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法律》第150期祝词

政治与法律历来结下不解之缘,政治与法律的关系解决得如何从来就是涉及到能否达到政治清明、法治弘扬、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兴旺发达以至环球和谐繁荣的大事情。《政治与法律》自创刊之始,就以政治学与法学之间水乳交融、     

燕继荣：民主体制的困境及改革的方向

“善治”以法治和良好的制度为基础，这样的法治和制度安排必须保持政府与社会、精英与大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适度均衡。因此，保持精英政治和平民政治的平衡，让精英团队保持领导力，让平民团队保持影响力，这是最理想的政治状态。当今世界最具典型的决策模式也可分为精英决策模式和民主决策模式两种。     

论宪政的人性基础

宪政与法治的人性基础问题—开始并且始终是思想家们关注的问题之一。如果我们撇开思想家在这一问题上思想的细微差别 ,从总体、宏观上总结 ,不难发现 ,他们对宪政与法治的人性基础的思想是立足于这样一种双重的人性假定或预设。即人性有恶的一面 ,因而权力成为必要 ,而对权力的执行者、权力也必须加以限制 ,权力是一种“必要的恶”（洛克语）。另一方面 ,人性又有善的一面 ,因此 ,人是目的（康德语） ,应当尊重他们作为人所应有的尊严 ,去保障他们的生命、自由与财产等基本权利。这两方面的统一生长出了宪政与法治的基本精神即对权力的限制…     

德法相济:提高政法队伍道德素质的必由之路

德法相济(德治与法治的辩证统一)是江泽民总书记“以德治国”重要思想区别于传统“德治”思想的最显著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治国新方略的精髓。全面体认“以德治国”思想,加快提升政法队伍的道德素质,必须坚持把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相结合,坚持“德治”与“法治”并举。 从人性善恶的矛盾来分析,只有德法相济才能实现自律和他律的统一。人性是善与恶的矛盾统一,道     

法治的人性观基础

本文把法治作为一种秩序类型来阐释法治的人性基础,以往我们乐于说明法治的经济、政治基础,却往往忽视或回避法治与人性的联系。实际上,人的需要就是人的本性,自由自觉的活动就是人的类本质。将人性把握在灵魂的载体上,通过法治导向人性的本源是本文的特点。     

人性观与法治社会的关系

本文论述了人性观与法律以及构建法治社会的关系,通过对比中西方人性善恶观主流论,阐述人性观的起源与发展并分析了人性的本质,以北纠正人性的善恶决定社会法治程度的错误观点.本文论证法律的起源以人性为基础,但法律反过来也会作用于人性的发展,人性的变化与法治社会的构建互相影响,法治社会的构建只有以人为本才能使人性散发理性之光,而人性的良好发展才能推进社会的法治化进程.     

法律现代化解析与法治建设——以人性假设为视角

法律始终给人一种神圣威严的感觉,同时又隐约使人可以感受一种对人的温情关怀。从古至今,从中到外,人们不断追问着这些问题。法律作为一种现实的人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现实的人的秩序追求与制度安排,始终基于对人性的认识之上,不同的人性认识决定不同的法律制度,不同的法律制度也反映不同的人性认识。认真看待法治与人性的关系,对法治建设也有重要的意义。     

“人性恶”是法律、法治的人性基础吗?

近些年来,在法律、法治的人性基础的研究中,有一种"性恶论"颇有市场,并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值得关注。经初步研究,这种观点立论的论据主要有三,即西方关于人性恶、权力腐败和法律的人性逻辑起点——"自私"的论述。我们逐一查阅和剖析了这三个方面的论述,认为他们对有关的论述的介绍是不全面和不准确的,加上对"恶"、"基础"概念理解上的片面和肤浅,因而说"人性恶",进而得出"恶"是法律的人性基础的不科学结论。从相关的论述和历史的实际看,人的本质属性是道德性,"恶"只是它的一个方面或一种表现,是"善"的阙如,是人性的一种缺陷。显然,"性恶论"歪曲和丑化了人性,因而用它来指导我国的法治建设,必然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后果,故应坚决地抛弃这种理论,并肃清其在社会中的流毒。     

中国司法的“政法模式”与“法政模式”

政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人类追求良善社会的永恒话题.从本体论层面来看,各国司法都具有政治和法治双重属性.司法的政治性及其制度表达决定于“政治国情”,而司法的运行则诠释与实践其政治性所承载的各种政治价值与需求.由于当代中国独具特色和优势的党政体制及其政权组织结构,我国司法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同时,由于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我国司法在实践中又表现为向法治性回归的演进趋势.因此,当代中国司法的政治与法治关系表现为体制上的“政法模式”和司法运行中的“法政模式”并存的鲜明特征.     

对“以法治方式推进改革”的解读

以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识,进而推进改革的命题,是对法治与改革关系的重新定位。这既可提升法治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也是下一步改革的指导思想。如何准确地理解法治方式,进而理顺法治与改革的关系,跳出改革的"转型陷阱",化解权利与权力之间的"结构紧张"关系,是理论法学的重要任务。法治方式不是"你治我"或"我治你"的工具,而是一种公共治理的理性思维决策方式。改革与法治都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危机处理方式,但无论哪一种方式的单独运用都可能会出现偏差,因为停滞改革或过于猛烈的改革都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而法治走向僵化不仅会放缓改革的步伐,而且也可能强化固有的矛盾。中国既需要改革,也需要法治,改革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展开。我们需要在改革、法治与社会的三重关系中理解"以法治方式促进改革"的意蕴。     

荀子政治法律思想批判

荀子思想在有关性恶、法制方面颇有创意,其礼法融合、圣王之治诸内容成为中华法系之内核。然而论及法为工具、礼为根本的基础上演化出的“化性起伪”、“君上之势”、“圣王之治”等有关的政治法律思想时,其思路却相当幼稚,使中国的制度文化深陷专制之泥潭。     

中国法治的人文道路

现时代需要一种融合中西人文主义之精髓、兼济人的认知理性与道德理性的新人文主义。从人文主义的视角看,道德人文维度与民主政治维度是构建中国法治需要着力加强的两个方面。在法治发展道路上,中国需要协调好法治的道德、功利、政治与行政四个层面,沿着自身的文化传统,打造政治和社会的理性与道德基础,开拓一种具有厚重人文底蕴的"道德的民主法治",实现仁义道德与自然权利、民主法治在现代的历史衔接。     

法治湖南建设的路径选择——从公民政治参与的角度

法治湖南建设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逻辑演绎。以公民政治参与为逻辑起点，阐述公民政治参与对法治湖南的建设的价值，描述法治湖南建设过程中公民政治参与所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困惑，从而提出法治湖南建设中提升公民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     

权力关系中的法治秩序──对西欧中世纪政治结构的分析

西欧中世纪在法治秩序的形成过程中是至为重要的时期。根据统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本文将中世纪划分为三个阶段：封建制时期、等级制时期和绝对主义时期,并逐一对上述三个阶段的政治结构加以分析,试图在权力关系的变革中探寻其与法治秩序的“隐喻”关联。通过“顺流而下”的历史描述,本文意在进一步“逆流而上”建构出法治秩序的制度条件,以期对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有所助益。     

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政治文明的高级形态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政治文明相契合,集中体现了人类追求政治民主、权力制约、人权保障所取得的成就,反映了人类在追求自由、平等、人权,构建有序化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过程中的共同要求,是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显著标志。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于政治文明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是政治文明的高级形态。     

论强制性调解对法治和公平的冲击

调解是不发达社会主导的纠纷解决制度.在社会进化过程中,调解退化成一种基层社区自治的制度和司法程序中"依附于"判决的制度.在大型有组织社会,发达的调解与人治并存;判决的权威是法治社会的标志.东方发达的调解制度是人治社会的一部分,它不是先进文化,恰恰是东方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制度原因.解放后我国调解的走俏正是我国的人治社会使然.改革开放以后判决的短期走强是社会法治冲动的产物.强制性调解构成对法治基本价值的损害.既然我国已经选择了法治之路,我们就只有选择以判决为主导的纠纷解决制度,坚持调解的自治与自愿原则,并对调解进行法律规制.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法治理论的发展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国家治理意义重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其汲取了古今中外各类法治理论的有益元素,对法治理论做了七项创新发展,即建设法治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三个核心要义"、坚持"共同推进、一体建设"、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与实现依规治党、着力实现制度现代化、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还对法治理论做了十五项拓展深化,即关于依法治国方针、坚持党的领导、法治为民、法治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权力监督、德法并重、改革和法治关系、加强社会治理、政法机关职能、法治环境建设的拓展深化。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系列成果,传承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吸收了世界法治理论精华,且勇于探索当代中国法治实践。     

什么是良法

广义的良法是指对社会发展起积极或推进作用的法,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具有真、善、美之品格的法。“真”是指法的内容的合规律性;“善”是指法的价值的合目的性;“美”是指法的形式的合科学性。依法治国,应是依良法治国。     

论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

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存在着密切联系,一方面,现代政治文明离不开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更是呼唤法治,因为权力具有双重性,人性有其弱点,中国缺乏民主法治传统,腐败现象严重;另一方面,法治对政治文明具有重要价值,它是政治文明的产物,又是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是政治文明的基石和根本保障。今天,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以法治为根本,必须转换党的执政方式、进行制度创新、加强法治建设、创造理性政治文化。     

领导、法治与政治文明建设

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个基本要素。在我国政治文明体系中 ,党的领导是前提 ,人民民主是核心 ,依法治国是保证。这三个要素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