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犯罪侦查启动程序研究

当前在走私犯罪侦查启动过程中,存在着到案措施难以落实、搜查功能难以发挥、案件经营难以开展、技侦手段难以运用等难点。究其原因就在于我国包括缉私侦查在内的侦查工作采用的是程序启动型模式,同时由于走私犯罪和缉私工作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使得缉私侦查启动工作更易陷入困境。为适应打击走私犯罪的需要,应当将程序启动型转为随机启动型侦查模式,同时对相关的配套措施予以完善。     

我国侦查启动程序探悉与完善

我国侦查启动模式具有其相应的功能价值,但其价值取向及因此而形成的制度构建未能完成侦查启动程序的设置目标,甚而有所悖离。通过对国外主要侦查启动模式的比较分析,对我国侦查启动程序进行宏观思考及提出相应的制度完善构想。     

论职务犯罪侦查启动程序的构建

职务犯罪侦查存在着“从获取犯罪嫌疑信息到立案侦查”的特殊的诉讼过程。当前职务犯罪侦查存在的问题是侦查启动程序的缺位,直接导致了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异化和虚置。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启动程序构建的模式选择有二:以“犯罪嫌疑信息”为依据的随机型启动模式和初查立案启动模式。     

论职务犯罪侦查启动程序的构建

职务犯罪侦查存在着“从获取犯罪嫌疑信息到立案侦查”的特殊的诉讼过程。职务犯罪侦查与普通刑事犯罪侦查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侦查行为。当前职务犯罪侦查存在的问题是侦查启动程序的缺位，直接导致了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异化和虚置。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启动程序构建的模式选择有二：以“犯罪嫌疑信息”为依据的随机型启动模式和初查立案启动模式。     

浅议我国的侦查启动程序——立案

我国的侦查启动程序属于程序型启动模式和对事模式(部分案件是对人模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少的弊端,不利于侦查机关及时进行侦查,查获犯罪证据,查清案件事实。本文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并立足于我国的实践,针对我国立案程序中的不足提出了相关的改革建议。     

论刑事诉讼启动程序改革的宏观走向和具体方案

依据刑事诉讼的性质和目的,遵循刑事启动程序的运行规律和启动原则,考察国外刑事启动程序的制度设计,结合我国诉讼文化传统和刑事启动程序的现状,改革我国刑事启动程序被动、封闭、单一的特征,应该在宏观上由程序型启动转变为随机型启动,由二方组合结构模式转变为任意性措施启动的二方组合和强制性启动措施司法控制的三方组合的双重结构模式;在微观制度设计上建立案件信息登记制度替代立案制度,把它作为侦查工作的前期工序。加强启动程序的分流功能,实行两步式侦查模式;在配套措施上扩大辩护律师的权利,完善被追诉人的权利救济机制,保障控辩力量的平衡,以适应随机型启动模式的需要。     

经济犯罪侦查效益简论——着眼于资源优化和程序简约的制度建构

经济犯罪侦查作为一项制度设置,起着配置有限侦查资源的作用,它以刑事司法的社会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经济犯罪侦查的效益机制是通过优化经济犯罪侦查资源和简化经济犯罪侦查程序来实现的。经济犯罪侦查的资源优化出路在于:配置适当的管辖职权、提升人力资源的质和量、重构经济犯罪侦查主体模式以及优化侦查协作;而经济犯罪侦查的程序简约进路则包括:简化侦查启动程序、整合运作程序,优化侦查监督程序和缩减程序期间。     

法治视野中的刑事案件立案程序——以公安机关为视角的考证

刑事立案程序是刑事诉讼的启动程序和开展刑事侦查的必经程序,公安机关作为刑事案件侦查的主力军,其立案、侦查职权具有专属性和排他性,但是,公安机关在侦办刑事案件中的立案程序却存在立案标准不统一、立案标准缺失、立案与撤案法律依据相互矛盾等诸多缺憾,极易造成基层职能部门的无所适从乃至变相操作,应当从统一立案标准、加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制约等多方面去完善侦查活动的构造,以修葺立案程序的法治化出路。     

刑事立案制度的“是”与“非”

立案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诉讼启动程序，具有刑事侦查控制功能、规制侦查管辖功能及刑事案件管理功能等。但是，立案标准过高、立案手续繁琐、立案前的调查缺乏法律依据、“初查”获取的证据缺乏法律效力等问题，阻碍了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我国的刑事立案制度应当借鉴吸收国外随机型启动模式的合理内核，进行改造完善，建立兼有随机型启动模式特点和程序型启动模式的刑事立案制度。     

侦查取证中强制询问证人探析

侦查取证中对证人的询问包括任意询问与强制询问。询问证人应当以任意询问为原则,但在必要情况下也应当允许强制询问。强制询问证人的强制性主要表现为一种后果上的强制。应当通过程序对强制询问的适用进行控制,包括主体、启动条件、时间、强制手段、律师在场、赋予证人申请救济的权利等方面。我国侦查取证中询问证人也应当区分任意询问与强制询问并明确强制询问证人的具体程序。     

论限制对案外第三人实施强制侦查措施

犯罪嫌疑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都有可能成为强制侦查措施的实施对象,但对案外第三人实施强制侦查措施应当受法律上的严格限制.我国现行法律对侦查机关对案外第三人实施强制侦查措施未作任何有别于犯罪嫌疑人的特别规定,案外第三人也没有充分有效的救济途径.因此,必须在法律上对侦查机关启动对案外第三人的强制侦查措施设置严格的实体及程序限制,包括启动强制侦查措施必须有合理根据,必须符合比例原则,执行强制侦查措施必须按照批准的范围,案外第三人在事后要享有充分有效的救济手段.     

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与运行的缺陷及其完善

与国外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和运行情况相比,我国现行职务犯罪侦查权在权力配置上趋于分散;侦查程序上初查地位不明确、立案程序异化和虚置;侦查手段单一,缺少特殊侦查措施;人权保障缺失,未能建立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应当从赋予检察机关统一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赋予其特殊侦查权力和特殊侦查手段,完善职务犯罪侦查的启动机制,强化职务犯罪侦查中的人权保障等方面入手。     

转折与定位:侦查模式与中国侦查程序改革

由于司法传统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 ,现代各国的侦查程序可以分为不同的模式。根据侦、辩双方在程序中的地位和关系 ,可以将其划分为对抗式侦查模式和职权式侦查模式 ;根据侦、辩、审三方的关系即侦查程序是否受法院即司法的控制 ,又可以将其区分为司法型侦查模式与行政型侦查模式。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我国现行的侦查程序采行的是职权式侦查模式 ,同时更是一种行政型侦查模式 ,侦查程序改革的关键就是要实现侦查模式的结构转型。     

论刑事司法鉴定启动程序的完善

完善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启动程序应当坚持正当程序原则和价值平衡原则，在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和保证诉讼效率之间保持平衡。我国传统的司法官启动模式应当保留，在这一启动模式之下，立法应当对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的条件做出科学规定：启动司法鉴定程序应当具备“专业性”、“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在具体程序设计上，可以将可能影响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的相关因素先予审查，以防止因鉴定意见不具有证据能力而被排除所导致的诉讼拖延和资源浪费。     

历史视野下的侦查“不立案”研究——以侦查启动的禁止性要件为分析中心

在我国现代侦查领域中，立案程序扮演着侦查启动的重要角色。在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侦查领域中也存在着“立案”，但它只是启动刑讯的手续。封建社会侦查领域也存在着类似于现行立案程序的过滤机制，通过设立管辖、主体、客体、形式等方面的禁止性要件，使得侦查无从启动，从而达到“不立案”的客观效果。     

司法审查侦查原则论

司法审查原则要求侦查程序和行为必须置于法官的审查监督之下,以保证侦查程序的规范运行和侦查行为的合法实施。侦查程序确立司法审查原则的价值精神一方面在于法治国家理念在侦查程序上的落实,另一方面在于程序正义价值实现对侦查程序的要求。国外通过司法审查的制度化保证司法审查侦查原则的地位,我国应当确立司法审查侦查原则,并通过具体制度进行落实。     

法国检警关系及对我国的启示——以勒芒凶杀案为视角

勒芒凶杀案的调查程序鲜明地体现了法国检警关系的特点。法国实行检警一体模式,检察官是侦查程序的主导者和指挥者。其优势体现在有利于加强对警察权的制约,确保侦查取证的合法性,形成追诉合力,实现控诉目的等方面。我们有必要借鉴检警一体模式的优点和经验,在坚持检警分立的前提下,构建新型检警关系。应当充分发挥检察官的诉前主导作用,强化对侦查活动的引导和监督,确保侦查取证的合法性、有效性。     

检察引导侦查的双重检视与改革进路

检察引导侦查作为检察制度近年来的重要改革趋势,已经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目前司法实务中存在着两种基本的检察引导侦查实践模式:内部参与型引导模式与外部监督型引导模式。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引导侦查在启动程序和界限方面的任意性、检警衔接的脱节、监督效力的两极分化和"同向损益"的结构失衡风险,都在制约着这项机制的效能发挥。在理论层面,检警一体化无法为检察引导侦查提供合理证成;引导权应当成为检警关系的新型权力分支。对此,从规范运作与配套机制出发,从规范引导范围与界限、强化监督效能、补充侦查说理化改造、对引导权力规范运行的程序性控制以及推进智慧检务建设等方面入手,以期有益于推进这项机制的改革实践。     

正当程序视角下侦查讯问程序改革

正当程序作为指导刑事诉讼程序的核心性原则之一蕴含着丰富的机理。包括权利应当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权力应当受到严格的制约和监督、程序本身应当符合人性的基本要求、程序运行过程应当有主体的参与、经由正当程序产生的结果具有广泛的可接受性、正当性的程序应当是符合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程序,等。在侦查讯问程序中引入和推广“三项制度”符合正当程序的有关基本原理,是侦查讯问程序正当化的必由之路。     

侦查程序异化论

侦查程序异化是对侦查程序最低内在优秀品质的部分背离甚至全部否定。侦查程序异化表现为程序的非及时、权利(力)的非对等、程序的恣意、程序的非人道和侦查模式的异化等。侦查程序改革应分阶段逐步推进,不可一蹴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