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恶意诉讼的规制

恶意诉讼是指当事人恶意串通向法院提出诉讼,进而侵害他人合法利益的行为。相对于原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设置了专门的条款即第112条规定恶意诉讼之责任。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2条的规定,恶意诉讼的主体为两人或两人以上,主观上存在共同损害的故意,客观上存在共同损害行为,并造成了损害后果的产生。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恶意诉讼之规制仍然存在缺陷,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仅规定了恶意诉讼之责任,而没有设置恶意诉讼事前规制机制。因此,我国应当通过完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设立诉讼承担制度而实现对恶意诉讼的全方位规制。     

民事立案登记制度的法理省思

我国民事立案登记制度的改革,不仅需要关注制度构建,更应重视司法理念的革新,强调并贯彻诉权保障的司法理念.为防止诉权理论的泛化和空洞,有必要从宪法层面、民事诉讼法抽象层面和具体实施层面进行逐层推进,实现诉权保障与具体诉讼程序和制度的联系,使其成为实实在在保护普通民众合法权益的权利依托.围绕这一诉权保障体系,针对立案登记制度的实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应从诉权立法、起诉制度构建、起诉状的规范以及配套制度的设置四个方面予以完善.     

民事恶意诉讼与民事诉讼策略辨析

民事恶意诉讼在新近民事司法实践有愈加频发之势,相较而言理论界对其的研究则滞后许多.而当前司法现状下,究竟是民事恶意诉讼还是民事诉讼策略,认定中常有两可的尴尬.这对民事恶意诉讼的司法规制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本文即针对这一论题展开.希望对司法实践以及该论题的进一步研究有所裨益.     

民事恶意诉论与民意诉讼策略辨析

民事恶意诉讼在新近民事司法实践有愈加频发之势，相较而言理论界对其的研究则滞后许多。而当前司法现状下，究竟是民事恶意诉讼还是民事诉讼策略，认定中常有两可的尴尬。这对民事恶意诉讼的司法规制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本文即针对这一论题展开，希望对司法实践以及该论题的进一步研究有所裨益。     

民事恶意诉讼制度比较分析

民事恶意诉讼,不但给受害人造成损害,还有损国家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对其进行法律规制势在必行。我国对于民事恶意诉讼的规定,主要沿袭了大陆法系的做法,体现在民事诉讼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上。英美法系则分别从实体和程序法进行了规制,在实体法上明确规定恶意诉讼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文从三个案例入手,比较了我国和美国法对恶意诉讼问题处理方式的不同之处,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层面上,救济方式、赔偿范围上方面我国都相较薄弱,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对我国的相关立法进行补充和完善。     

民事恶意诉讼制度初探

为有效规制恶意诉讼,2012年颁布的新《民事诉讼法》增加了恶意诉讼制度,这个规定是新《民事诉讼法》的亮点,但该规定的不足之处也不容忽。下面,我将围绕着恶意诉讼的基本内涵,对恶意诉讼的认定标准、新增恶意诉讼制度存在的不足以及如何完善恶意诉讼制度作出较准确合理的探讨,以期准确把握恶意诉讼制度的精髓,利其器进而善其事,为我国恶意诉讼制度的完善提供建议方案。     

谦抑与能动:民事审判权运行之相对限度

民事审判权具备谦抑性与能动性两种属性。程序启动阶段审判权之谦抑性要求法院应尊重当事人对诉权、诉讼标的及程序的选择权,而能动性则要求法院对诉权行使作必要审查,对诉权滥用作必要规制,对诉讼要件作必要限定。诉讼推进阶段审判权之谦抑性要求法院应遵循权责统一、司法中立和程序理性原则,而能动性则要求法院要审查当事人的适格性,要衡平双方力量差异,要控制诉讼时空的推移,要强化公共利益的维护。案件裁判阶段审判权之谦抑性要求法院裁判不得干预立法权,不得超出诉请范围,不得违反既判力原则,不得主动启动执行程序,而能动性则要求法院能动运用办案技巧以做到案结事了,能动解决个案纠纷以引导政策制定,能动解释法律以弥补技术漏洞。     

试论检察机关的民事公益诉权

新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了公益诉讼制度,填补了法律空白,为困顿多年的民事公益诉讼司法实践带来了曙光,为更好的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了法律支持。本文主要着眼于检察机关的民事公益诉权,首先考察了国外的相关规定,论述了赋予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权的必要性,并对检察机关如何有效行使公益诉权提出了建议。     

民事检察监督法律关系的冲突与和谐——兼论和谐社会视角下民事检察工作的转型

作为民事检察监督法律关系基础的审判权、诉权、检察权之间不断呈现冲突,影响了司法权威与司法公信力的树立。和谐的民事检察监督法律关系要求在立法上明确界定检察监督的范围、方式及程序,加强诉权保障,强化诉讼程序指挥权;司法上应树立共同的司法理念和司法价值观;同时,民事检察工作也要随着民事审判方式的深入改革作出适当的转型,指导思想上要从有错必纠向依法纠错转变,监督手段上要从注重制约向注重保障转变,监督内容上要从注重实体监督向注重程序监督转变,监督程序上要从任意司法向程序司法转变。     

民事诉权滥用的法律规制

民事诉权滥用不仅是一种违背民事诉讼目的的行为,也是一种具有社会危害性、须要承担不同法律责任的行为。认定当事人构成民事诉权滥用,应从当事人诉讼时是否具有主观恶意、诉讼行为的失范和诉的利益的缺失三个方面进行严格的判断,以避免阻却和妨碍当事人行使民事诉权。基于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的顶层设计,对于民事诉权滥用者,应根据民事诉权滥用的具体情形和社会危害程度,综合运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多层次地惩治和预防当事人滥用民事诉权,从而更为有效地减少和消除实践中日益增多的民事诉权滥用现象,实现诉讼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良性运行。     

对我国民法中民事行为制度的思考

<正> “民事行为”作为引起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最重要的法律事实,是民法学理论的一项基本内容,是联结民事主体制度、物权制度以及债权制度这三大民法理论的纽带。“法律行为”是民事行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德国民法典》以来,大陆法国家的民法典一直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法律行为作为意思主义调整方式,与法定主义调整方式相对应,“具有法定主义方式所不可取代的     

民法理性与民法典——论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

民法典是民法形式理性的必然 ,它应当体现民法的价值理性。我国民法典的编纂 ,要做到符合民法的价值理性 ,在体例上应采改良的“现实主义” ,即基本采用现实主义体例 ,但又要汲取理想主义的思想 ,强调人格权的保护 ,以理性的民法典充分体现民法的私权神圣、意思自治的灵魂 ,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     

民事检察制度比较研究

检察官参与民事诉讼是各国检察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虽然因法律、制度的不同各具特点,但皆具有公益性、监督性、广泛性等相同共性.我国在修订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应扩大民事检察职权.     

民事法益的界定

民事法益是于权利之外存在的,法律主体享有的间接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将法益分为不同的种类。法益具有前实定性、主体资格判断缺失性、表现形式不明确性、消极确认性、保护弱性等几方面的特征。     

从民事审判权谈民事审判方式改革

民事审判权,是法院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并通过审理对案件作出裁判的权力.②它是国家司法权的组成部分,属于国家基本权力之一部.从形式上讲,它源于宪法和法律,是国家管理国民和治理社会的一种权力.而在现代民主国家,根据主权在民的原则,国家权力来自于民众,即任何国家权力,都来源于国民的权利.国家权力设定的目的,在于服务于国民权利,权力是保障权利实现的手段,③作为国家基本权力之一部的民事审判权当然也不例外.因此,从本质上讲,民事审判权是服务于当事人诉权的一种权力,是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得以实现的手段.     

论财产刑执行的理论基础——基于民法和民事诉讼法的分析

财产刑执行是由人民法院代表国家对被告人责任财产的执行,财产刑执行适用民事执行的原则表明,财产刑执行与民事执行的共性与个性,都必须从民法和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寻求答案.具体而言,财产刑执行应当遵循公法上的债权理论、被告人的责任财产理论等基础理论.     

中国民法典民事主体立法问题研讨会会议综述

<正>2015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民事主体立法问题研讨会在西南政法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中国民法学研究会、西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共同主办,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承办。来自部分高校的民法学者、商法学者、民事诉讼法学者、婚姻法学者,以及来自法院系统、律师界、期刊界的代表共7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以中国法学会民法     

新《民事诉讼法》图景下我国民事检察制度研究——以中美民事检察类型化分析为切入点

民事检察是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活动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几乎各国法律都有涉及,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为我国民事检察之发展注入了新血液,在这些新的变化中我们看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事检察制度的元素与影子,更看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中西方民事检察之间的互通,即我国民事检察制度正逐步向着维护公共利益的方向拓展、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延伸、向着开放性的方向变化,这些正是此次新《民事诉讼法》给予我国民事检察制度最新的诠释。     

民事裁判共识的博弈构建

民事裁判不是裁判者单方的意志体现,而是在裁判法官与诉讼当事人之间建立有效的对话沟通机制并依法作出处理的过程.这种对话沟通机制是以双方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对话博弈为主要内容,通过当事人双方和法院构成的共同体来协商运作,最终达成各参与主体都愿意接受的共识.这种裁判共识机制不仅需要建立对话与讨论的公共平台,还需要综合考虑法律、事实和社会三个方面的因素,构建一种合理而公正的程序机制,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纳什均衡点,尽可能实现各方的利益最大化.民事裁判共识的实现不仅要得到诉讼主体的共同认可,还要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