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妨害论——以德国法为中心的考察

证明妨害乃指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基于故意或过失,以作为或不作为,妨害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之证明使其对要证事实之证明陷于不能,该妨害证明之人将被课以一定的不利益之法理。在制度层面上,证明妨害为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民事诉讼立法所明定,在其适用要件及法律效果上,学说、判例往往持不同见解,而这又缘于对证明妨害之法理基础的不同认识。本文以德国法为中心,对证明妨害之法理基础、构成要件、法律效果等作了全方位的考察,并对今后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时如何增设证明妨害制度提出了建议。     

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之反思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54条规定,我国对民事法律行为的认识主张“本质合法说”,即民事法律行为在本质上属于合法行为.但按照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划分,它可分为以下三种: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瑕疵的民事法律行为以及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这不仅违背意思自治精神,造成效力先决问题,还引起一般规则与具体规则之间的矛盾,为民法实践与国际交流带来困难.因此,我国未来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应当将“民事法律行为”改为“民事行为”,并且,民事行为的范围不应仅限于法律事实层面,而应涵盖民事法律关系所有层面.     

再论法在事中

法在事中,法就是事之理。这一命题的确立对正确地认识和使用法意义重大。它为法律工作者树立了两个航标:事和理,从而使我们在法律工作中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正确的工作方法,这就是研究事和求其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和认清真正的法,我们制定出来的法才不会不通情理,甚至有悖于理。而这种无理之法必然是无用之法,是得不到广大群众的认可和遵守的,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权力制度化的难点及法律思考

权力制度化的问题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大局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及加快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权力制度化的场域由三个层次组成,即法律体系、权力结构和民族性格.这三个层次在现实中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况,给实现权力制度化造成困难.应通过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普遍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法律途径,保证权力制度化的实现.     

中主抑或圣人——以人格与位格为中心维度的韩非君主理论

权力的构成及运作方式是政法理论的核心命题之一.在以君主统治样态存在的政制关系中,作为权力系统的承载者与运作者的君主,是不同政法维度的关系的连接者.本文以韩非的君主权力及其运作方式为切入点,围绕君主得以集权独断的理论基础,分析韩非以君主独治为目标的制度设计中各种规范的具体应对,从君臣之维、君民之维、君国之维、君法之维及君主的人格与位格之维等不同角度揭示其君主理论的内在对应；法要求君主的公正开明与术要求君主的诡谲莫测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两者对于君主的形象是互相排斥的,两者的统一只能在于圣人一身,即以反制度的术达成制度化的法,而因君主不受法的约束且高居于法之上,在法与术的运用中,君主不能保证法的公开性与明确性不受术的破坏,法的规则之治屈从于君主的权力权威.经由法术势的结合达到的君主独治状态,基于势而形成的中主之治与运用法术所要求的圣人之治的偏差,不但在君法维度,而且在君主的人格与位格维度上出现了难以调和的冲突.此种冲突使其理论未能在实践中达到其预设的“明主之国”的明主之治,“至治之国”与“至安之世”无从实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君国层面上的政权存续问题,韩非在应对封建之天下与大一统之专制这两个面相的国家时所产生的内在冲突,更彰显了其理论的时代意义.     

从人的本质看法的本质——马克思主义法观念的原本认识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人，法是确认和规定人们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即将特定社会关系转变为社会秩序的规则。所以，从根本上讲，人的社会本质决定着法的社会存在；只要人的社会本质不变，则法的社会存在就不会变。法的功能在于把实现人的社会本质的各种社会关系制度化；法的本质是由一种社会力量保障实现的社会意志，而这种社会力量和社会意志在一定历史阶段上体现为统治阶级的力量和意志。就人的本质和法的本质间的必然联系看，任何人类社会的法都具有基本的共性；法也将与人类社会共始终     

On the Essence, Establishment of Elements, Types of Absorbable Offense

吸收犯不是异种数罪之间的吸收,而是形式上符合犯罪客观要件的数行为之间的吸收.这种吸收的根据在于数行为共同侵害了同一对象之同一法益,只能被评价为一个犯罪.吸收犯的成立要件包括:数行为在形式上都符合犯罪客观要件,数行为侵害同一对象之同一法益,数行为由同一主体实施.犯罪意图、犯罪目的、犯罪计划等主观要素并不是吸收犯的成立要件.吸收犯应当划分为两类六种.“法条内容的吸收”并不成立,所谓“伴随犯”也不是吸收犯的类型.它分别属于法条竞合或想象竞合.     

资源分配悲剧性选择中的环境权——从环境资源分配角度看环境权的利益属性

利益要素反映了环境权某些方面的本质.要从利益本质方面理解环境权,可以具体从环境资源分配的角度予以考察.具有稀缺性的资源的分配是社会带有悲剧性的选择--即社会从不同的价值观出发采用不同的标准在不同领域、不同主体之间分配稀缺资源,它包括了资源分配的一级决定和二级决定两个层面,环境资源的分配也是如此,同时又带有特殊性.社会在对资源分配进行悲剧性选择中有市场手段、政治手段、抽签法和惯例等四种手段,这四种手段在分配稀缺的环境资源中发挥着各自不同的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着很多缺陷,从本质上说,环境权的制度设计也是一种分配环境资源的手段,这一手段对于上述传统的四种手段的弊端可以起到某种程度矫正或者弥补作用.     

“商鞅改法为律说”献疑

商鞅变法是秦国在商鞅主持下对其礼法体系进行的大规模改革。在相关语境中,法乃国家之基本方略、大政方针。商鞅不可能将这种层面的"法"改革成为制度层面的"律";在商鞅变法过程中形成并逐渐完善的秦法以促使百姓积极从事农战为主要目标,以刑赏为主要手段;而秦律是各级政府行政管理的依据和规范,以赔偿或轻微刑罚为惩罚方式。在这一层面上,商鞅也不可能"改法为律"。汉王朝在萧何主持下借鉴秦法制定汉律之后,律成为历朝主要规范,人们习惯上也称其为法。长孙无忌等人误认为商鞅曾经改法为律,这是后世学者产生相同误解的根源。     

法的本体论思考--对苏维埃法概念的再思考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法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在回顾前苏联法概念形成的基础上,提取黑格尔法哲学的合理成分,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法观点,对法的本质问题进行说明、厘清线索,以加深对依法治国的理解.     

古希腊罗马哲学讲演录(四)

古希腊罗马的形而上学史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这就是其线索特别的清晰。古希腊罗马哲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开始的一段时间是为形而上学作准备的;然后,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古希腊的形而上学得以正式建立;亚里士多德之后直到罗马哲学,形而上学则处于一个衰亡和解体的过程。     

古希腊罗马哲学讲演录(三)

古希腊罗马的形而上学史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这就是其线索特别的清晰。古希腊罗马哲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开始的一段时间是为形而上学作准备的;然后,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古希腊的形而上学得以正式建立;亚里士多德之后直到罗马哲学,形而上学则处于一个衰亡和解体的过程。     

古希腊罗马哲学讲演录(二)

古希腊罗马的形而上学史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这就是其线索特别的清晰。古希腊罗马哲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开始的一段时间是为形而上学作准备的;然后,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古希腊的形而上学得以正式建立;亚里士多德之后直到罗马哲学,形而上学则处于一个衰亡和解体的过程。     

古希腊罗马哲学讲演录(一)

古希腊罗马的形而上学史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这就是其线索特别的清晰。古希腊罗马哲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开始的一段时间是为形而上学作准备的;然后,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古希腊的形而上学得以正式建立;亚里士多德之后直到罗马哲学,形而上学则处于一个衰亡和解体的过程。     

论一般法律原则在共同体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国际法适用于欧洲共同体 ,共同体法律体系中的一般法律原则基本上包括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在共同体中 ,一般法律原则的适用已是成员国的共识。共同体法意义上的一般法律原则既内在于共同体法的秩序里 ,也存在于成员国各法律体系之中。本文试图通过若干案例 ,说明一般法律原则在共同体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试析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盗窃”专题之编纂

优士丁尼《法学阶梯》是以盖尤斯《法学阶梯》为蓝本进行编纂的，在国法大全中，《法学阶梯》是体系性最强的编纂成果，其采用了罗马化的希腊技术对法律材料进行组织，无论从总体架构上还是概念的构建上都较为系统。“盗窃”专题编纂体例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堪称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各专题中的典范，从罗马法学家的方法论入手对《法学阶梯》“盗窃”专题编纂的内部逻辑进行考察，是一种检视罗马法文本的恰当视角，能够使我们避免陷入以今喻古的误会，并提供了合格的文本理解范例。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我国刑法立法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新中国的刑法立法经历了孕育、诞生和发展的演进历程,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主要表现在:颁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刑法典;逐步确立了保障人权的观念;刑罚制度改革逐渐与国际化趋势相协调;刑法修正案成为主要的修法模式;刑法立法解释作为刑法的渊源开始受到重视。今后,我国刑法的改革,应当以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和强化人权保障、有助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为发展方向。刑法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死刑制度和有关人权保障的刑法制度上,并及时而合理地增设新型犯罪和国际犯罪的种类,在刑法中切实贯彻联合国刑事法治的基本准则。我国刑法的局部修改、补充和完善主要应限于刑法修正案和刑法立法解释两种方式;国家立法机关要适时地进行刑法典的编纂工作,在适当的时机,国家立法机关还可以考虑将对刑法典集中而系统、全面的修改提上立法工作的日程,以修订出更加科学、完备因而具有更长久的适应性的刑法典。     

中央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法治路径--“中央权力行使指南”的提出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将"一国两制,依法办事"作为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明确了中央以法治路径推进大湾区建设的理念。在以法治路径推进大湾区建设过程中,由于"一国两制"的实施,以及大湾区加快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的战略要求,中央权力易于出现两种倾向:一方面,中央权力易于越位,即突破宪法、基本法等法律,逾越中央与地方权力的界限;另一方面,中央权力易于缺位,即过分强调地方自主协作,忽视中央权力的重要作用。为了保障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在大湾区建设中有效实施,做到中央权力不缺位、不越位,有必要结合大湾区建设所涉及的事项,根据地方推进该事项的意愿与权力,将这些事项分为四类,依据宪法法律针对性地提出"中央权力行使指南",明晰中央推进大湾区建设的法治路径。     

格老秀斯与自然法——简评《战争与和平法》

格老秀斯以其巨著《战争与和平法》使国际法成为完整、独立、系统的学科,被称为国际法的“鼻祖”,他更是近代西方法学思想家中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自然法理论的人。他认为国内法和国际法都应以自然法为基础,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应受国际法和自然法的约束。在17、18世纪古典自然法思想家中,他第一个使自然法概念摆脱宗教神学的约束,恢复和发展了自然法的世俗观念,认为自然法代表理性或人的本性。他希望通过他所掌握的法理学、哲学和神学的渊博知识,以其具有说服力的文笔,有助于国际和平的恢复和国际间法律状态的形成。     

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办案的关系

坚持党的领导是贯穿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条主线。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办案的关系,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司法理论与实践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法理基础和宪法依据。党的领导是依法独立办案的根本保障,坚持依法独立办案本身就是体现党的领导。正确把握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办案的关系,必须首先弄清楚党的领导是指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地方党委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管方向、管政策、管原则、管干部。各级司法机关党组织必须确保党的领导在司法机关内部得到贯彻落实,依规依法管人管事管案,发挥整体性的引领、管理、监督、保障作用,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