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市检察机关试行量刑建议制度的调研报告

国家刑罚权从理论上讲可分为: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和行刑权。求刑权,也称起诉权,是请求对犯罪人予以刑罚惩罚的权力,它包括国家求刑和个人求刑两种:从内涵上讲,求刑权包括审判请求权、有罪判决请求权以及判处刑罚的请求权。求刑权通过起诉的方式行使,而公诉则是行使求刑权的主要方式。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部署,从2002年1月1日起全国检察机关开始使用新式起诉书,原起诉书已于5月1日废止。从一定意义上讲,新式起诉书主要实现了求刑权中的审判请求权,以及有罪判决请求权这两项权能。为了完善公诉职能,积极探索行使公诉权中判处刑罚请求权的…     

浅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及其建构

公诉权本质上是一种司法请求权,这种请求权不仅包括“求罪权”,同时也应包括“求刑权”。刑罚权包括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行刑权四项权能,分属不同的司法机关．其中求刑权属于检察机关行使。由此可见．检察机关不仅有定罪建议权,同时也有量刑建议权。量刑建议制度的改革试点工作自1999年开展以来,北京、上海、浙江等地检察机关先后对量刑建议权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于建立完善我国的量刑建议制度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刑罚人道主义研究

刑罚人道主义要求对犯罪人的追诉、审判尤其是刑罚的执行要符合一定的道义要求,以此限制与匡正刑罚权的行使,使刑罚与人性保持一致.作为一项基本的刑罚原则,刑罚人道主义对于指导我国刑罚权的行使,保障犯罪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刑罚制度的进步和人权事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刑罚人道主义尚未真正贯彻落实,出现了对刑罚人道主义的滥用.应当重视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我国的制刑权、量刑权、行刑权得以人道的行使,使刑罚人道主义在实践中得以有效的贯彻和落实.     

刑罚权与行刑权的运行机制探析

国家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以发挥刑罚惩罚和预防犯罪的作用为目的，故犯罪与刑罚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之“体”，而刑事立法和司法则为犯罪与刑罚之“用”，是为运用刑罚治理犯罪服务的。行刑是刑罚实现的基本实践过程，行刑权是刑罚权一项独立的基本权能，是现实的刑罚权。建立专门统一的刑事执行立法、司法体系，是科学地行使刑罚权，充分发挥刑罚的作用，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刑罚权与行刑权运行机制的重塑

学界定刑罚权涵义以及架构刑罚权有助于解决理论和实践中的诸多问题。行刑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基本刑罚权能,是"观实的"刑罚权。我国的行刑权分属监狱、公安和法院行使。由于刑罚权与行刑权的有效运作受制于刑事法体系,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的诸多因素,刑罚及行刑效益受到制约.我们应当从全局及整体高度,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建立行刑权的法律规则,统一调整行刑权关系和行刑权活动。     

刑法追诉时效的中断与延长

追诉时效制度是刑法规定的一种刑罚消灭制度，是对犯罪人进行刑事追诉的有效期限，超过追诉时效就不能行使求刑权、量刑权与行刑权。实质是刑事法律对国家求刑权与行刑权的限制，其中追诉时效的中断与延长是时效制度的核心与关键，本文从刑罚的目的出发，结合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疑问，探讨刑法追诉时效的中断与延长制度的具体标准与刑罚平衡问题。     

债权基本权能略论

债权正常态势下依本旨实现时的实行权能、在存在危险和不能全面实现时的保全和救济权能及将债权作整体考虑时的处分权能,是最能体现债权性质的基本权能.债权会出现权能扩张、限制和缺省,基此债权有完全与不完全之别,债法体系应在权能统一基础上构建.实行权能含请求、受领和保有权能,保有在探索所有权来源上是债的权能,否认受领是债权权能的区分模式使债权无法实现利益转化,财产流转秩序将不再依据债权法权形式转而倚重物权行为.保全权能体现为撤销或代位权能,在围绕债务人财产存在一定比例关系下得实施保全,实施救济权能时请求权由原生性转化为救济性,实现与债权依本旨实现带来的利益不同的交换价值需借助处分权能.     

公诉权的理论解构

国家意志、刑罚权、程序正义是决定公诉权确立和发展的根本的法理依据。在权能的实现上 ,公诉权与刑罚权互为条件 ,公诉权来源于刑罚权 ;程序正义是公诉权发展的永久的根据之一。公诉权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的公权力和具有系统制约性的诉权 ,以及具有对应性的事实主张权     

求刑权的行使与价值取向

量刑是法院根据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性质、程度、情节对其裁量决定刑罚的司法活动。量刑权是法院审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法官在法定刑幅度内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体现,但这一权力行使的科学合理与否关系着司法的公正,影响着刑罚效能的发挥。所以,在立法未对量刑予以制度化之前,检察机关应对量刑包括刑种、刑期、罚金数额等提出具体的建议,行使求刑权。     

论刑法中的追缴

由于我国刑法中的追缴不属于求刑权和量刑权的内容,也不是非刑罚处罚方法,因此宜将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追缴和没收作为特定没收并入财产刑的规定之中,以解决其权源问题。追缴的适用内容应从横向静态和纵向动态两个方面加以分析。追缴具有类财产刑和证据提供的功能。     

论环境权的概念

环境权是自然人享有适宜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的法律权利。其主体限于自然人;其客体是环境生态功能;其内容是指向环境生态功能这一特定客体的利益群;其权能包括对良好生态功能的保有权、享受权等实体性权能和环境参与权、环境知情权、环境请求权等程序性权能,其中,环境参与权是核心权能。     

浅谈量刑建议实施中的存在问题及其完善

量刑建议是人民检察院对提起公诉的被告人,依法就其适用的刑罚种类、幅度以及执行方式向法院提出的建议。量刑建议权和定罪请求权均属公诉权的具体权能、下位权能,都属于公诉权的应有内涵。量刑建议存在许多不规范的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是突出的,应当予以完善。     

行刑权运行模式的理性选择

行刑权作为刑罚权的重要权能，关涉预防犯罪目的的全面实现。对于如何建构合理的行刑权运行模式，当前存在着将行刑权统一归司法部或建立国家刑事执行局统管行刑事务的行刑一体化主张。而从现行行刑机制不足的深层次分析和对国外行刑机制改革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行刑一体化主张存在的缺陷。行刑权运行的理想模式是，建立以裁判权为中心，通过裁判权对行刑权的良性涉问和有效调配来激活整个行刑局面的行刑模式。保障该模式的有效运行需从司法理念、裁判主体、刑罚制度等方面入手。     

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护问题研究

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经历了自由权为中心向社会权为中心的推移.社会保障权是社会权谱系的重要内容,因而就成为宪法关注的一个焦点.社会保障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被现代宪法确认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这就从根本法的高度廓清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法权关系.在现代社会,社会保障权的责任主体呈现出以国家责任为基础,以第三部门、单位、公民为补充的多元化的特质.我国宪法应明确规定社会保障权,以此为基础完善社会保障基本法律制度.     

刑法的目的及其观念分析

刑法的目的与刑罚的目的应当区分开来。否则刑法就会被当作实现刑罚目的的工具，这势必导致只强调刑法的惩罚性、报应性，而忽视刑法的其他社会功能的后果。在并合主义的刑法观下，刑法有其自身的目的。刑法的目的包括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直接目的则包括保护法益、预防犯罪、确认刑罚权和限制刑罚权。     

构建中国的量刑建议权制度

在现代刑事诉讼理论中,作为检察机关公诉权的核心,求刑权既包括定罪请求权,又包括量刑建议权。无论是在刑事法律的立法规定上,还是在刑事诉讼的司法实务中,我国检察官在刑事案件求刑权的行使过程中,凸现的还只是定罪请求权,刑事立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诉讼实践中也没有行使本体意义上的量刑建议权。在构建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法治视野中,必须对检察官求刑权予以扩张和规制,设立与现代刑事诉讼相适应的检察官量刑建议权。     

不正当关联交易的刑事规制

不正当关联交易侵害社会的整体利益,有必要将之纳入我国《刑法》调整。本文首先分析了不正当关联交易的概念和构成特征;其次对刑罚权介入不正当关联交易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并提出了刑罚权介入的三大原则：最后手段原则、必要性原则和适度原则。最后,对我国关涉不正当关联交易的刑事立法的缺陷进行了分析,并从犯罪主体、刑罚配置、处罚原则等多方面提出了完善刑事立法的建议。     

不明确刑法规范的违宪审查

刑法的明确性原则以人权保障为价值诉求．明确性意味着国家发动刑罚权的条件是有限且具体的。只有明确的刑法规范才能真正制约和规范刑罚权,有效保障民众的法自由和法安全,而不明确的刑法则不仅会导致民众行为的萎缩．而且会造成司法机关适用刑法的恣意。对于不明确的刑法规范。各国违宪审查机关大都依据“不明确即无效”的理论,裁决其无效。在构建我国违宪审查制度时．由制刑权的专属性特征所决定,不宜机械模仿国外的模式,应设立宪法委员会,作为从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并代表其行使违宪审查权的专门机构。     

法国犯罪人狱外监控

为了有效保护社会,预防再犯,法国逐渐强化对特定犯罪人,尤其是危险犯罪人的狱外监控,这种狱外监控在刑罚之前、刑罚过程中及刑罚之后均存在.刑罚之前的监控包括保护社会的监控及保护特定犯罪人的监控;刑罚过程中的监控可以是独立的刑罚,也可以是刑罚的执行方式;刑罚之后的监控属保安措施,包括司法监控以及保安监控和保安拘留.对危险犯罪...     

论患者隐私权保护——兼论侵害“告知后同意”之请求权基础

隐私权已从传统消极防御面向发展到兼具积极支配面向,主要包括四项权能:隐私隐瞒权、隐私利用权、隐私维护权和隐私支配权.《侵权责任法》第62条、第61条、第55条和第56条对应以上四种权能并共同构筑了患者隐私权范畴.患者隐私支配权需要借助于对患者的“告知后同意”实现,告知的内容应当包括医师同时兼具的研究者身份与潜在利益冲突.“告知后同意”虽然可以作为一种法益或者注意义务之违反得到救济,但作为某种权利得到保护系必然趋势,这种权利应是隐私权而非自主权.侵害患者“告知后同意”之隐私权的请求权基础应为第6条第1款,涉及赔偿责任时应适用特别规定第55条第2款,所涉损害主要系精神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