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护航“中国梦”——依法治国的伟大成就

法治,人类的共同皈依. 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选择,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磐石. 从开国大典前夕的《共同纲领》播下法治的“种子”,到民主法制在经历曲折后的艰辛探索;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到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法治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民主法治理论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重视和实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逐步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     

法治：人类政治文明的标志

《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是第一个从政治高度、历史深度和世界广度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白皮书。 它全面揭示了我国法治发展的历史进程、巨大成就和成功经验,展现了新时期从法制到法治和依法治国的观念转变和实践历程。 知古可以鉴今,就法治建设而言,知古更当惜今,站在二十一世纪初回望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法制历史,应思“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来之不易。     

一位法学家和他30年的“法治”情结——记著名法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

法治，常被人们称为“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是一种理想的政治法律制度模式。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式确定“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被认为是我国依法治国的起点。但是，著名法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则指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不是十五大，标志着中国已进入依法治国的新时代。     

张文显：依法治国的良法善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精髓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里的“国”,是作为国家机器和公共权力意义的“国”。所以,依法治国就是要依法治权,把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     

“法治中国”:世界意义与理论逻辑

"法治中国"作为一个重大政治命题,既是党中央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提出来的;也是党中央站在国际法治体系的全球战略高度,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胸怀,向世界人民展现中国在当代国际法治体系中的良好的国家形象。"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现行宪法的法律表述,"法治中国"则是统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两个宪法概念的政治性概念。治国主体包含着主权意义的人民与治权意义上的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依法治国自然包括了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两个核心内容。依法治国是一个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军"等多方面概括统合的概念。"法治中国"含有国际法治的政治概念,在当下乃至一个较长时期,"法治中国"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与世界意义;"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两个建设同时抓,但法治中国建设还需回到宪法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原则与目标上。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依规治党理论及其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着深刻的依规治党理论。该理论的原创性贡献主要包括：创造性地提出“依规治党”,并将其与“依法治国”一体而论；创造性地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处理好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关系；明确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共同构成依法执政之“法”,依规治党是依法执政的题中之义；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科学指引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贯通在法治轨道上。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依规治党理论及其原创性贡献，充分表明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大创新发展，经典呈现了当代中国法治文明对世界法治文明的独特贡献。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三个理论支柱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是矗立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地基上的一座高大巍峨的理论大厦，其由“全面依法治国论”“法治体系论”“法治轨道论”三个理论支柱所支撑，形成习近平法治思想最稳固的体系结构。这三个支柱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最具原创性、范式性、体系性的理论精髓。“全面依法治国论”阐明了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革命、法治系统工程、法治文明新形态的三重定位。“法治体系论”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构建中国特色法治理论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法治轨道论”阐明了法治轨道如何明确法治的正确道路、指引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实践问题。三者相互贯通、浑然一体，它们扎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沃土内，生成于习近平法治思想创新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应运而生又独具匠心的时代标识。     

法治中国新蓝图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法治建设驶上“快车道”。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到“建设法治中国”，从法治“新十六字方针”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执政党力行法治的思路清晰可见。10月20日到23日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勾画出未来法治中国的新蓝图。     

论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时代化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时代化是使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成为以特定时代的社会状况为依据同时指导特定时代社会状况建设的观念和认识及英过程。我国改革开放前初步形成了依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的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则逐步形成了依法治国、以人为本撒为民、公平正义、尊重和保障人权、监督制约、党领导法治建设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思想。     

坚持做到“四个一”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党的十七大报告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和全局角度，第一次鲜明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相对于以前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律的“人本精神”与依法治理

无论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律观中 ,还是从西方法治的发展变革中 ,都会看到浓重的法律“人本精神”。然而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 ,我们的依法治理进程中却出现了法律工具理性的扩张 ,从而迷失了“人本精神” ,因此 ,摒弃法律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 ,弘扬法律的“人本精神” ,就成为当务之急     

普通高等学校《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思路与模式探新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高校《法律基础》课的使命并不仅仅在于对大学生法律知识的教育与传授，而在于法治理念的培养、法的精神与实质的领悟、法律信仰的确立。当前，高校《法律基础》课在教学实践中的法律教育的思路与模式难当此任，应紧扣新课程方案与时代的要求，确立“以法治理念教育及法的信仰培养为主线，以具体法律制度与知识讲授为支撑”的教学思路与模式。     

法学院教育的地方化与国家化

正规的法学院教育在培养德才兼备的法律家,实现法律家之治的进程中意义重大,因此颇受各国重视。但是,我国由于多层次办学等诸多原因,造成法学院教育的地方化:学生招收、培养、就业地方化及法学教授的地方化,从而不利于法学综合素质和学术精神的培养,甚至会影响司法公正和依法治国的实现。应当统一法律教育,实行法学院教育的国家化,将法学院教育的管理权收归国家,并采取所有的法学院在全国招生、全国就业和某些特殊限制的相关制度。     

中国法律修辞（学）研究之反思

近几年,在西方法学研究的影响下,中国法律修辞(学)研究也日益繁盛起来。但与西方法律修辞(学)以批判逻辑理性为前提的兴起缘由不同,中国法律修辞(学)面对的现实是理性精神的缺失和恣意限制的缺乏。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修辞(学)研究如何能够做到既批判理性又维护理性,容许主观又限制主观,以避免其对法治形成消解。鉴于中国法治发展的现实与修辞传统的影响,再结合西方经验,我们只有对法律修辞研究作出客观化的努力,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人本法律观的几点澄清

人本法律观是以人为本位去认识、体验法律,视法律为人所建构出来的人造物,主张法律是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工具。法是死的,人是活的,有生命的人妥善操作法律,法律才能够发挥其促成人类共生乐活的功能。以人本的立场研究探讨法学,为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与混淆,可从五个层面释明澄清之:首先是区辨人本与人文、人道的意义;其次从自然法的发展史考察人本自然法是自然法的最新型式,也是第五种自然法;再次强调法律之建构与变迁乃是应人之生活需求,人有如何的想法,就会产生如何的法律;复次说明法治并非人治,是秉人本精神依法治理,法治思维有工具性、社会性、过程性、抽象性、规范性和知识性等六个构成因素;最后,检视人本的法学方法论,循人性以论,一方面是理性与经验之融贯,另一方面则是视之为一种法律实用主义的方法论,采相对价值的伦理观,有其和谐致善的伦理向度,最终极的任务无他,运用法律使人类互惠共生,同享安乐。     

法治语境下的公安调解

公安机关调解了大量的社会纠纷是不争的事实,这不仅符合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服务社会的法定职能,也是符合法治精神的一种纠纷解决形式,公安调解协议的实质是当事人对自己合法权利的处分,应当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     

反腐败力度与说理机制的完善——从违纪警察的被辞退谈起

在加大反腐败力度的同时 ,应重视在责任追究制度中说理机制的建立及其完善。其内容涉及到方方面面 ,它在体现一种人文关怀精神的同时 ,反衬出现代法治对人的尊重。说理机制不仅是国家法律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一种保护 ,而且也有助于责任人或腐败者的纠错或改造。重视消除因规范体系内部的矛盾或法律制度上的某种缺陷 ,所导致的适用法律或规则上的种种问题 ,对于说理机制的完善和责任追究制度的健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展开法治思维与实施法治方式的前提

在人们日常思维和言语表达中，权力修辞占据主导地位。权力场成了影响决策的最主要因素，这既不符合法治的原则要求，也难以成就管理国家与社会的法治方式。从思维方式决定行为方式的角度看，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是展开法治建设的思想条件。权力修辞与政法思维相匹配，重点维护的是管理秩序；法律话语与法治思维相适应，要限制权力，捍卫权利，是与法治建设相适应的法治意识形态，维护的是法律秩序。法律话语与权力修辞的冲突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从西方法治的经验和中国法治建设的需求看，法律话语能否平衡权力修辞关系到中国法治建设的成败。     

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

近十余年来,社会各方面对中国法治的应有形态及理想图景认识出现了一定分歧。形成这种分歧的实质原因是,在"什么是法治"的问题上,人们更多地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影响。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所建构的法治模式以及所描绘的法治的某些特征,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人们对于法治的深刻记忆,并成为认知和评判我国法治现实的依据。为此,应当在充分揭示和深刻认知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乖谬的基础上,加强我国法治意识形态的自主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在此过程中,应注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法学传统理论及知识谱系的对接,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转化或体现为具体的法律思想、法学理论、法律原理、法律文化、法律知识以及法律思维,藉以确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我国法治的"元理论"和"元知识"的权威地位。     

论法治评估的“伪精确”

法治的成效主要不取决于程序内的制度运作事实，而是取决于程序外的反事实性的期望，也即对于法律的信任。法治评估主要是对地域法治水平的一种有意识反思与理论化认知，借用了政府一贯所使用的数字化方式，并极力搜罗法律程序内各种可视化的数字信息。但法治的定量评估很难评价以定性判断为特征的法律信任。法治评估大多情况下只具有管理意义，不具有学术意义。民意调查在法治评估中可以被视为一种对于法治的有意识反思，但其无法传达非反思性的法律信任实践。各种法治评估的信息来源大多局限于地方性与法律相关性的信息，但某一地方的法治水平和公众对其他地方法律的期望与信任是相互关联的，法律信任的信息基础不仅仅来自法律系统，可能还包括其他社会领域。法治评估实际是用线性、同质的数字取代了非连续性的现实，将源于方法论的建构取代了行为的实践依据，这种取代抽空了生活的意义，将一种“伪精确”强加给了现实，从而也很难切入大多数人的法律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