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地方实践

山东省临沂市检察机关在行政检察监督实践活动中，坚持依法能动履职，积极探索规范争议化解程序、领导包案、类案治理、多方联动、公开听证、司法救助等措施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提升了矛盾争议化解效果，实现诉源治理。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检察听证运用不均衡、类案指导作用和检察一体化机制发挥不充分、案件风险评估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和不足，检察机关应从深化检察听证制度、推动类案系统治理、完善一体化办案机制、健全协作联动机制、构建办案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等方面发力，切实提升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质效。     

检察机关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之立法构想

检察机关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以来，取得明显成效。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面临法治化的重要任务，从政策实施和纠纷解决的混合型模式下的合法性需求、法律解释学下的合法性论证以及行政检察实践下的合法性验证这三个层面，可以推导出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已具备较为充分的立法基础。有关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立法方式可采用集中式立法和单项式调整的融合方式，具体思路为：修订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行政诉讼法，联合有关部门会签规范性文件，引导和促进地方立法，完善相关司法解释，主动融入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立法。     

检察机关参与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多元化路径

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困难,人民群众的有些矛盾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影响了人民群众生活的幸福感、获得感。检察机关做实行政检察工作,参与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可以依托检察机关既监督法院公正司法、又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一手托两家"优势。重视控告申诉等窗口部门的前台作用,收集行政争议案件线索,充分运用调查核实权,多方面了解争议方诉求,重视和发挥好调解这一"东方经验"的作用,采取协调化解等手段,寻求双方、多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践行为人民司法和行政检察"穿透式监督"理念,切实减轻当事人讼累,实现诉讼经济,实践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检察实践及优化

检察机关以专项活动为引领全方位推进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工作，在破解诉讼“程序空转”、深化诉源治理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但实践中也发现检察机关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存在立法依据不足、公开听证使用率低、化解方式单一等问题。以A省检察机关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实践为分析样本，提出完善顶层设计、准确把握监督和化解方式、依托“府检联动”机制增强化解合力、强化队伍建设等优化措施。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现状与出路——以最高人民检察院典型案例为研究对象

通过梳理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24件典型案例,可以发现当前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呈现出"地区差异明显""化解方式多元""能动性强""参与社会治理程度高"等特点。但实践中出现的关于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界限、检察机关介入争议化解的程序和方式、如何化解"过期之诉"以及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判断标准等问题亟需理论予以回应。检察机关在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中须始终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同时注重以政策参与者的角色开展溯源治理,实现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的良性互动。     

以诉源治理做实新时代行政检察工作

诉源治理将检察职能向源头和前端延伸，向引导和疏导端发力，是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的重要着力点。行政检察参与诉源治理能够弥补行政争议前端化解不足及终端解决的滞后性，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做实行政检察工作的更高要求。当前，行政检察部门应找准抓手，进一步完善行政争议诉源治理促进机制，全面推动争议的源头预防、源头化解和源头治理，最大限度实现行政检察在诉源治理层面的推动作用。     

能动履职视角下民事检察和解制度司法实务研究

最高检提出的做强民事检察、不断强化精准监督的理念要求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时，不能就案办案、机械办案，而是要更多地承担释法说理、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司法职能。民事检察和解，正是检察机关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以柔性手段努力将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的生动体现。现阶段，民事检察和解制度面临法律规则不完善、效力与救济不足等困境。在明确民事检察和解适用范围、法律效力及具体程序的基础上，持续优化这一制度，确保民事检察和解效果，让人民群众有更多司法获得感。     

超过起诉期限案件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探究

司法实践中行政行为确有违法，但因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超过起诉期限，无法获得司法实质审查。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有错必纠的原则与实质正义的追求，此类案件中行政机关具有自我纠错义务、审判机关保持适度被动性、检察机关能动促进争议化解，三者协同，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有限度的有错必纠等原则的基础上，构建超过起诉期限案件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制度。     

行政检察参与优化营商环境的路径

行政检察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各项职能的履行与法治营商环境建设紧密相关。对行政协议纠纷中行政机关不当行使行政优益权、履职过程中发现的行政违法行为、社会治理漏洞等影响区域法治营商环境建设的问题，行政检察应发挥“一手托两家”作用，充分履职。通过加强行政诉讼和行政执法监督、推动化解行政争议和诉源治理等方式，助力法治政府建设，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为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保驾护航。     

检察机关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路径研究

因职能定位不明、具体规范不完善等原因,检察机关在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中无法充分发挥其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应当进一步明确检察机关在争议化解中的职能定位,明确争议化解中的受案范围、办理流程等,更好地体现检察机关服务社会、参与社会治理的职能作用。     

行政检察参与民营企业行政合规的路径

民营企业行政合规仍处于空白状态,探索民营企业行政合规内容于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全面发展,提升国民福祉皆大有裨益。检察机关有必要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充分运用行政检察中的“两法衔接”、争议化解、非诉执行、行政公益诉讼、社会治理等手段,通过对具体行政行为、社会治理监督畅通行政检察参与民营企业行政合规的路径。     

信息14则

浙江成立省级行政争议调解中心2019年12月31日,浙江省举行行政争议调解中心揭牌仪式。该中心是浙江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设立,分别在省法院和省司法厅挂牌,由调解主办人或特邀调解员对行政争议进行协调化解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专门平台。中心成立后,对于向浙江省政府和集中复议的省级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向省法院起诉的行政争议,承办人或承办法官将引导申请人或原告借助行政争议调解中心进行调解,以推进更多的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减少行政案件诉源。     

行政检察视域下的企业行政合规问题

企业合规治理在我国法治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然而,检察机关以行政检察切入企业合规建设工作机制尚未得以构建,企业合规制度在行政监管领域的正向作用亦未充分展现。契约行政理论、行政处罚“目的论”、现代国家与现代企业治理理论为企业行政合规提供了理论依据,检察机关“合规成果行刑互认机制”“首违不罚”的行政检察监督、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为该项工作提供了可行性参照。针对目前检察机关参与企业行政合规工作的机制缺失,应从明确检察机关在企业行政合规中的监督角色定位,推动行政、刑事领域企业合规的一体贯通以及以检察建议助力社会治理三方面积极探索构建有效的检察机关参与企业行政合规的工作体系,进而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与刑事一体化涉案企业合规检察工作机制。     

国土资源领域行政非诉执行实务困境及对策

近年来，行政非诉案件在行政案件中的占比逐渐加大，但是由于执行主体不明、执行程序不明、配套措施不全、执法能力不够等问题，违法占用土地与强制执行之间的矛盾冲突激烈，产生恶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风险。从基层工作实践出发，坚持以问题为出发点，探究国土资源领域行政非诉执行难的原因及检察监督面临的难题，并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三方面提出加强行政非诉执行的对策，为基层大量非诉执行案件的“程序空转”问题提供解决思路，以期实质性化解国土资源领域矛盾纠纷，更好做实行政检察监督。     

禁止重复行政行为效力及其作用范围

《行政诉讼法》第71条规定了撤销重作判决产生的禁止重复行政行为效力,其性质属于既判力的作用之一。学理和实践中普遍对该条的适用范围作扩大解释,支持将其适用于独立的撤销判决和其他重作判决。禁止重复行政行为效力是撤销判决理由产生的效力,本质上属于一种消极效力,其作用领域应当从主观范围、客观范围、时间范围三个维度进行界定。司法解释明确了被告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但并未相应规定简便的审理程序与裁判方式。为有效保障原告的胜诉利益、防止循环诉讼和程序空转、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建议增强判决书释法说理的质效,确立判决理由的积极效力,简化涉及重复行政行为案件的审理程序和裁判形式,并在立法上统一行政诉讼既判力的作用体系。     

多元化解行政争议的困境与出路

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确定了“到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新目标。最高人民法院《2020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工作要点》提出,要“推进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平台建设,推动建立党委统筹、政府支持、社会参与的多元化解行政争议新格局”。对于行政审判工作来说,应当认识到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是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之一,是有效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迫切需要。     

论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

当前行政审判热点难点问题较多,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是其中的一个。这里重点探讨三个问题:第一,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提出的背景及意义;第二,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的基本路径;第三,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需要注意的基本问题。一、提出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命题的背景及意义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是最高法院最近几年特别强调的一个命题,围绕这个命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     

行政检察公开听证实证分析——以J省2022年以来的听证案件为样本

行政检察公开听证是提升检察办案质效的重要手段，是实现精准监督、争议化解的有力方式，但在实践中仍存在制度机制供给不足的问题。《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作为一般规定，缺乏对于应当听证情形、听证参加人、评议意见公开发表、合并听证、简易听证等重要问题的细化规定，实践中对具体条文的适用亦存在不同观点。须结合办案听证实际，对系列关键性问题进行细化研究，提出制度机制完善建议。     

维持抑或驳回：论合法适当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种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修订草案)》对合法适当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种类进行了区分处理，引发学界对维持决定和驳回复议请求决定的广泛关注。“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目标导向下，复议机关更加注重对申请人复议请求的积极回应和对行政法律关系的实质性处理。但是，维持决定违背行政行为效力理论和诉判一致理论，使得行政机关自我纠错陷入两难境地。从深层次的制度建构来看，维持决定不能契合行政复议的行政司法属性和多元功能，难以回应“主渠道”的目标要求，应当取消。驳回复议请求决定是维持决定取消后理想的替代性决定。为做好维持决定取消后的制度衔接，应当清晰区分驳回复议请求决定和驳回复议申请决定，并明确驳回复议请求决定的适用条件等具体规则。     

行政审判的价值转向——运用文本分析与实践考察的方法

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近五年的司法政策进行梳理分析,及对基层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实践进行实证考察,推断与印证了行政审判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结构均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基于总结与反思,提出完善行政审判制度,修改《行政诉讼法》以及构建与行政审判相衔接的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以期能实质性地化解行政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