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判的纠正与再审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错判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实行一事不再理或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不同,中国的刑事司法中奉行有错必纠原则。不受限制的有错必纠导致刑事追诉的恣意化、程序正义的牺牲和诉讼形态的虚化。在中国确立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不仅需要树立维护司法裁判的稳定性、保障被告人的人权观念,而且需要大幅度降低有待再审纠错的案件数量,在此基础上对现行审判监督程序加以改造,使其功能定位在对残留错判的“非常救济”。     

禁止重复追诉研究——以大陆法系既判力理论为切入点

目前大多数学者将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与英美法系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予以等同的研究,这有待于进一步推敲.一事不再理原则以既判力为理论基础,英美法系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以人权保障为理论基础,理论基础上的差异导致了二者在制度设计上呈现出巨大反差.我们应该选择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为立法模式,重新设计刑事再审程序.     

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原则构建

一事不再理作为最重要的刑事诉讼原则,得到各国的普遍关注。本文通过对大陆法系一事不再理原则和英美法系禁止双重危险的比较,区别两者之间的差异。并论证我国建立一事不再理制度的意义,为构建一事不再理原则提出建议。     

“一事不再理”的法理与立法选择

大陆法中的“一事不再理”与英美法中的“禁止双重危险”既有共通之处,也有差异;联合国文件确立的“一事不再理”是二者的折衷性表述。修改《刑诉法》进行的利益格局调整中,有必要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同时作适当保留。为贯彻“一事不再理”原则,有必要在《刑诉法》中明确规定该原则及判断案件同一性的标准,同时应改革法院作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后检察院可以重新起诉的规定和再审制度。     

论一事不再理原则对连续犯之适用

一事不再理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在许多国家的刑事司法体系中确立,我国理论界正在深入研究。它起源于大陆法系的罗马法,在英美法系又叫做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探讨该原则的概念界定与现代意义,分析我国对连续犯的处罚方法与该原则的竟合与冲突,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连续犯处罚方法的一己之见。     

禁止重复追诉相关概念辨析

法学界,既判力、一事不再理和禁止双重危险的界定一向不尽清晰,在理论与实践中均造成了一定的混乱。既判力的基本目的乃是确保实体判决之确定性和终局性,禁止法院就既决事项进行相互矛盾的实体审判,具有实体法的效果,客观上产生一事不再理的效果;一事不再理仅具有程序性效力,约束就同一诉讼标的再行起诉或审理;禁止双重危险主要是保护人民的权利,间接达到确保判决终局性的目的,不以实体判决为前提,且具有争点效。三者有很大不同,不能相互替代、混同使用。     

刑事诉讼中重复追诉问题研究

大陆法系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与英美法系中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既有共通之处,也有差异,联合国文件确立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是二者的折中性表述。与两者均不相同的是,中国法以客观事实、有错必纠为理论基础,允许检控方和法院对同一被告人采取多次重复的追诉和审判,从而使被告人因同一行为而面临多次危险。应当对中国刑事诉讼中的重复追诉予以法律控制,有必要在调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利益格局中,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同时应改革法院做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后检察院可以重新起诉的规定和再审制度。     

论英国禁止双重危险游戏规则在我国的运用范围

由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既没有确立既判力理论,也没有吸纳禁止双重危险规则,因此,不论是立法、司法以及有关解释中都没有涉及一事不再理原则,其字里行间都没有对被告人的同一行为进行反复追诉、重复审判作出限制性规定,从而使法院所作的裁判都不具有不受质疑的权威性、确定性、稳定性和终局性,司法实践中出现反复追诉、重新审判、多次处罚的情形已经是见怪不怪.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构成要素初步分析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中,对于一事不再理原则之一事的解释和适用标准,林林总总。一事被表述为同一纠纷、同一案件、同一事实、同一事件、同一诉因等多种含义。依据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与民事审判实践的基本现状,本文建议:在界定一事的标准上,把诉的要素理论做为重要依据,将一事界定为一诉。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制度中,均规定禁止重复诉讼,我国的民事诉讼理论也把一事不再理作为一项重要的诉讼原则加以运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一事不再理原则之一事?这就涉及到其要素构成,以及什么样的前、后两个诉构成一事再理?我国各地法院的认定标准也不尽相同,文中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理解与适用作了初步的讨论。     

论一事不再理原则

一事不再理原则被许多国家视为刑事审判的一个基本原则，当今呼吁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该原则的学者多有，尤其我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后，由于该公约确认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因此，在刑事法律中规定该原则似乎又有了适应国际潮流，迎头赶上，自觉“接轨”的意义，目前主张确立该原则者几乎众口一辞。本文旨在分析该原则的含义及意义，比较其背后隐含的中西诉讼观念之差异，以求对该原则在当代转型期中国的现实意义做些有益的思考。一、关于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刑事诉讼中，所谓一事不再理原则是指法院对于任何已经生效裁判加…     

论内地与香港特区间刑事诉讼转移制度的构建

针对同一起跨境犯罪,内地与香港特区在双方根据各自刑事法律均享有刑事管辖权,且均已启动刑事诉讼程序时,可进行区际刑事诉讼转移,即就该案件刑事管辖权的实际行使达成共识,由一方来行使刑事管辖权,对犯罪予以追究,他方承认实际管辖方所做出的刑事判决。在"一国两制"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区间开展刑事诉讼转移的刑事司法合作活动,须遵循"双重犯罪原则"、"有限的犯罪地管辖原则"和"一事不二审原则"。内地与香港特区刑事诉讼转移制度的构建,可以从包括原则、条件、程序和刑事诉讼转移的拒绝4个方面入手予以考虑。     

Außerstreitverfahren: kein Prozesshindernis der Streitanhängigkeit

Das Prozesshindernis der Streitanh?ngigkeit ist dem Au?erstreitverfahren fremd. Deshalb entscheidet bei mehreren Antr?gen das Zuvorkommen. Die Einheitlichkeit des Verfahrens ist unter Beachtung der überweisungsvorschrift des § 12 Abs 2 Au?StrG durch die Verbindung der Verfahren zu bewirken. Im Gebot zur Einbeziehung von Antr?gen mit identem Verfahrensgegenstand in ein und dasselbe Verfahren wird im Au?erstreitverfahren der Grundsatz "ne bis in idem" verwirklicht, weil nur dadurch gew?hrleistet ist, dass über einen Anspruch im Sinne der Einmaligkeitswirkung nicht wiederholt abgesprochen wird.     

论一事不再理原则与我国死刑案件的再审

再审制度是作为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例外出现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及其例外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于保障人权。若从再审以人权保障为主旨角度审视,我国以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为主要依据的死刑案件再审,在死刑犯提起再审的时间保证、启动再审的主体以及再审的审判管辖等方面还存在着种种制度缺陷,需要进行改造。改造的主要思路是建立有利于被告人人权保障的死刑案件再审制度。     

从“自由意志”到“社会利益”——民法制度变迁的法哲学解读

康德的“自由意志”理论是传统民法哲学的基础。“自由意志”以“自主决定”与“自己责任”为原则 ,并衍生出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则以及逻辑严密、体系完备、内容浩瀚的民法体系。但是 ,“自由意志”论在理论上与现实上都遭遇到了困境 ,民法制度随时代而变迁。庞德的“社会利益”学说是解说这种变迁的有力理论。依据庞德的理论 ,民法从专注于个人自然权利转向兼顾社会利益 ,民法价值出现了从个人自由到保护信赖的变化 ,民法的终极目的也出现了从人格的健全与发展转向社会秩序的和谐 ,并实现在人们需求冲突时的调整的变化。现代民法的内在体系因之形成以“自由意志”为内容的“常规法”和以“信赖保护”为内容的“矫正法”的二元结构。     

论“适当法”的内涵与局限性

“适当法理论”是英国学者创立的一种冲突法学说。其宗旨是以“适当”为原则来确定涉外民事关系应该适用的法律。那么,依此原则所选的法律应该是良法,而正义平等、秩序是衡量良法的标准;但适当法原则的运用存在着局限性、非安全性和不确定性,对法律秩序稳定性有一定影响。     

醉驾:“一律入刑”还是“区别对待”

如何合理划定"醉驾"犯罪圈的大小,"一律入刑"与"区别对待"两种见解存在实质性分歧。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事司法不可逾越的屏障,司法机关应该通过"一律入刑"呼应其明确性要求,同时限制司法机关的权力扩张;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解释方式,在实践选择的位阶上应该以文本映射的主观主义优先适用;刑法总分体系需要刑事立法与司法进行一体化贯彻,在刑事立法已然兼顾总则要求的前提下不能通过"区别对待"再次限缩分则罪名的适用范围;"一律入刑"的主张不违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精神,刑事政策的刑法化要求刑事司法必须坚守这一法治立场。     

"非佞折狱"与"自由心证"——评《吕刑》、《商君法》

《吕刑》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成文法,提出"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的司法原则,强调防止五过的同时,制定了两造具备,办案人员要到民众中检查核实等严格的审判程序和审判规范,成为儒家德主刑辅的立法设刑基础。《商君法》也是我国古代经过社会实践并获得巨大成就的一部实用法典,成为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秦王朝的法律基础。为秦国扫平六国提供了坚强的法律支持,正是这两种不同的法律思想,在彼此消长的过程中,影响了几千年封建王朝的法律体系。当今,我们的法律工作者,肩负着公正、道义、良心等责任和美德的重任,维系着亿万群众的切身利益,维护着社会的安定和发展。以古鉴今,建构司法公正与社会和谐,体现法律的正义与公平。近几年关于自由心证的讨论日渐增多,从中国法律文化的历史角度进行分析,对中国司法体制进行完善,提高法官素质,以寻求我国司法公正的最大效益。     

英国普通法"程序先于权利原则"的思考

"程序先于权利"是英国普通法中一项重要的原则,它产生和发展于令状制度的兴起与成熟,而之所以能够在普通法中形成程序决定权利的格局,不仅在于权利本身就和程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还在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传统中以程序为核心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