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冲突"概念探析

立法冲突是一国立法体制内部的权限冲突和规范冲突.构成立法冲突的权限与规范须以自身合法性为前提,否则是无权立法,即立法中的违法现象,不构成立法冲突.产生立法冲突的决定因素是现行立法体制中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主要表现为立法权限设置、划分上的模糊,规范性法律文件效力等级地位的争议,立法监督的设置残缺与运行空白等.立法冲突实质上是一种有着制度根源、认识根源、经济根源、社会根源的客观现象,是任何一种法律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形式合法性不足以完全杜绝立法冲突,解决立法冲突的最终途径是对立法的合理性审查.     

剑指"热情立法冷眼实施"怪象

"立法层面为破坏生态行为'放水'.《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历经三次修正,部分规定始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不一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的通报,震动全国.     

刑法应关注的是"损人"还是"利己"

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法益侵害说应在我国立法及司法中始终得到贯彻.在我国尽管没有人主张与法益侵害说相对的规范违反说,但在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中随处可见规范违反说的痕迹.     

立法十年烙上"中国印"

一抹新世纪的黎明曙光,曾几何时"宅院深深"的中国立法,大门已渐为民众开启.展望大江南北,从中央到地方,立法尊重民情、吸纳民意,"开门立法"已经成为中国法治十年中最为闪耀的关键词.……     

"反射性"立法中的非婚同居域外法规制

从自由原则被确立为家庭法的重要原则肇始,离婚、性解放、女权主义相继成为时代的标签,非婚同居也在广泛的意义上成为时代的特征之一.域外各国,对非婚同居进行法律规制的改革呼声很高,究其原因,可归为法律社会化,即社会之现实要求"反射"于立法,并成为立法革新之推动力.于自由、于公正、于平等、于人性,此种立法模式的介绍和引进对我国现代婚姻法体系的构建均有裨益.     

商事主体制度建构的理性逻辑及其一般规则

"从身份到伦理"只是个人法律人格演进的表象,传统民事主体制度实际上始终是社会伦理的实在法投影。但伦理逻辑在组织体人格构造上面临诸多现实难题,因而成为整个私法主体制度发展的束缚。商事主体制度与传统民事主体制度在社会背景、价值目标、立法技术上都存在明显差异,民事人格向商事人格的转化需要遵循"从社会伦理到市场理性"的演进路径。市场理性主导的商事主体制度建构应当以行为能力作为判定基础,遵循"以法定外观为一般、以事实外观为特殊"的判定规则,同时要为市场创新留下制度空间,并以营业自由原则为统领推动商事主体立法从规制型立法向赋权型立法转变。     

论地方立法的"绿色评估"

地方立法"绿色评估"是将可持续发展理论纳入立法程序,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层面设置具体可行的指标体系,对各个领域的立法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进行审查、评估,最终得以保障地方立法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各项需求,使促进可持续发展在立法中充分予以体现。通过对地方立法"绿色评估"的产生根源、主要框架、内容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的分析,在立法程序中注入可持续发展理念,最终实现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     

架起百姓与立法机关的"连心桥"

2015年7月,上海市虹桥街道办事处等4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首批基层立法联系点正式成立,一种全新的、立足基层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立法的民主立法形式应运而生.6年多来,全国基层立法联系点数量不断增长、工作形式不断创新,架起连接百姓与最高立法机关的"连心桥",推动民主立法、开门立法不断走向深入.     

社会演进与刑法修改——以德国为视角的研究

刑法的制定源于社会的需要,刑法的修改也是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发展推动的结果。因此,适时修改刑法,根据客观需要合理界定罪与刑的范围,乃是各国刑事立法的重要内容。本文以德国为视角,在概述德国刑法修改概况的基础上,从刑法修改始终依从社会的客观需要、始终与刑事政策的变化相呼应、始终伴随着刑法理论的发展三个方面对社会演进与刑法修改的关系进行分析,进而提出,我国应当借鉴德国刑法修改中体现时代性、注重实用性、反映国际性和追求超前性的经验,为不断完善我国刑事立法服务。     

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角看《刑法修正案(七)》

《刑法修正案(七)》从公开征求意见到公布实施,不仅体现了平等、公开、超前等立法价值,而且也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长期司法实务中的结晶,是该刑事政策在立法上的具体化,一方面,刑法修正案(七)将一些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之内,即入罪;另一方面,对一些犯罪行为根据其社会危害性的轻重,予以减轻或者加重处罚,即别罚。该修正案弥补了刑事政策高度原则性、概括性和笼统性的不足,更加有利于打击和预防刑事犯罪,维护社会正义。     

深思刑法立法——评赵秉志教授《刑法立法研究》一书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刑法立法是刑事法治的基础,科学、民主、现代的刑法立法是现代刑事法治发展的起点与动力.作为社会的保障法、后盾法,从1979年《刑法》到1997年《刑法》,到1部单行刑法、8个刑法修正案,再到《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出台,我国刑事立法的发展,是伴随着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迁而发展的.     

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刑法价值定位

伴随着人类社会步入风险社会的时代,刑法体系经历着由罪责刑法到安全刑法的转变.这一转变除了要求刑事立法及时改革创新,更要求指导刑事立法的刑法价值取向进行重新定位.安全刑法应以刑法作为基本价值取向,同时应该妥善协调与自由价值、公平价值、效益价值及刑法谦抑性之间的关系,从而正确引领刑事立法合理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     

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的"立法"路径分析

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制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及社会和谐发展的瓶颈，突破这一瓶颈势在必行。纵观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之国家，无不立法先行。在我国，制定一体化的社会保障法是逐渐消除二元结构社会保障体制的理性选择。在制定我国城乡“一元化”的社会保障法过程中，应始终贯穿“统筹”思想，确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法原则和价值理念，正确处理好社会保障法的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     

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

在刑事立法非常活跃的时代,刑法理论不可能只是单纯地解释刑法,而是需要同时关注刑事立法本身.刑法理论不仅要规制司法,而且要规制立法.刑法理论尤其是法益保护主义与有关刑罚的正当化根据的学说,对刑事立法起着重要规制作用;刑法理论必须对刑法条文作出有价值的判断,促进刑事立法的不断完善.但是,如果能够通过修改理论或者重新解释应对社会生活事实的,就不应当修改刑法;任何知识都是一种偏见,都是不完善、不全面的,但刑法学绝不是始终拘泥于条文的形式论解释的枯燥无味的学问;刑法学者应当善于了解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勇于反省自己的前理解,正确对待自己的偏见,从而使旧法条适应新时代.对刑事立法的批判与解释并不是对立关系,批判性解释可以使刑事立法的形式缺陷得到弥补,也能为刑事立法的完善奠定基础.刑事立法也应当善于类型化,从而为解释提供应有的空间,使刑事立法与刑法理论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网络钓鱼"与刑法规制

目前"网络钓鱼"现象十分猖獗,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国际社会积极应对,其中以美国最为重视.随着我国网上银珩币电子交易的发展和普及,"网络钓鱼"犯罪在国内也屡屡出现,而我国刑法对此却应对不足,因此我们应当借鉴美国的先进做法,对相关立法进行完善.     

"婚姻和生育的分离"与我国结婚制度的改革

近代以来,婚姻和生育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分离.婚姻和生育的分离要求婚姻权和生育权、婚姻制度和生育制度应当分别立法规定.我国婚姻法应当在禁婚亲、禁婚疾病和法定婚龄方面做出因应.     

立法理念与重心的与时俱进——以"十七大"精神审视我国法律体系

要实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规划,应当贯彻"十七大"界定的科学发展明,调整立法指导思想上的偏颇,从以经济立法为重心,转变到以人为本,统筹兼顾,以民权和民生立法优先为方针,以改善民生和扩大民主为重点,建立"人权至上"的和谐的宪政秩序;为使公民的政治参与权有立法保障,提升工农大众等弱势群体的宪政地位和社会保障,公民的公权利(政治权利)立法刻不容缓.     

"夫妻财产增加额均衡"制度研究:以德国为例

德国现行的法定财产制始于1958年,在50多年的司法实践中,这种法定的财产增加额共同制一直为德国公众广泛认可和接受.但随着德国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原有的各项规定或不足以应对或有失公允.为此,德国立法者于2009年进行了立法改革,针对夫妻财产共同制下"财产增加额均衡"的调整对象和计算方法等进行了修改;此外,德国各州法院也通过限制夫妻财产合同的有效性,强化了"财产增加额均衡"的适用范围.在德国立法者与司法者完善"财产增加额均衡"的过程中所体现的立法精神和价值取向无疑也给我国<婚姻法>的立法改革提供了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现行法律体系亟待打上社会法的“补丁”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重点领域立法."社会立法应当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立法重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重点应逐步转向社会领域,放在涉及民权民生、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一些重大事项上.相对于日趋完善的经济立法和蓬勃发展的文化立法,社会立法严重滞后,存在数量上远远不足、体系不够健全、缺项亟待补全等遗憾.客观地讲,我国现有的社会法体系相当薄弱,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管理体制变革的需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就必须加快社会立法步伐和完善社会法体系.     

"零口供规则"若干问题之我见

辽宁省某基层检察机关出台的<主诉检察官办案零口供规则>将沉默权引入我国.零口供规则的最终目的是遏制刑讯逼供,但沉默权不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途径.赋予犯罪嫌疑人隐瞒犯罪事实的权利,侵犯了社会利益,与我国立法思想基础相矛盾.因此零口供规则不应包含沉默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