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量刑协商和量刑建议

量刑协商是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认罪协商的过程围绕着量刑展开,而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是该过程的核心.这种量刑建议不同于传统刑事诉讼中的量刑建议,是检察官的一种法定职责,并具有准终局性,从而对法院裁判形成刚性约束力.实证研究显示,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协商的空间较小,量刑建议的精准性不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     

德国量刑协商程序的发展与演进

作为大陆法系的典型代表,德国的量刑协商程序并非对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移植,而是在案件量激增、新型犯罪出现等内在压力的驱动下,基于传统的诉讼模式而衍生出的协商制度。德国的量刑协商程序强调法官对包括供述在内的所有证据进行审查,并在最大程度上发现案件事实。     

被告人参与量刑程序问题研究

近几年的量刑程序改革一直把重点放在检察机关与法院活动的变化上,却忽略了被告人对于量刑程序的参与。被告人参与到量刑程序之中不仅能有效地制约法官量刑裁量权的行使,其本身的参与也正是程序正义的重要表现。刑诉法的修改与"两高三部"颁布的量刑规范意见一同为被告人参与到量刑程序中提供了很好的制度基础。被告人积极参与量刑证据收集时,法检也应当履行适当的义务。同时法院对量刑程序应当适用变通的证据规则与证明标准,这样才能使被告人真正参与到量刑程序中来,并有效地促进量刑公正。     

论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的约束力

公诉机关与被告人的协商与合意是认罪认罚从宽的前提与基础,量刑建议正是基于协商与合意而具有法律约束力。在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是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前提,是检察机关客观义务的体现,是裁判者量刑的依据,也是被害人服判息讼的基础。明确、规范、合理的量刑建议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案件诉讼结果有清晰的预期,能更好地促使被告人与公诉机关进行有效协商、确保法官量刑裁判的精准化与统一化。     

试行量刑程序 实现“阳光量刑”——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试行量刑程序的实践

长期以来，受“重定罪、轻量刑”、“重实体、轻程序”等传统刑事司法观念的影响，审判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对定罪问题较为重视，定罪要经过严格的审理程序并在控辩各方的参与下进行，而量刑问题则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往往是由法官或合议庭在办公室或合议室进行“后台处理”，由此导致量刑结果的公正性受到质疑。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在“二五改革纲要”中提出要“健全和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以此为契机，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开始对量刑程序问题进行探索，并出台了量刑程序规则。     

论量刑听证程序的价值与功能——以美国法为范例的考察

美国实行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模式,独立的量刑听证程序包括听证前的社会调查程序和法庭上的量刑听证程序。独立的量刑听证程序通过多方参与,不仅使量刑程序更加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而且通过让法官接触更多、更全面的量刑信息,促进实体公正。此外,如果将量刑上诉、申诉等因素考虑在内,那么量刑听证程序不仅不会降低诉讼效率,反而会提高综合效率。从功能的角度分析,独立的量刑听证程序能够有效地限制法官量刑裁量权,保障被害人的有效参与,拓展辩护空间,扩大检察机关的作用空间,促进量刑程序的公开和透明等。     

完善刑事速裁程序法律体系--以认罪量刑协商为核心、建立配套机制

2014年10月，根据市委政法委部署，上海选择了六个区的检察院、法院试点刑事速裁程序。在试点工作之初，检察院、法院从自身的诉讼程序出发，单纯地压缩工作流程，简化庭审程序，以此减少案件在起诉、审判的流转期限。然而收效不大。案件在侦查阶段的耗时仍往往在2、3个月，取保候审案件用时更多，部分案件甚至用足一年才移送审查起诉。法院的庭审程序简化，造成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工作量增加。同时，在试点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速裁程序案件与简易程序案件一样--“都是案情简单且犯罪嫌疑人认罪的案件、检察机关在庭审前也都向法院提交了基于犯罪嫌疑人认罪的从轻量刑建议，起诉和判决的证据标准也相同”，由于司法机关自身搜集证据、办案用时的原因，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动接受司法机关在两个程序间的选择适用。那么在简易程序之外另设速裁程序有无必要？速裁程序作为区别于简易程序的一项新诉讼程序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速裁程序较简易程序在量刑上更加从轻的理论基础又在哪里？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分类精准”模式之提倡

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应有之义,对于认罪认罚案件而言,检察机关提出精准量刑建议是量刑协商的根本要求,不仅不会侵犯审判权而且有利于审判权更加合理地行使,为实现审判中心主义创造条件,具有正当性基础。精准量刑建议包括确定量刑建议和"最小化幅度"量刑建议,按照认罪认罚案件的不同类型,遵循比例原则和诉讼经济原则之间的制约与被制约关系,并根据量刑建议精准化程度与程序简化力度之间成正比、与案件重大程度成反比的关系,构建出"分类精准"模式,分为速裁程序及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简易程序案件的确定量刑建议、有期徒刑三年以上五年以下简易程序案件的确定量刑建议为主"最小化幅度"量刑建议为辅等五种类型。检察机关分类测算精准量刑建议时,在量刑基准上应坚持责任优先主义,根据行为的不法与罪责确定责任刑,并采取"点的理论"确定起点刑和基准刑,把认罪认罚作为独立的预防刑情节予以考量。通过建立与"分类精准"相适应的量刑指南、量刑协商、量刑建议说理、量刑调整等机制,提高量刑建议精准化水准。     

回归法律规范:刑事值班律师制度适用问题再反思

目前我国刑事值班律师制度规范背后折射出有权机关抑制辩方权利的倾向。根据法律规范意旨,只要被追诉人没有辩护人,国家就应“强制指派”值班律师介入案件。将“约见”解读为国家指派值班律师需以被追诉人申请为前提,这混淆了律师会见与介入案件的关系,且将国家责任转嫁给个人,弱化了对被追诉人获得最低限度法律援助权利的保障。相关规范性文件将值班律师阅卷权能限定为“查阅”,但基于法律援助法第37条的文义、控辩平等之程序公正底线要求等因素,值班律师阅卷权能还应包括“摘抄”“复制”。《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值班律师有量刑异议时,只要其认可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就应在具结书上签字。这是对值班律师功能“见证化”的公开宣示,与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的意旨以及值班律师实质性参与量刑协商的改革要求相矛盾。值班律师应被赋予拒绝签字的权利。“实质性参与”应是目前完善值班律师制度的基本方向。     

论量刑信息的调查

确保量刑信息得到全面、准确的调查,是量刑程序改革所要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中国迄今没有引进"量刑前报告"的可能性,也难以将少年司法中的"社会调查报告"推广到"成年人案件"的量刑程序之中。在量刑建议制度的推行中,一直存在着"重量刑结果、轻量刑信息"的问题,而律师在从事量刑辩护过程中也对量刑信息的搜集不予重视,也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被害方对量刑程序的参与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也可以向法庭提供新的量刑信息。为实现量刑裁决的公正性,为了使法官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受到有效的规范和制约,法院有必要对量刑信息的调查确立更为合理的程序。     

检察机关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路径选择北大核心

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对于刑事司法权力之再配置和相应司法模式转型具有现实意义。当前,检察机关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案件主要存在认识、制度和操作三大难题,亟须解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的刑事案件可不限于轻微刑事案件,但协商范围应限于量刑、涉案财物的处理等。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应引入公益值班律师、被害人等多方参与机制。同时,应增强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的司法效力,并适当扩充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以此激励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     

量刑规范化视野下的量刑建议

近年来，量刑公正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央司法改革项目中明确将量刑规范化改革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如何实现量刑过程的公正和量刑结果的公正．规范法官裁量权．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保障被告人的参与权成为重要的课题。本专题从理论探析到样本实证分析，从量刑建议的完善到量刑辩论改革．从实体问题分析到程序完善等多个视角进行探讨，旨在探寻进一步完善量刑规划化理论，统一量刑标准，规范量刑程序，保障量刑公正的有效途径。     

检察机关在新形势下如何推行量刑建议制度

2010年10月,随着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会同其他部门发布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为《量刑程序意见》)在全国开始试行,量刑建议制度被正式确立在我国的司法解释之中,成为未来中国量刑程序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法院量刑裁决的参考,量刑建议的推行对于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强化量刑程序的对抗性具有积极的意义。从实践中可以看到,进行改革后检察机关的相关抗诉率有所降低。检察机关在新形势下如何推行量     

以案例指导制度规范量刑协商的思考

量刑协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所在。缺乏规范性的量刑协商不利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发展,并有损司法公正。案例指导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成文法的不足,契合了规范量刑的需要,有利于促进量刑协商结果的公正性。建立量刑案例指导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可以从案例的选取、编撰、发布和运用四个环节展开,发挥指导案例的指导作用。     

协商抑或协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审辩关系

从域外看，合意型诉讼模式中控辩协商和审辩协商兼而有之，但两种模式均难称完美。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终选择了控辩协商，主要还是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现行刑事司法制度以及立法价值等方面的综合考量。在对抗式诉讼模式下，异化了的审辩关系更多表现为审辩冲突，但合意型诉讼模式下的辩方意见已经蕴含在了经由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的作为诉讼合意载体的量刑建议之中，审辩关系呈现退隐之势实属正常。民事诉讼中的协同主义旨在调和职权主义与辩论主义之间的关系，促进法官从消极维持诉讼规则的“旁观者”变为积极能动的审理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导入协同主义，有助于通过进一步强调审方和辩方的协同性义务，尤其是通过法院职权作用的发挥，对控辩失衡起到纠偏作用，也能够更好地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     

量刑监督制度构建:程序、实体同步推进

受观念、立法、司法实践等多重因素影响,量刑监督是检察机关诉讼活动法律监督的一个薄弱环节,因而应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推进量刑监督制度的构建:实体上,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解释的形式统一发布量刑标准,作为法院量刑和检察机关量刑监督统一适用的依据;应深化量刑方法改革,完善量刑情节适用,进一步规范法官的量刑裁量权。程序上,新刑事诉讼法在法庭审理程序中增加了量刑的内容,量刑程序相关的配套制度应及时跟进。     

构建中国式认罪协商制度的实践探索——浙江省绍兴市基层检察机关认罪轻案程序改革实证分析

面对刑事案件量激增的社会现实，为实现案件的有效分流，更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对轻微犯罪切实贯彻宽缓刑事政策，浙江省绍兴市基层检察机关进行了认罪轻案程序改革，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要构建独立的中国式认罪协商制度，必须修改《刑事诉讼法》，建立全面的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制度，明确适用认罪协商案件的范围，赋予认罪协商以明确的法律效力。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办理认罪认罚案件要求检察机关就量刑建议等事项听取犯罪嫌疑人意见并在其同意的前提下签署具结书,这是"认罚"的必然要求,是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自愿性和真实性的程序保证,也是落实控辩平等原则的重要措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包含了控辩协商,但该种协商与美国的辩诉交易又具有本质区别,司法实践中尤其应正确把握.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仍应坚持"以审判为中心".     

量刑建议若干问题探析

"规范自由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为检察机关开展量刑建议制度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一方面法院应推行庭审程序转化机制,从程序上保障控、辩双方有效参与;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也应当转变观念,正确、认真的看待量刑建议工作的性质,全面提升自身的公诉水平和质量。     

法院对“认罪”的审查——立法的纠结与法院的坚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在“协商模式”和“职权模式”之间纠结。法院对认罪认罚案件实质审查源于对客观真相的追求，是我国刑事诉讼职权主义的产物，也因审前对被告人权利保障不足。认罪认罚案件法院首先审查检察机关的指控是否正确，此时法院可能建议检察机关变更起诉；然后才是被告人是否“认罪”，包括对“认事”“认罪”和“认罪名”三个层面的审查，法院也可以建议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建议。目前相当高的量刑建议采纳率包含法院建议检察机关变更起诉和调整量刑建议的案件。法官要履行好对认罪认罚案件的实体审查责任，特别是对“认罪”这一基础的审查责任，才能更好地推进该制度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