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界定的法律问题研究

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拥有终极性与排他性的、支配公司行为的权力的人。在股权结构分散的公司,管理层掌握着公司的控制权;但是在股权结构相对集中的公司里,公司的控制权则掌握在控股股东及其背后的实际控制人手中。实际控制人的操控,打破了上市公司大股东、小股东与管理层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制衡。通过"遥控"控股股东和安插在管理层的代理人,实际控制人能够迫使上市公司的行为符合其谋取私益的目的。为有效规制实际控制人的行为,防止其逃避法律的监控,损害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和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首先必须解决实际控制人的界定问题。     

从上市公司债务结构视角探索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一、我国上市公司债务结构综述 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债权人不能参与公司的治理与监督，必须要建立上市公司与其控股股东对债权人的信息披露制度，防止公司侵害债权人利益。而我国目前上市公司专门针对债权人的信息披露制度在法律上是一个空白地带。     

换股并购中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随着我国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和一系列并购新规的出台,大规模的换股并购也将在我国资本市场上被逐渐激活。然而我国学界对换股并购从法律角度的研究却少之又少,现行法规也缺乏对换股并购的明确规定。对换股并购中控股股东的义务、股东代表诉讼、异议股东救济等若干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分别阐述西方国家的控股股东的谨慎调查义务、双重股东诉讼、异议股东估价权等法律制度对完善我国关于换股并购法律法规的重要借鉴作用。     

上市公司治理中道德风险的司法防范机制研究

上市公司治理中道德风险的司法防范机制,可以依靠两种办法来发挥作用:一种是由国家基于自身或社会的利益来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另一种就是由股东基于对自已及公司利益的考虑而自发启动的民事诉讼程序。其中股东诉讼又分为股东直接诉讼和股东间接诉讼,前者通过对股东利益的维护,间接地约束上市公司及其代理人侵害股东利益的行为;后者侧重于对上市公司治理中的道德风险加以防范,同时维护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目标公司反收购的法律规制

上市公司收购已成为我国证券市场上最为重要的新生力量。收购市场的活跃引发目标公司反收购的激烈。由于缺少完善的规制反收购的法律规则,我国目标公司的反收购不仅损害了目标公司及股东的利益,而且阻碍了公司收购在公司治理方面有效作用的发挥。本文通过介绍英美的经验,提出了我国当前规制目标公司反收购可采取的措施:(1)确立董事的信义义务;(2)建立控股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3)构筑司法救济体系。     

论股东累积投票权

一　股东累积投票权的历史沿革中国证监会与国家经贸委 2 0 0 2年 1月 9日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 31条规定 ,“股东大会在董事选举中应积极推行累积投票制度。控股股东控股比例在 30 %以上的上市公司 ,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采用累积投票制度的上市公司应在公司章程里规定该制度的实施细则”。因此 ,我国政府主管部门对股东累积投票制度采取了积极鼓励的政策取向。我国《公司法》修改在即 ,立法机关对于股东累积投票制度应当采取何种态度 ,构建何种法律架构 ,值得进一步研究。所谓股东累积投票权 ,指股东在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模式下的股权制衡问题——兼议大小非解禁带来的股权结构转型契机

实证分析表明,大小非解禁虽然已持续近两年的时间,但我国上市公司现阶段的股权结构总体上仍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特点。然而,变革中的市场、法律和政治所形成的合力将推动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总体上从高度集中模式向相对集中模式逐渐转型。我国上市公司现阶段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阻碍了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引发了较为严重的公司治理问题,股权结构的转型为公司治理问题的缓解提供了契机。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有多种类型,比较而言,既有控股股东又有制衡股东的股权结构更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绩效,因此,它应当成为大小非解禁过程中政策引导的目标。     

对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的控制

公司的控股股东常利用其资本优势控制公司的治理机关,与公司及中小股东争利,分析其存在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论述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中滥用控制权的表现,结合我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归纳相应措施。     

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与制度完善

结合新修改的<公司法>、<证券法>,从董事会治理的角度讨论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制度的立法完善问题,指出董事会的立法应该以上市公司利益最大化制度为目标,而不是股东利益最大化,更不是控股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个理论前提下,在对我国现行的董事会运行实践和制度环境进行评述后,指出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中,董事会独立性不够,董事会决策和监督功能弱化.最后对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制度的立法完善提出了一系列立法建议和对策,包括:设立上市公司国有股权信托计划,弱化政府透过股权对董事会的超强控制;由债权银行提名专项董事参与上市公司运作,以提高金融分业经营格局下银行信贷资金的安全性和使用效益;建立董事执业档案以培育职业经理人市场.     

股东派生诉讼：谁来告？代表谁？

目前,我国在公司运作过程中,因公司控股股东、大股东或公司董事、经理等高层管理人员利用其优势地位操纵公司活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甚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被控股股东肆意践踏。囿于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受损害的股东尤其是小股东又难以运用诉讼手段在维护公司     

一人公司对传统公司法的冲击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许多国家顺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先后在公司法中确立了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但是，一人公司的出现与发展，对传统的公司社团性理念以及公司法律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公司制度的本质特征。本文认为，传统的公司理念对公司立法承认一人公司不利，应强调公司的本质特征为“公司是独立于其出资人的法人”，而不在于其社团性。但我们必须正视一人公司的弊端，因为一人股东确实打破了复数股东的相互制衡性。因此，应在公司法确立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同时，强化对一人公司运行机制的平衡控制。如强化公司资本制度，严格资本充实规则；在公司登记中强化公示主义与要式主义的适用；在法定的有限范围内对一人股东适用无限责任；特定场合下适用揭开公司面纱的制度等。     

论有限公司股东的股权继承与股东资格继承

我国《公司法》第76条的规定应该解释为对死亡股东继承人股东资格的取得而设。可以认为,自然人股东死亡后,若公司章程没有相反的规定,其继承人或继承人的代理人可以马上向公司申请办理股东变更手续。为此,我国公司立法应该进一步明确公司有义务在合理的时间内办理股东变更手续,否则推定继承人取得股东资格。     

关于我国"一人公司"立法问题的研究

随着我国公司制企业的发展,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公司形式——一人公司,一人公司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立法所承 认。但目前我国没有健全的财产登记制度,也未建立严格意义上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因此,在我国暂不应允许自然人一人公司的设 立。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的自治与强制——以股利代理成本理论为逻辑基础

控制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是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股利分配失衡问题归根究底在于公司内部缺乏适当的权利制衡机制,存在内部人特别是控制股东侵害小股东合法利益的问题,这是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不健全的结果。我国与再融资行为相挂钩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具固有缺陷。依据股利代理成本理论,公司现金分红是小股东利益保护机制的结果,只有小股东利益保护机制得以有效执行,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失衡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应当尊重公司自治原则,通过契约设计和制度创新来增强公司股东对现金分红决策的参与度,对大股东权利的行使形成有效的制衡;同时,强化特定情形下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发展股东强制股利分配之诉,对上市公司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侵害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是我国解决股利分配失衡问题的必然出路。     

股东间诉讼的司法救济

股东诉讼制度作为股东权益的主要救济路径,是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新公司法修订以来,我国开始涉足以股东直接诉讼和股东派生诉讼为基本内容的股东诉讼制度。在涉及公司内部纠纷的诉讼中,虽然很大部分是公司侵犯股东的合法权益或公司怠于行使权利而损害了股东的权益,但是股东之间的纠纷还是时有发生。因此,股东间诉讼问题的研究不容忽视。     

Regulating Political Donations by Companies: Challenges and Misconception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gulation of company political donations in the UK. It argues that UK policy makers have failed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company donors and, consequently, that the UK Companies Act 2006 requirement for shareholder consent for company donations is not an effective solution to concerns about company donors. To this end, the paper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empirical analysis of company donations to show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donor companies are closely held or owner‐managed entities where shareholder consent rules are ineffective. The paper highlights particular concerns that arise with donation by such companies and argues for a more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company donations in order to formulate effective policy responses to concerns about the role of company donors.     

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持股减持的法律困境与解决对策

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持股减持现象,成为我国目前证券市场的焦点。人们对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持股减持的规定存有异议,尤其对较多高管通过辞职离职等规定的漏洞,转让所持股份获利,深表不满,形象地将创业板誉为"造福板"、"摘桃板"等。为此,可通过修订我国《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条款,重新规制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持股延长禁售期、禁售情形,规范上市公司高管辞职离职持股解禁制度,明确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社会责任等。     

论股东提案制度对公司社会责任实践的促进

股东提案在西方公司制度发达的国家日益演化为反映相关利益者利益诉求、推动公司社会责任实践的有效渠道,但该方式发挥此种作用需要两个前提要件:负责任的投资人和合理的股东提案制度。在我国,市场信息不对称、公益性机构投资者匮乏、股东提案制度发展滞后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股东提案制度的公司社会责任实践。结合我国资本市场和公司发展现状,完善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培育负责任的投资人和优化股东提案制度,是促进我国公司伦理性决策机制形成的基本思路。     

建立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加重责任制度

本文简述了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状况和立法现状,以及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的概念与内涵,通过对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实施加重责任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理论分析,认为中国应该并且可以建立金融控股公司的加重责任制度,同时对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的要点进行了详细的解析。     

Section 994 of the Companies Act 2006 and the Primacy of Contract

The Court of Appeal's decision in Fulham Football Club (1987) Ltd v Richards & Anor is both of interest and significance. By embracing the idea of the parties’ ability to ‘contract out’ of their statutory right to petition the court for relief under section 994 of the Companies Act 2006 (the so‐called ‘unfair prejudice’ remedy), their Lordships have not only contrived to stun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unfair prejudice as a minority shareholder remedy but, and more importantly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case note, their decision has reasserted and extended the contractual analogy in modern UK company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