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慎重对待“民生刑法观”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刑法作为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元素和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环节,在实现社会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中应扮演何种角色,是个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本文以刑法对热点民生问题介入的必要性和限度为视角,尝试性对该问题提出一己之见.     

国家治理现代化下的社会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对社会治理进行了中国化的创新探索.本文指出,如何全面正确的理解社会治理的概念特点,以及执政环境的巨大变迁,其内容包括改革开放和转型期的大背景、公众参与意识的发展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使用,这些都迫切要求党和政府大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创新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因此,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宏伟目标,我国必须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创新社区治理体系、发挥网络的积极作用.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进程中,我国社会治理领域发生深刻变革,展现出一系列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明确"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最核心目标设定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平安中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夯实以民生保障制度和社会治理制度为主线的社会建设制度,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涵养社会治理核心价值,坚持"四维治理"等。这些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彰显出中国之治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呈现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壮丽前景。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社会组织法制建设

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十八大确立的一项重要目标.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就必须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创新的路径之一是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而社会组织的参与和发展建设是社会协同的重要领域.就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社会组织法制建设面临的问题及解决途径进行探讨.     

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社会学教研室教授王道勇 加快形成“一主多元”式社会治理结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不再提“社会管理”，改提“社会治理”，提出要通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促使整个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此后，社会治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与格局构建

法治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托,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把社会主义法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作为法律实施、法律监督和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力量,积极参与国家治理是检察机关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中国特色社会治理要求检察机关必须能动履职。加强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参与社会治理理论分析,发挥基础理论指引作用,有利于拓宽工作视野打开工作格局,促进创新能动履职。检察机关应在社会治理大格局中依法能动履职,积极营造良好的法律监督环境,构建法律监督机制,不断完善法律监督体系,全方位提升法律监督能力,从而实现以法律监督体系和监督能力现代化服务保障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组织及其法制化研究

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增量较快,但总量仍然偏少且发展比较粗放,整体水平和社会认同度也不高。为培育和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有效参与社会治理,应当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创新和探索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领域、手段、方式方法;社会组织要积极加强自身建设,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重要作用。应加快社会组织法律法规制定修改完善工作。在法律修改完善过程中,应注意突出以下几方面问题:坚持直接登记和双重管理有机统一;深化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创设备案制度;完善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科学统一、有机协调的监管机制;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未来研究方向:精准契入社会关切——基于相关研究图谱的分析

本文运用UCINET软件对在中国知网和国家图书馆中检索到的1217篇文献进行了计量分析,描绘并诠释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图谱,试图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精准契入社会关切提供动力。探讨中发现,目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尚存一些空位,说明该领域仍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很好的研究前景。在未来的研究中要继续巩固、完善和发展现有的理论成果,在此基础上深入开展讲好中国国家治理故事、汇聚中国国家治理智慧的实证研究。     

“老支书”调解团,治理乡村矛盾的生力军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陕西省紫阳县毛坝镇大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积极发挥退休老支书作用,通过组建"老支书"调解团,有效化解乡村矛盾纠纷,服务乡村老龄群众.     

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法哲学批判

法治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全部基础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国家对公民的惩罚必须要有正当化根据。"过度刑法化"是我国当前社会治理中的一种病态现象,反映在立法、司法和思维多个层面。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具有高度的社会风险与危害,它将改变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结构,导致国家司法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削弱刑法的公众认同,阻碍社会的创新。防止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必须确立刑法参与现代社会治理的机制。当前,我们必须反对刑法对刑事政策的过度回应,强调刑法的司法法属性;要积极提倡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最小化;坚守近代社会所确立的刑法保护公民自由这一根本使命。     

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新时代十年中国社会治理的历史变革与未来展望

新时代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守正创新，以新的理念、新的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基本实现了“碎片管理”向“系统治理”的体系变革、“凭人管理”向“依法治理”的逻辑变革、“行政管理”向“综合治理”的手段变革、“末梢管理”向“源头治理”的环节变革，社会治理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在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上，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坚持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旨归，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将“加强社会力量的培育管理”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最终方向。     

杨光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际上是政治现代化的另一种表述，在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具体而言，就是要实现包括政治制度与经济体制的现代化，建立协商民主体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和协商民主发展，对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关重要。法治与协商规定了权力运行的方式，有利于防止权力部门滥用职权、滋生腐败，同时为社会包括社会组织和普通民众参与治理提供了依据和途径。     

县域社区居委会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做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部署。从加强社会管理向创新社会治理转变,作为基层自治组织的县域社区居委会当前存在着诸多的不适应,包括思想认识不到位,体制机制不配套,人员素质总体不高等。必须从充分认识县域社区居委会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入手,来解决"诸多的不适应"的问题。     

社会治理效能的内涵解析、制约要素与提升方略

社会治理效能是衡量和评价当代社会治理活动的核心指标,关乎社会治理活动的功效作用、效率能力与效果效益。因而,要从学理上科学解析社会治理效能的内涵,厘清影响社会治理效能的制约要素。同时,要从实践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实践,探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方法策略。为此,要着重加强党的建设,优化党建引领;坚持人民至上,增进民生福祉;重视以文化人,培育公共精神;注重放权赋能,完善治理制度;加强能力建设,创新治理机制。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十三批指导性案例解读

近期,经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以“检察机关依法履职促进社会治理”为主题的第二十三批指导性案例,指导各级检察机关进一步依法履行检察职能,促进社会治理创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结合相关情况,对该批案例作出解读。     

社会治理现代化与刑法观的调整——兼评苏永生教授新著《区域刑事法治的经验与逻辑》

自国家运用刑法统治社会以来,先后出现了"决断论"、"规则论"和"秩序论"的刑法观。虽然这三种刑法观在我国当下的刑法实践中都有所展现,但是"规则论"和"秩序论"的刑法观还没有得以充分展开。为了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国必须提倡规则、决断、秩序"三位一体"的刑法观。一方面需要通过提升文义解释的地位来深入贯彻"规则论"的刑法观,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深化区域刑事立法和引入文化与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使"秩序论"的刑法观得以有效展开。此外,还要求在刑事立法层面突出"秩序论"思维,在刑事司法层面注重"规则论"思维。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

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过程,也是各种社会问题不断产生和不断被解决的转型治理过程。其中,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正义优先体现了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转型与法律治理的一般规律。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四中全会决定体现了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治理规律的深刻认识,也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具体表现为: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对社会现代化和转型治理基本规律的自觉把握;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和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制度,完善以法律法规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系的整体构建;坚持经济发展、民生保障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在法治轨道上实现社会转型问题的系统治理;把公平正义作为坚持完善法治体系、基本经济制度和民生保障制度的逻辑主线,科学把握现代化后期转型治理的重要内容;坚持法律治理和道德治理相结合,展示了中国社会转型治理的社会主义风貌。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治理领域的体现。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已经形成以“体系-能力-效能”为核心内容的理论框架，其中，以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基础、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乡村治理效能现代化为导向。中国式乡村治理体系由高效的基层自治体系、完备的利益整合体系和科学的制度规范体系构成；中国式乡村治理能力由政党主导能力、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共治能力构成；中国式乡村治理效能由民本中心效能、远期振兴效能、系统发展效能构成。推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要以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治理效能现代化三个维度为重点内容，促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法治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的若干命题研究

在推进法治国家治理体系中,始终存在国家与社会、法治与人治、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若干治理模式的相互角力,而相互角力的后果将最终决定法治国家的最终定型。社会权力的发达程度是法治生长的重要指标。但较大范围存在的全能型政府思维,在某种程度上抑制着培育法治的社会权力。因此,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二元分野程度将影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水平。在构建以法治为中心国家现代化治理过程中,要承认法治与人治、德治在我国将长期"三治博弈"。任何治理模式都存在成本问题,要对法治成本做好足够估计与承受准备,这将有助国家治理方式的最终定型。在我国社会生活领域,我国尚不发达的法治生态环境为非正式规则的存在提供了土壤。对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如何调适及调适的结果也将影响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升水平。     

构筑中国特色调解制度体系——司法部调解理论研究与人才培训基地举办“新时代调解高峰论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调解作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调解制度体系,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