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目标、功能与模式

我国的民事审前准备程序 ,除了需要实现效率的目标外 ,还需要满足公正的目标 ;除了应当具备整理和固定争点、收集和交换证据、促进当事人和解这些一般功能外 ,还应当具备防止先定后审、单方接触、强制调解、先入为主的特殊功能。应当根据合目的性的原则来选择我国的民事审前准备程序模式。我国目前实行的审前准备模式有审判法官型、法官助理型、预审法官型三种。预审法官型是一种相对优越的模式 ,该模式既有利于效率与公正的目标的实现 ,又能够全面发挥审前准备程序的各项功能     

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研究

民事审前准备程序,是指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民事纠纷前,为充分辩论所做的一切准备活动及其过程。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开庭前的准备条款,但这些准备活动主要集中于法院(法官)之准备工作,缺乏当事人的参与,忽略了当事人作为诉讼主体的权利保护,建立和完善审前准备程序应是我国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     

庭审中心视域下的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研究

从1982年民事诉讼法到2012年民事诉讼法,我国审前准备程序的改革经历了以公正为名的虚化到以效率为指向的弱化,尽管在外观上逐渐呈现出独立化样态,但却深陷公正与效率的矛盾而致功能丧失。从充实庭审的现实需要出发,有必要对我国审前准备程序进行重构。从庭审中心论立场而言,我国应当建构期日型审前准备程序,而非现行两阶段分置式的审前准备程序。因此,完善我国审前准备程序的核心内容,绝非止于现有认识上的重置法官与当事人的权限配置关系,赋予当事人争点决定权并限缩法官权限即可,而是要遵循当事人事实主张的规制原理,以有理性评价为指针整理、限缩、深化并确认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藉此,庭审始能高效地实施集中证据调查以发现真实。     

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的正当化

审前准备程序存在的必要性可以从现代民事诉讼对程序保障和纠纷解决效率两方面的追求中得到解释。通过对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涌现出来的三种审前准备程序模式的考察,文章指出基于民事审判活动自身的规律,法官在审前准备阶段的适当介入是必要的;对争点整理的忽视、当事人收集证据手段的匮乏和证据失权制度的阙如,是制约我国审前准备程序充实化的三个因素;审前准备活动的限度与法官在审前阶段的介入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国外的经验显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两种思路。     

我国民事审前程序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一、我国民事审前程序的现状及其弊端分析 由于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受两千多年来封建专制和大陆法系法律制度的影响，实行的是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因而我国民事审前程序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我国现行民诉法第１１３条至第１１９条对审前准备作了具体规定，主要包括以下程序和步骤：（１）法院审查立案后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文件；（２）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及当事人有关诉讼权利义务；（３）承办法官认真审核诉讼材料，全面了解案情，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４）通知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人开庭日期和地点。由此可见，我国民事…     

审前准备程序设计中的几对关系问题

确定争点与固定证据是审前准备程序的基本内容 ,二者处于诉讼进程的同一阶段 ,但具有不同的任务 ,在功能和时序上存在逻辑上的先后关系 ,从立法来看 ,目前急需设置和完善整理固定争点的程序 ,为固定证据提供前提。审前准备程序中应当建立预审制 ,实行准备法官与庭审法官的分离或相对分离 ,并采举证时效制 ,审前准备程序并非所有案件的必经程序。审前准备程序中应当充分发挥当事人的作用 ,采当事人主义 ,法官实施程序管理并通过行使释明权对当事人进行适当的协助。应当建立审前调解制度 ,破除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理念 ,并在此基础上强化审前调解     

刑事审判前准备程序改革研究——构建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审前准备程序

从立法和司法现状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审前准备程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如：法官庭前预断没有被排除，控、辩双方地位严重失衡，简易审判程序设计不够合理、案件繁简分流不畅，审前准备起不到明确争点、整理证据从而为庭审集中、高效地进行提供保障作用。现行职权主义模式的审前准备程序与控、辩式庭审方式之间存在着机制冲突是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应当以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提高公正和效率为审前准备程序改革的价值取向；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模式的审前准备程序。     

协同主义的追问与我国民事诉讼的未来

协同主义的理论来自于德国,协同主义的支持者主张,诉讼中法官和当事人应当协同发现案件事实,适用法律.同时他们认为协同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诉讼模式,是对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超越,我国的民事诉讼应采用这种模式.这些主张者误读了西方的民事司法改革,这种理想化的理论不仅缺乏说服力,也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实际.未来我国的民事诉讼不是走向协同主义,而是在坚持和深化辩论主义的前提下通过具体的制度完善,提升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     

论审前准备程序之重构

现行审前准备程序的特点与缺陷　　我国民事诉讼法设专节规定了审理前的准备,被认为是“第一审普通程序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第一道工序,也是审判民事案件不可逾越的必要阶段”。①从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审理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项：法律文书和诉讼文书的送达;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及合议庭的组成;法官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通知必要的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等。　　与国外的审前准备程序相比,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前准备程序具有如下特点：第一,目的较为单一。主要是寻找案件的争点…     

对民事审前程序若干问题的研究

民事审前程序在民事诉讼中被称为是处理案件的"过滤器"和"减压阀",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反观我国的司法实践,民事审前程序的运行状况并不令人满意,其应有的功能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亟待修正和完善。我国民事审前程序因为附属于审判程序,因此存在着诸如:法官全程主导,当事人被动接受;诉答制度规定不完备,没有起到固定争点的作用;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不完善等缺陷。因此,完善我国的民事审前程序,应该从建立审前法官制度和强制答辩制度;完善证据交换制度;完善审前调解程序等方面入手。     

论跨境电子证据司法协助简易程序的构建

跨国网络犯罪的增加使得跨境电子取证的实际需求日益旺盛,我国在2018年颁布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目的之一是加强国际合作打击跨国犯罪,为我国履行国际条约义务提供法律依据。但在司法实践中,我国的跨境电子取证面临着理论困境和实践困境。网络主权、司法管辖权理论使得单边取证存在着非法性可能。传统跨境电子取证因数据本地化存储和"倒U型"取证结构而效率不高。现有的国际司法协助程序繁杂、时间冗长,无法满足打击跨境犯罪和电子证据取证的现实需求。因此跨境电子取证的简易程序构建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对现有司法协助程序进行适当简化,遵循合法性原则和效率性原则,构建境内外双方执法者直接合作方式合法化、派员调查取证方式、建立个案电子取证协助机制三种途径。     

议事规则走向中国

异质共同体需要协商理性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前单一化的同质社会业已转变为多元化的异质共同体。其特点有二：其一，各社会成员仍然身处同一社会之中，彼此基于社会连带关系，部分享有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其二，各社会成员由于所处阶层不同，在利益分配和价值评断上往往存在重大分歧或显着对立。     

诉讼突袭:一个问题的初步展开

诉讼突袭与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和诸多制度、规则密切相关,与辩论主义、处分原则、心证公开等交错联结,这一问题的提出和展开将促使在微观层面深化对诉讼行为的研究以及民事诉讼审前程序、法官释名权的行使、诉讼促进义务等更为审慎的思考,最终为民事诉讼规则设置的完善和精细化提供理论上的阐释与支撑,乃至提供更为具体的思路方向与路径选择。     

监察调查提前介入实践完善研究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职务犯罪监察调查是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实现机制。针对介入过程中协助调查与公诉准备的角色定位冲突,应当在追诉职务犯罪目标统筹下予以平衡。当前检察提前介入监察调查存在适用率过高、实施细则不完善以及救济机制不健全等缺陷与不足,应当完善提前介入案件遴选机制,优化介入流程,赋予被调查人救济权,以提高程序正当性。     

刑事审判前的合作模式——以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为讨论范例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发展历史表明,刑事审判前的程序中存在着一种合作模式。这种合作模式的产生有其必然性。由于它对传统审前程序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所以遭遇到来自法律与道德的双重责难。为使刑事司法领域中的合作模式获得正当性,西方国家作出了相应的程序设计与安排。我国的刑事立法既有支持合作模式的因素,也有限制性因素,司法实践中既有成功的典范,也有失败的例子。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我们对审判前的合作模式应该持慎重的态度。     

建构我国刑事诉讼合理构造的理念与原则

刑事诉讼构造是刑事程序法律规范所确立的刑事诉讼各要素之间的诉讼地位和相互关系。建构合理的刑事诉讼构造是修改、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关键。在我国 ,建构合理的刑事诉讼构造 ,必须确立控诉与审判分离、裁判权中立、控诉与辩护平等对抗等理念与原则     

对话与沟通:民事诉讼构造之法理分析

应当以对话、沟通为内容重构我国民事诉讼构造,对主体之间的权限作合理的分配,建立以当事人主导的并形成对法院具有约束力的构造关系。在分权而治的构造原理指导下,注重法官对诉讼引导和促进作用,同时强调当事人的合作,疏通和完善主体间的交叉对话,以建立有节有制、彼此容易沟通和理解的案件信息传递机制。     

协同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建立与和谐司法的实现——以证据收集为中心

当事人主义与当事人进行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两大法系在民事诉讼的运作方式上有职权进行主义和当事人进行主义之别,而在审理的内容上都采取辩论主义,由当事人发挥主导权。但当今世界的两大法系都不约而同地对辩论主义进行修正,加强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协力与合作,促进法官在事实发现上的能动性,而逐步采行协同主义民事诉讼模式。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和谐司法,要求建立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协同主义民事诉讼模式。     

Whe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eets BEPS: Reforming China's Foreign Tax Credit Rules in the New Era

Today, international taxation is at an inflection poi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action plan on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BEPS) and enforce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 reshaping taxation rules and principles. As a crucial aspect of outbound taxation, foreign tax credit is expected to embrace the normative objectives of the new era, which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subjecting all trans-border business activities to equitable, efficient, and coordinated taxation. Currently, China’s foreign tax credit prescribes in an incompatible pattern; it lacks clear legislative intent, despite marking specific rules with archaic unilateral characters. To reform this regime, legislative principle should reflect the latest consensus on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nexus and ensure that the income derived from trans-border transactions falls under a minimum tax. Regarding specific rules, it is strongly suggested that active and passive incomes be distinguished and the equity holding threshold of obtaining indirect credit be lowered. China’s foreign tax credit reform should take an inclusive perspective,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oun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