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罚款适用规则的体系性解释——基于《行政处罚法》第29条展开的分析

1996年《行政处罚法》第24条确立了“一事一罚”的行政罚款适用规则，但如何适用却是争议不断。2021年修改的《行政处罚法》第29条增加了“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一句，确立了“择一重罚”的行政罚款适用规则。“一事一罚”中的“一事”是同一个违法行为，应以构成要件为认定标准，“一罚”是“罚款”，分别有基本模式、法条竞合和想像竞合三种适用情形；“择一重罚”中“择一”是在多个法律规范中选择其中一个适用，“重罚”是最高额罚款。“择一重罚”仅适用于想像竞合情形。     

余姚市甬兴气体分滤厂与余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燃气经营许可纠纷案

[裁判摘要]具有行政许可权的行政机关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的理由不能成立,且该决定已被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并责令重作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仍以相同理由再次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应认定为滥用职权。     

对滥罚款现象的思考与对策

罚款是行政处罚的一种,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给予经济上的处罚。对罚款可作如下理解:第—,罚款是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授权的其它单位的具体行政行为。凡是没有行政管理权的机关和法律没有授权的其它单位都不得行使罚款权。第二,罚款权必须由法律明文规定的有权行使罚款权的机关和单位行使,而且,法律还明文规定罚款由那一级行政机关适用。有行政管理权但无罚款权的机关也不能适用罚款,我国在治安、海关、资源开发、科学技术、金融、交通运输、邮电、卫生、环境保护、城市建设、工商管理、统计、计量、税务等方面颁布了为数不少的行政法规。有的法规中具体规定了行使罚款权的机关,还规定了由那一级机关行使罚款权。比如《森林法实施细则》第24条规定:“对违反森林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单位决定。”第三,法律、法规有明文规定罚款数额的,应当在法定数额范围内确定,超过法定数额的是违法罚款。     

行政诉讼重作判决之质疑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在撤销具体行政行为时可以一并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本文试从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主体角度出发对重作判决提出质疑,认为重作判决对人民法院、原告、被告三方都不利。     

谈行政诉讼中变更判决的适用

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4款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在行政诉讼法草案说明中指出：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至于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作出行政处罚轻～些或者重一些的问题，人民法院不能判决改变。法律和立法解释虽然对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中判决变更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由于没有具体明确的适用标准和规则，导致在审判实践中缺乏统一的栽量尺度。仅凭审判人员的经验来理解和把握，判决变更时往往容易出现任意扩大变更范围的不当变更和对公正标准和幅度衡量失准的变更不当两种…     

法言法语

罚金与罚款罚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人或犯罪单位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罚款有两种:一种是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诉讼中责令妨害诉讼的人或单位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强制措施(简称司法罚款);另一种是行政机关决定对违反行政法规的人或单位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处罚方式(简称行政罚款)。罚金和罚款都是有关国家机关责令特定人员在一定期限内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的金钱,但是,罚金和罚款有下列明显的区别:     

行政确认判决的内容与适用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施行以来，司法权在“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审判实践中，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四种判决形式（维持判决、撤销判决、履行判决和变更判决）尚不足以对具有各种不同情形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适当的判决。有些违法的行政行为是一种事实行为，对之不好适用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任何一种判决形式，如公务员在执行职务时对相对人的欧打、辱骂行为。有些不作为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因时机已过，责令行政机关履行并无实际意义，也不适合法定的任何一种判决形式。由于法律规定的局限性，…     

《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3条第2款的理解与适用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3条第2款因没有区别复议决定不同的具体处理情况而作出有针对性的规定,存在违反行政法理论和在实践中无法适用的可能。该款可以考虑修改为:“复议决定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错误,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复议决定时,应当责令复议机关重新作出复议决定;但复议决定仅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或者在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同时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况除外。”     

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试行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了规范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保障和监督本市行政机关依法实施行政处罚,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拟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以下称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     

完善行政诉讼法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自1990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至今已八年。八年来的实践证明，行政诉讼法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亟需进一步完善。一、行政诉讼法存在的缺陷（－）行政诉讼法确立的司法变更权过于狭八。变更，这里是指人民法院在作出判决时，全部或部分改变行政机关原来的行政处理决定，亦可用人民法院的判决来代替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理决定。但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第54条第1款第吐项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据以上规定，…     

卫生行政执法领域《行政强制法》实施涉及的若干问题探析

《行政强制法》的实施将推进行政领域的全面法治。对照该法的立法精神,从卫生行政执法领域入手,具体分析了卫生行政强制领域暴露出的问题,包括一些强制措施设定的合法性及配套程序的缺失、行政强制执行效率低下及行政执法主体法定资格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建议。     

行政诉讼确认无效判决三题

《若干解释》第 57条第 2款确立的行政诉讼确认无效判决制度在以下方面值得讨论 :第一 ,确认对象。确认无效判决须以业已成立的行政行为为对象 ,确认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相矛盾的 ;第二 ,与判决撤销的关系。一般应当作模糊处理 ,只有当原告要求宣告无效或者在常规诉讼时限之外起诉时 ,法院才有必要严格区分“无效”与“可撤销” ;第三 ,举证责任。“无效”的举证责任 ,应当由原告承担。     

中国行政法治的内和谐——以行政执法为中心

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法治的支撑,丽法治系统本身就应保持和谐.行政法治作为法治的一个子系统,不仅应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外部系统保持和谐,而且在其系统内部亦应保持和谐统一.在行政法治系统中,以行政执法为中心,首先应实现行政执法系统内的和谐.同时应保持行政执法与行政立法、行政司法和行政审判之问的和谐.     

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提高政府公信力

提高政府公信力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行政执法是依法行政的重要环节,执法行为是否规范,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和政治文明的实现。提高政府公信力应把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作为行政法治建设的重中之重,应在深化执法理念、提高执法能力、强化执法监督和营造执法环境等方面下功夫。     

证据的内涵与依法取证-以行政处罚证据的收集为分析视角

作为法律程序整体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一样,都在证据的作用下发挥其功能。然而,我国研究更多将目光聚焦于诉讼证据,而对行政程序证据缺乏关注。但实际上,行政机关是依法治国的主要执行官,其与公民的关系比其他任何国家机关更为密切,所以规范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无疑成为依法治国的重大课题,其中对行政处罚证据的规范尤其如此。从原则上而言,行政处罚证据理应符合证据“三性”,但警察思维与法官思维上的差异使其对证据有其特殊要求,基于公共利益保护的需要,行政处罚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存在减弱和例外情形,因此,对于“毒树之果”以及通过钓鱼执法、秘密调查等方式所得证据并不必然排除,为此,与其让这些实践中早已普遍存在的行为游离于法外,不如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其范围、程序和命令禁止事项。     

论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现行以法院为主导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本身存在许多缺陷,其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应在明确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标准的基础上予以完善,即保留现行的法院应申请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形式,将执行裁断权和决定权交由法院行使,执行实施权则回归行政机关,同时,应建立和完善法院的非诉审查程序和行政机关执行法院裁定的程序,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确立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停止执行为原则,不停止执行为例外的体制。     

论行政行为作为民事诉讼先决问题之解决——从行政行为的效力差异进行分析

如果对某一民事诉讼案件的解决有赖于行政行为效力问题的先行解决,该行政行为就成为了民事诉讼的先决问题。而行政行为又可作无效行政行为和其他非无效行政行为的区分,其他非无效行政行为还可分为形式审查的行政行为和实质审查的行政行为。不同类型行政行为效力上的差异对于在民事诉讼中能否直接裁判行政行为这一先决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国民事诉讼在涉及行政行为先决问题时,应当以行政行为的效力差异为基础,遵循公、私法二元化原则和民事、行政审判组织的职能分工,对于无效行政行为,民事审判可以直接宣告其无效后再就民事争议作出裁判;对于形式审查的行政行为,民事审判可以评判其内容的真实性,但不得宣告该行政行为违法或者予以撤销;对于实质审查的行政行为,则应当先中止民事诉讼,由有关行政机关或者行政审判庭解决其效力问题后再恢复民事诉讼。     

一起行政处罚案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引发的思考

在一起行政处罚案中,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卫生行政部门对其进行加处罚款,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笔者通过查阅文献和结合案件实际,探讨加处罚款的程序、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和卫生部门行政强制实施的主体等相关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问题研究

行政处罚与刑罚属于性质迥异而又密切相关的两种法律制裁措施。为了厘清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关系。规制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问题,可以从立法与司法实践两方面入手加以完善。一方面,统一立法的内容,实现行政处罚与刑罚转化程序的有效衔接;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不断细化和调整两类法律的衔接工作,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工作机制上的统一。     

行政诉讼重作判决具体适用之探析

作为保障行政纠纷在行政诉讼程序中得到实质性解决的判决形式之一,重作判决的适用必须以原告提出重作请求为前提,须附加在撤销判决之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针对的行政管理问题需要重新处理,且被告对需要重新处理的事项具有法定管辖权。法院在重作判决中,应确定重作的期限,对羁束性行政行为的判决,可附加必要的指示。同时,立法应明确重作判决的效力,明确重作判决的适用要求及对重作行为进行监督与救济的保障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