依法执政和依法治国的水平。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在阐释依规治党的概念及其核心要义的基础上,集中论述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江泽民指出:“各级党委要学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因此,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要形成“四权统一、两权平衡”的政治格局,要正确处理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关系,要理顺党和人大的关系,要理顺党和政府的关系。     

国家建构主义法治的理论逻辑——一个法政治学的论说

国家建构主义法治表征着法治进程中对建构理性和国家权威的倚重,具体是指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大原则下,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基于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建构法治模式。国家建构主义法治的现实语境是:以中国共产党为轴心的意识形态基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行动策略;党委领导下的多元一体治理格局。高度复杂的社会治理是需要全社会各个功能子系统之间的结构耦合所进行的治理,系统间通过党委的领导予以协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基础应当由绩效合法性向法理合法性转型,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认知相应地应当由革命型政党向法治型政党转变。国家建构主义法治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的"两账本"方式还带有一些人治的色彩和政治任务的味道,但客观上起到了督促下级政府快速形成"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心理强制作用。国家建构主义法治不排斥社会和个人的协同参与,三者形成了结构和功能上的共轭。国家建构主义法治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还会是中国法治发展的基本道路选择。     

党的组织法基本问题研究

党的组织法是党内法规中最基础、最重要的规范,其对于从严治党及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党的组织法是调整与规范党组织及其运行的规范之集合,具有独特的系统建构功能和规范功能,对党的建设和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价值。当下中国正处在改革转型和走向世界的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党的组织法建设要服务于中国治理模式的构建,为党的执政领导提供有效的组织支撑,同时要提高党的自我治理能力并规范其组织权力的运行。此外,现行分散的组织法规范需要进行梳理修订,以加强党的组织法体系化建设,更好发挥党的组织法的基础作用。     

论党章与宪法的关系

文本意义上，党章与宪法分属不同规范体系，党章为全体党员的根本章程而宪法为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大法。调整党员内部关系是党章的本分，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宪法的本分。政治意义上，党章与宪法密不可分，二者的关系彰显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人民主权理论是党章与宪法的政治契合，党章总纲与宪法序言是党章与宪法的文本契合。党章与宪法的契合途径表现为：党的活动必须立于宪法框架内；宪法的制订与修改须体现党章蕴含的政治价值与理念。     

新时期党建工作应遵循的三个标准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这一重大课题,提出了三个标准,即看一个政党是不是工人阶段先锋队的主要标准、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和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正确把握和坚持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标准,弄清党的先锋队性质与党员成分的关系、党员标准与党员成分的关系、我国现阶段人们的财产状况与政治态度的关系,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

与许多西方国家的宪法实施模式不同,宪法审查并非中国宪法实施的主要方式。中国司法机关不能根据宪法直接审查立法的合宪性,而作为有权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没有做出过宪法解释或宪法判断。这是中国宪法实施的真实状况,但不是中国宪法实施的全部。从比较法角度看,中国宪法更像一个政治纲领式的宣言,更多依靠政治化方式实施。伴随着法治化进程,中国的宪法实施逐渐由单一依靠政治化实施,过渡到政治化实施与法律化实施同步推进、相互影响的双轨制格局。宪法的政治化实施体现为执政党主导的政治动员模式,而宪法的法律化实施则是以积极性实施为主、消极性实施为辅的多元实施机制。在比较法的意义上,政治化实施和法律化实施的双轨制,可以为描述中国宪法实施提供一个理论框架。     

从法治走向善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模式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的激励之下,21世纪中国治理模式演进为以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为特征的中国式善治。善治的中国模式包含了多重治理系统的内在逻辑,即执政党治理制度化、政府治理法治化、社会治理的协同化和参与全球治理的有效化。善治的中国模式呈现出坚持党的领导和推进执政党续造、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和迈向幸福生活的政治图景。     

论改进党的执政方式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肩负着领导全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神圣使命。要把坚持执政为民这个本质落到实处,把一个有12多亿人口的大国领导好、治理好,没有很高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是不能胜任的。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既取决于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也与党的执政方式有着直接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