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取证”不能定案

将于2004年1月1日起实施的由公安部部长周永康签发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26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据公安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这是我们首次在公安执法程序中明确排除了非法证据的效力,有利于从根本上防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的发生,符合保护人权的要求,是一个重大的制度进步”。我很欣赏公安机关的坦诚态度和对“非法取证不能定案”制度的高度评价。我甚至认为,设立“非法取证不能定案”制度不仅仅是“公安执法程序”中的重大进步,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局限与对策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活动中一项极为重要的诉讼规则,该规则的设置有利于司法机关严肃执法,有效制止司法人员非法取证行为,也是切实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一道屏障。然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存在一些局限,如非法口供排除立场上的退缩、重复性自白排除规则设置不合理、非法证据排除启动的主体不够全面、"毒树之果"问题没有进行具体规定。文章认为,应当在实践中运用司法解释为该规则的漏洞进行填补,排除采用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严格规范重复性自白制度,扩大程序启动主体范围,对"毒树之果"进行完全排除,正确理解和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新刑诉法从立法层面上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内容,并设置了具体操作程序,但从新刑诉法实施情况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遇到很多难题。因此,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和模式下,如何有效地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的问题。文章研究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现状,深入分析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难以落实的原因,指出了完善并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时策措施。     

刑事案件侦查中非法取证的预防和控制研究

目前,在我国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非法取证问题日益凸显,五部委在2010年5月31日出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其中通过规定非法证据的无证明能力来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行为.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于具有事后性,对被取证人权益造成的侵害难以及时有效地补救.因此,在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同时,还应当构建一套非法取证的事前防范过程.这样才能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配套,构建一套完备的非法证据遏制体系.本文拟通过对刑事案件侦查中预防控制非法取证的重要性、非法取证预防和控制工作实施的现状以及对预防控制非法取证体系的构想等相关问题的探讨,提出一些粗浅的认识,希望能对公安侦查部门在以后的刑事案件侦查中有所裨益.     

浅谈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非法证据现象严重,尤其是使用非法手段方法取得证据及违反程序规定取得证据等行为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及我国法治社会的进程.本文认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存在着缺陷,如对非法证据类型的规定不完整,对实物证据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实用性,缺乏与之配套的保障措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缺陷,以及补充侦查的规定严重破坏了排除规则的严肃性等等.鉴于非法证据排除具有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及规范执法行为的重要意义,我国应积极借鉴各国先进规范及司法经验,以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浅议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的意义——兼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现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大目标之间的冲突与平衡。我国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一直都是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关注的问题。近日《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出台,更加引起了广泛关注与讨论。本文在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同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进行了探讨,对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出了相关见解。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与立法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完善法治、保护人权和抑制违法的需要,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存在立法不完善、对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分配及实物证据排除问题规定不明确等问题,文章认为,应当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在刑事诉讼法、证据法中明确非法证据的种类、排除程序以及例外情形;由控方承担证明其提出的证据合法的举证责任;对于言辞证据和实物证据的排除采取不同的排除标准。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的几点建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常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被采纳的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于20世纪的美国,当今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大都制定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于2010年颁行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做了详细规定,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八),从立法层面上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中国司法实践中治理刑讯逼供的科学证据体系基本形成,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对此,本文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了一些完善非法证券排除规则的建议。     

论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应当从完善对于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入手,扩大非法言词排除的范围,建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设立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明确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本文从确立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面临的问题、构建我国的刑事证据排除规则以及我国刑事证据排除制度的新动向等三个大的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浅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一项证据规则,它能够很好的平衡打击犯罪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之间产生的冲突。目前我国面临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价值取舍的问题,本文通过论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施中面临的障碍,进而提出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相关制度的立法构想。     

公安机关执法主体资格研究

作为具有刑事执法和行政执法职能的公安机关,其工作的核心和根本是执法。公安工作有没有进步,公安机关控制社会面和遏制犯罪的整体作战能力有没有增强,公安队伍的整体素质、作风形象有没有明显提高,最终都要通过公安机关的执法质量的高低体现出来。公安执法质量的提高关键在民警的素质。主办警官制就是探索出的一种有利于规范执法的新机制。     

法治公安：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在公安工作中的新发展

公安工作是法治原则最为直接的贯彻执行。正当性是法治公安活的灵魂。法治公安首先要求均衡地把握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界限。公安工作可以犬幅度地公开事实性理由，警察执法的商谈性体现于个案之中，尽力减少强制性依赖。     

预防侦查错误视角下公安刑事鉴定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刑事鉴定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破案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公安机关在侦查线索的寻找、侦查方向的确定乃至侦查终结的定案证据等方面都极为依赖刑事鉴定.然而,因公安刑事鉴定制度本身存在某些缺陷而容易产生诸多鉴定问题,进而导致侦查错误的发生,以致酿成了一系列刑事冤案.完善现行的公安刑事鉴定制度首先亟需解决公安机关内设鉴定机构的组织管理制度问题,即应确保内设鉴定机构的相对独立,同时应明确对刑事鉴定技术的采用标准.诚然,完善公安刑事鉴定制度并不能完全杜绝侦查错误的发生,但是可以减少侦查错误发生的概率.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应急法治新视野——以社会安全事件为视角

应急法治是考验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试金石之一,应急法治调整对象的宽泛化要求运用类型化方法,由全民反恐入手,重点治理社会安全事件。"总体国家安全观"高屋建瓴、应运而生,蕴含着以民为本、良法善治和公私相济三大价值,成为引领我国应急法治建设的新航标。良法善治的安全观首先要求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着力塑造整体联动的应急治理机制,逐步完善行政应急法律体系,提高公安警察的执法水平;同时,以民为本、公私相济的安全观契合"政府与公民关系平等化"的法治追求,鼓励广泛的公众参与,提倡治安承包的再推广。     

论公共行政中的证据规则

证据是公共行政的事实根据 ,证据规则是公共行政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离开了证据规则 ,公共行政就会成为野蛮行政。公共行政中的证据规则根本不同于行政诉讼证据规则。通过总结我国现行立法中有关公共行政的证据规则 ,分析了现行规则的缺失与不足 ,提出了完善公共行政证据规则的一些具体措施     

登记的担保权顺位规则研究——以《民法典》第414条分析为中心

登记的担保权顺位规则旨在解决以登记作为公示方式的担保权竞存时的顺位问题,《民法典》第414条构建了以登记为中心的抵押权竞存下的顺位规则,该条具有强大的体系效应和广泛的适用价值,它构建了统一的动产重复抵押的顺位规则,解决了权利重复抵押的顺位规则、抵押权与可以登记的权利质权冲突规则,明确了典型担保与非典型担保之间的顺位关系,并可参照适用于权利质权竞存情形下权利顺位的确定,为多重的担保性债权转让的顺位规则提供了基础。《民法典》第414条确立了顺位升进主义。但《民法典》第414条在适用中应当排除正常经营买受人优先保护规则、价金超级优先权规则等规则的适用。     

刑事证据制度修改的亮点与难点

证据既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基础,也是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直接决定了刑事审判的质量。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一章做了较大调整．增加了新条文、增设了新制度,如何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该部分的条文变化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目前首要关注的问题。本文对新《刑事诉讼法》证据部分进行了系统梳理,将证据章修改的“亮点”归纳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入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明确、证人出庭与证人保护协调一致．核心精神在于保障人权。同时提出证据章修改的“难点”是证明问题．结合立法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和质疑对证据规则、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问题进行了评述。     

文本·实践·语境:公诉证据标准的现代性诊断

公诉证据标准与其他配套制度机制一同维护着公诉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一方面,在理论上,公诉证据标准并非一个独立的论题;另一方面,在比较法上,当今中外刑诉制度中的公诉证据标准也没有高下之分,均必须遵从公诉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逻辑。西方法治国家的公诉证据标准辅证了这一制度逻辑。反观我国,当前承担公诉权合法性功能的配套制度机制尚不健全,导致公诉权的合法性只能依赖于较高程度的公诉证据标准和较强程度的犯罪控制能力。在此意义上,理论界对我国现行公诉证据标准过高的批评,似乎未中要害,急于降低我国当前的公诉证据标准,不仅缺乏程序制度基础,而且会挫动公诉权的有效性,并最终损及公诉权的合法性。     

广东城中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策略研究

广东经济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导致了城中村的大量产生，城中村的治安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而尖锐，已经成为广东治安工作全局的重点和难点，只有突破这一难题，才能真正实现广东公安“建为民公安，保南粤平安”的目标。近年来在城中村比较集中的珠三角地区的广州、深圳、东莞等主要城市，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城中村治安综合治理的策略，论文针对这些经验作进一步地探讨和梳理，提出目前应对城中村治安问题应采取的主要策略。     

公共安全服务主体理论探析

警察提供公共安全服务似乎是一个不需证明的论题,然而随着社区警务、治安承包等多元主体提供公共安全服务的实践产生以后,关于公共安全服务主体的探讨就不能回避.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看来,治安秩序不是纯粹的公益物品,维护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的力量也不能够单一由政府加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