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肉搜索”与隐私权的保护

如今当红的“人肉搜索”风潮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众追求社会公平公正的意识,满足了公民对信息批露公开公正的要求,但在“人肉搜索”中公开的个人信息,属于隐私权的范畴,“人肉搜索”过程中的不适当的行为很容易侵犯到他人的隐私权.本文通过对“人肉搜索”现象及隐私权界定的分析,探讨了“人肉搜索”侵权案件的法律适用依据以及司法救济途径,简析如何把“人肉搜索”这把双刃剑收为己用,真正做到对隐私权的保护.     

从“人肉搜索”看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人肉搜索＂产生了一系列的法律与道德问题,几乎已成为侵犯公民隐私权的代名词。本文从民法角度,首先对隐私权的概念进行了简单介绍,并分析了人肉搜索对公民隐私权的具体侵犯。在此基础上,文中指出了我国隐私权立法滞后的现状。最后,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在民法体系下给与隐私权专门保护、健全隐私侵权的法律救济、注重平衡隐私权与知情权等措施来完善我国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浅论“人肉搜索”与公民隐私权保护

“人肉搜索”的出现，使我国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越来越多的“人肉搜索”事件正向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向发展，亟待接受法律规范。     

论“人肉搜索”中的权利冲突与平衡

"人肉搜索"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法律争议。在"人肉搜索"中存在着公民知情权与网络隐私权、网络言论自由与公民名誉权等权利的冲突,对"人肉搜索"不能做简单化的处理,而要平衡好冲突的权利关系。     

试析“人肉搜索”中网络用户侵犯他人网络隐私权的民事责任

近年"人肉搜索"侵犯公民网络隐私权的事件频发,严重侵扰公民的现实生活,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法律应当对"人肉搜索"的行为进行有效限制。本文中主要研究"人肉搜索"中网络用户侵犯他人网络隐私权的民事责任,尤其是多主体的复杂侵权过程中多个侵权主体内部如何进行责任划分的问题。     

“人肉搜索”背后的隐私权问题探寻

近年来,网络上人肉搜索事件频频发生,人肉搜索作为新类型的搜索方式带来了便利也带来了巨大的不良社会效应,由此引发了在网络环境下公民隐私权保护的问题。本文从人肉搜索,公民的隐私权及其在网络中的新发展以及网络环境下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希望对新时代网络环境下公民隐私权保护问题的改善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人肉搜索”和隐私权保护的冲突

"人肉搜索"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而出现的新型网络现象,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尤其是与公民隐私权保护间的关系备受争议。本文主要从"人肉搜索"的合理性、合法性基础上探讨其与隐私权的冲突问题,认为应对"人肉搜索"进行法律规制,从而实现权利之间的平衡。     

“人肉搜索”法律问题探讨

“人肉搜索”是近年来的新兴词汇，随着“人肉搜索”的多起标志性事件在互联网中甚嚣尘上，“网络暴力”逐渐进入公众视野。随之而来的法律问题及社会问题都值得我们反思。本文试将“人肉搜索”引发的相关法律问题（个人隐私权、名誉权保护，与社会公众的言论自由、知情权以及舆论监督权等之间发生权利冲突时，应坚持“公共利益优先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等）结合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并从法学理论的角度进行剖析，从而探索“人肉搜索”现象的现实性意义以及对其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论“人肉搜索”的法律规制

"人肉搜索"起源于"猫扑网",它作为一种新的信息检索方式,是公民行使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的重要表现。但其不恰当的使用也会导致公民的隐私权、肖像权、名誉权等受到侵犯,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但是我国现存法律并未直接涉及到"人肉搜索"侵权保护的问题上。本文从"人肉搜索"的起源与发展以及人肉搜索造成的危害,折射出的法律问题等进行分析整合,对如何规制"人肉搜索"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人肉搜索”与隐私权的冲突研究

“人肉搜索”作为一种新型的网络监督机制,在我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一种新型的网络搜索方式,其在发展的过程中往往可能侵害被搜索人的隐私权。本文在“人肉搜索”与隐私权的冲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平衡“人肉搜索”发展与隐私权保护的几点立法建议,以期促进“人肉搜索”形式的良性发展。     

刑事证据视野中的盘查记录

盘查记录有《当场盘问、检查笔录》和《挡获经过（说明）》两种形式,它们在制作主体、形成时间空间、证明内容等方面具有不同特点,之所以如此,源于不同的警务机制。盘查记录的诉讼证据资格不应有任何疑问,这是因为在＂违法—犯罪二元追诉机制＂下,刑事立案前的查缉活动由负责日常警务的警察依法进行,由此获得的证据必然具有合法性。在证明作用方面,盘查记录因其证明内容的综合性、直接性和不可替代性,从而具备了很强的诉讼推进能力。从立法完善角度,应当统一盘查记录的形式,规范其制作方式和记载内容,明确盘查记录的诉讼证据地位。     

刑事立案异化及其原因

立案是刑事诉讼的必经的阶段，并且具有相对独立的诉讼任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普遍不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立案，而是根据案件侦破的难易程度决定立案与否。这使得立案程序出现异化和虚置现象。原因是公安机关兼有行政管理和诉讼侦查双重职能以及公安机关内部规范、司法习惯与刑事诉讼法的矛盾。     

中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制与适用比较研究——兼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涵是,警察在调查取证时,如果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免于非法搜查）、第五修正案（不得自证其罪）以及第六修正案（获得律师帮助）所保障的宪法基本权利,获得的证据将不会被法院所采用。美国法院还进一步创设了“毒树之果”、“米兰达规则”以及相应限制规则,实现了对该规则的双向规制。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以成文法形式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立法层面来看,我国并没有完全吸收其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内涵;从适用层面来看,我国法院适用得当,但是说理不足,使该规则并不具有法定可预期性。加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宪法理论研究是更好实施该规则的前提。     

论“跳桥秀”的刑事法治理

某些"跳桥秀"行为给公共利益造成了极大损害。对行为人适用刑事法予以处置并不违反谦抑原则,也符合现时的刑罚观和程序法上的比例原则。应当以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为规范依据,对某些"跳桥秀"行为人科处刑罚并在案发时采取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以达到震慑犯罪嫌疑人,预防"跳桥秀"的目的。     

刑事政策演进视阈下的“破小案”

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基本刑事政策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向“宽严相济”演进，随之具体刑事政策亦将由“严打”向“破小案”演进。考量法律的严肃性和执法的公正性，在刑事执法层面，警察机关应树立起“破小案”的工作理念。     

“正犯主犯化”:趋势、原因及启示

主犯与正犯分别处于我国和德日刑法共同犯罪人的核心地位,有必要明确二者的关系。在德日刑法史上,正犯的内涵经历了主观说、形式客观说和实质客观说的演变。随着重要作用说和犯罪事实支配理论成为学界通说,正犯的认定标准倒向了实质客观说。德日刑法中的正犯与我国刑法中主犯的界限日益模糊,呈现出"正犯主犯化"趋势。该趋势的形成与哲学思潮由自然(实证)主义向新康德主义的转变有关;在刑法领域,该思潮的转向主要通过把刑罚的合目的性引入到犯罪论的方法,以化解犯罪论与刑罚论的冲突和消弭"李斯特鸿沟"。"正犯主犯化"趋势对我国共同犯罪的研究具有重要启示:一方面,不能以德日刑法中的正犯、共犯概念代替主犯、从犯的规范用语;另一方面,不能割裂定罪与量刑的关系,引进所谓的"双层区分制"。对于外国刑法理论,应该在明确该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发展动向的基础上,回归到中国的具体现实,结合具体问题分析我国刑法的优劣,再做出坚持还是借鉴的选择。     

“讯”与“供”：传统侦查中诉讼角色的互动——以中国传统“拷讯”制度为中心的展开

在中国传统侦查中，“讯”与“供”构成一对相反相成的共同体，传统侦查人员、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等不同诉讼角色参与其间，在不断的互动中完成传统侦查的中心任务——查明案情、收集证据和捕获犯罪嫌疑人。传统侦查奉行“有罪推定”、“无供不录罪”，对“供”的高度关注使得“讯”获得了巨大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和证人动辄遭侦查人员的拷讯，刑讯制度渐臻发达。中国传统法律规定了拷讯的对象、使用条件和具体运作，并且也规定了对违制拷讯行为的惩戒机制，但并没有阻却传统侦查实践中肆虐的违制拷讯。     

激励、效能、谦抑：二元化犯罪模式的法理审视

犯罪模式的选择过程及其难点，首先就是如何妥善处理好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寻找它们之间的最佳平衡点。二元化犯罪模式在中国并非一个简单的刑法问题，而是具有独特价值的法理问题。对此“问题”认知过程中产生的法理分析既影响到有关犯罪标准的制定，又反过来形成了犯罪标准的理想模型。因此应从激励、效能、谦抑等方面全方位审视这一犯罪模式，实现该犯罪模式从危机到契机的转化，并警惕该犯罪模式带来的羊群效应。     

《刑法》第349条第1款的规范阐释——以“明知”为切入点

《刑法》第349条第1款规定的包庇、窝藏行为,其性质会因行为人"明知"的有无、内容和程度而改变,从而构成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窝藏、转移、隐瞒毒品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窝藏、包庇罪或非法持有毒品罪等不同的犯罪,甚至完全可能是无罪。这就涉及到诸多刑法条文的规定。因此,应以"明知"为切入点,往返于规范与事实之间,把《刑法》作为统一的整体,对《刑法》第349条第1款进行体系解释,方可得到合理的结论。     

论法律拟制思维在刑法中的重要性

刑法中存在普遍的＂有意将不同者等同视之＂的＂法律拟制＂现象,这种＂以假为真＂的作法并不必然与刑法的基本原则相违背,而有可能是在坚持刑法基本精神的前提下的一种刑事立法层面上的有效方式。所以,对刑法中拟制现象的研究不能仅限于＂刑法的拟制性规定＂,而应该以＂法律拟制＂本身所代表的标准来审视刑法中的拟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