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关系实证研究

从对司法实践案例的实证分析来看,我国当前所构建的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地方政府作为赔偿权利人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刑事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等诉讼类型,在诉讼程序衔接上存在冲突问题。基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性质,赔偿权利人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应优先于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社会组织对生态损害赔偿制度规定范围外部分的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有权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补充。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发现行为人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损害环境公共利益时,应首先通知赔偿权利人并督促赔偿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内履行与赔偿义务人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事宜进行磋商及磋商不成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职责。没有合理理由,赔偿权利人不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人民检察院有权就同一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提起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举证责任相关问题探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以"违法性"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此既有异于环境民事侵权诉讼,又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同。本文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归责原则切入,重点分析了原告的举证责任要件,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刑事裁判事实和有关证据、磋商阶段专业证据的审查认定。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目的、比较优势与立法需求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从性质上看属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其功能主要是解决生态环境损害领域中的"政府买单"问题,贯彻损害担责原则。在出现突发环境事件等严重生态环境损害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基于职责需要立即介入调查,利用政府财政资金开展治理与修复活动,但缺乏向污染企业追偿的明确义务和有效途径,导致公共利益受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将地方政府明确规定为重大生态环境损害索赔主体,能够发挥政府在诉讼能力、经费和效率等方面的优势。司法实践中需要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间的分工与起诉顺位。为规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法律适用,未来需要制定专门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法》,以确立相关实体和程序规则。     

检察机关保护生态环境的履职实践与机制创新

检察机关通过打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开展环境公益诉讼等方式能动履职、保护生态环境。同时生态环境检察仍存在尚需完善之处，可通过修改完善环境保护及公益诉讼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定来构建生态环境全面立体保护；可通过建立惩治环境犯罪与环境公益诉讼互补机制、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加强生态环境检察专业化建设、健全检察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衔接机制等途径完善生态环境检察工作机制。     

生态损害赔偿诉讼的本质及相关问题研究——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视角的分析

在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中,行政机关是针对生态损害诉请义务人赔偿,义务人所应当赔偿的,是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利益的损害,此类诉讼具有明显的公益属性,其本质仍然是民事公益诉讼。另一方面,此类诉讼与社会组织、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又存在一些差异,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带有一定特殊性的一类诉讼。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定的程序规则大部分可适用于此类诉讼。应本着有利于环境公益诉讼开展的原则,处理政府提起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与社会组织、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关系。     

积极主动履职 推动达成磋商协议--北京市检察机关首例支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案办案纪实

自2015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北京市检察机关深入研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环境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衔接机制。在北京市检察机关首例支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案中,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积极促成磋商协议的签订及履行,以最小成本实现了修复受损公益的最佳效果。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司法衔接关键问题探析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结果及磋商协议的性质是磋商与司法衔接走向的决定性因素。根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应解读为民事性质。由此产生对磋商协议的司法确认和后续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问题,此为磋商与司法衔接的第一重关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也有相较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优先性,此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司法衔接的第二重关系。在这两重关系的框架内,具体衔接过程中如何操作则属需研究的细节问题。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关系探究——兼析《民法典》生态赔偿条款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大同小异,交叉重叠,关系有待厘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属于以国家所有权为基础的"公产诉讼",由监管者在必要时依法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属于由非监管者补充行使监管职权的"代位执法诉讼",以补充监管不足为必要。两诉关系的妥善处理应秉持类型化思维,正确认识两类诉讼的功能差异及不同主体的各自优势,合理分工,衔接配合。《民法典》第1234条和1235条对两诉关系的处理存在诸多模糊之处,需要理论上的正确解读和后续配套立法的区别、完善。     

社会组织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之质疑——兼论《民法典》第1235条的解释

无论是世界主流立法例，还是从损害的属人性要求出发，社会组织都不得以生态环境受损为由请求污染者直接承担赔偿责任。我国《民法典》虽然在侵权责任编中确立了普通环境侵权和生态环境侵权的二元模式，但是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有权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诉讼。环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之时，应当明确区分为造成社会公众具体损害的情形和仅造成生态环境自身损害的情形。前者可以由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后者则可以由监管机关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等，社会组织对此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缺乏正当性。确立生态环境保护的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诉讼二分论，可以明确社会组织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路径，也可以赋权社会组织在行政机关不作为时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民法典》视域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及诉讼研究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人与自然是同一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必须用最严厉的法治措施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生产生活方式的全过程，坚定不移地走“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民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法治支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原则，《宪法》为《民法典》“绿色原则”确立根本遵循，《民法典》为防控和治理环境污染提供法律依据。《民法典》为生态环境修复赔偿提供法律依据：《民法典》规制生态环境侵权主体及民事责任，规制生态环境损害及其“被侵权人”,规制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民法典》规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规制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规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规制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论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发展与完善是构建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的重要环节,为确保正当合理地行使该损害赔偿请求权,须以《海洋环境保护法》第114条第2款为核心,明确国家行使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理论基础,将海洋生态环境作为该请求权的损害客体,坚持区分国家重大损失与社会公共利益损害间差别,暂不加入违法性构成要件,以保持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同于其他环境公益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优势特点。同时明确行使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范围,发挥不同主体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的作用。以求平稳有序、扎实严密地推进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的建设工作。     

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的路径分野与规范协同

环境法典与公益诉讼专门法立法进程在逐步推进,两部立法如果在功能、目的和进程上不统一,易导致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法规范体系叠加。如何在规范体系上有效协调,以实现对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层面的充分供给,值得深入研究。通过分析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在环境法典与公益诉讼专门法中的基本定位可以发现,法典化与专门法对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功能有着清晰界限,且不存在实质冲突。环境法典注重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实体规则与特殊程序规则,公益诉讼专门法则注重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中的一般程序规则。因此,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可通过环境法典与公益诉讼专门法的功能互补而实现。     

比较法视野下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行政主导实质及其启示

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属于公法责任，可以通过行政和司法救济方式实现。考察外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诸形式均呈现实质行政主导特征。从应然层面，鉴于修复责任的公法属性，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启动和生态环境修复决定内容的形成上，行政机关都应居于主导地位。我国救济方式的顺位和司法救济具体制度设计应遵循有利于行政机关发挥作用的原则。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方式顺位应该如下：首先运用行政命令，其次适用行政机关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最后采用由环保组织或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为了弥补法院在专业知识上的不足，应授权法院要求行政机关编制生态环境修复方案草案。     

我国政府部门主张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法律分析

为规范各地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的司法解释对于解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相关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政府部门主张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角色定位仍存在一些问题,应以环境公共信托理论和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理论为依据,将我国政府部门主张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主体角色定位为国家环境利益的维护者,明确其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中的职责权限,完善政府部门主张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诉前磋商程序。     

“双碳”目标下气候变化诉讼的路径选择

气候司法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保障。基于温室气体排放影响的全球性、累积性、科学不确定性,可以推导出气候变化诉讼目的的公益性、手段的风险预防性及其诉讼路径选择的政策性。在中国现有环境司法框架中,环境侵权诉讼对气候稳定权益的公益性定位出现偏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对于尚未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情形力所不逮。环境公益诉讼着眼于环境公益,制度初创即将“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纳入救济范畴,是构建我国气候变化诉讼制度的适宜载体。构建中国特色的气候变化诉讼制度,还应从优化责任承担方式、贯彻风险预防原则、适度扩大受案范围等方面予以必要调适。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主体资格及衔接关系实证研究——以《民法典》实施后第1234条、第1235条适用为视角

通过归纳分析典型案件可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主体资格模糊属性以及相关立法规范的缺失，是《民法典》第1234条、第1235条所涉“国家规定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组织”在司法实践中陷入困境之根由。为此，应当通过司法解释对诉讼主体资格认定、顺位规则等核心规范予以明确。具体言之，未来我国应当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主体之间存在衔接关系，增设市地级(包括直辖市所辖区县级)以下政府及其指定的相关部门或机构作为诉讼主体，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积极参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并逐步建立“行政机关—环保社会组织—检察机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四位一体且逐层递进的诉讼主体结构，以此最大程度发挥诉讼主体之合力。     

盗采海砂犯罪刑民交叉问题研究

近年来,福州市盗采海砂犯罪上升明显,犯罪综合整治存在运砂行为定罪难、多元化生态损害赔偿机制衔接难、海洋生态环境修复难等问题。为充分发挥刑事检察、公益诉讼和综合治理三项检察职能作用,探索构建海洋生态环境立体检察保护新模式,应当准确打击“采、运、销”犯罪全链条;将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认罪认罚生态修复金与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并轨管理、使用;设立海洋生态修复基地开展海滩养护生态修复措施;融入盗采海砂犯罪多元共治体系。     

从城市容积率纠纷看生态环境诉讼的新发展

城市容积率是由城市土地和规划管理部门事先制定的,用来限定土地承载容量的指标。在司法实践中,容积率纠纷因为具有主体广泛性、目的公益性、内容预防性和复合性四项特性而成为一种新型的生态环境纠纷形式。传统的行政处理机制和民事诉讼在处理城市容积率纠纷时都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为了妥善处理城市容积率纠纷,采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方式成为必要、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是旨在保护社会公共生态环境和公民环境权的制度、与传统纠纷处理机制相比,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在处理城市容积率纠纷案件中呈现诸多优越性。     

跨区划行政公益诉讼检察机制的完善

在公益诉讼检察发展过程中,基层检察机关囿于行政区划的限制,对海洋、河流、湿地等生态环境无法做到全域性保护,如果只是单纯地对本辖区内的生态问题开展行政公益诉讼检察监督,难以从根本上消除损害生态环境的危险。     

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与我国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相对应,其脱胎于普通法中的侵权法,在实践中逐步走向成文法体系。美国《清洁水法》《综合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和《油污法》等法律克服了侵权法的局限性,建立了完备有效的自然资源损害的评估和救济机制。借鉴美国相关立法中关于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赔偿范围、损害评估规则等规定,有助于突破我国传统侵权法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拘束,在索赔主体、赔偿范围、损害行为认定、损害后果评估、修复责任承担等各方面建立特殊的规则,完善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