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视听资料证据的收集和运用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地把视听资料列为一种独立的证据，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完善刑事诉讼证据体系，规范侦查机关刑事诉讼活动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它不仅为检察机关运用各种证据揭露和证实犯罪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我们收集和固定证据提供了一种新的手段。所以，在反贪污贿赂侦查中必须加强对视听资料证明的收集和运用。     

证据之异化及回归——以证据与证据运用区分为中心

证据作为证明的根据丧失了其客观性基础，异化的证据以主观性的形态出现。造成这种异化的原因是证据与证据运用概念的混淆。通过证据与证据运用的区分对证据重释，使证据回归其本来面目，主观性不再是证据的属性。证据的回归可以合理解释司法证明过程中的一些难题。     

示意证据审查运用规则探析

示意证据作为一种特殊的辅助证据，以其形象生动性对案件事实的说明及相关的证据解释起到了关键作用。但由于示意证据具有易篡改性和易误导性，法律一直未能确认其证据效力，示意证据的司法适用也陷入了困境。如何破解这样的困境？如何使示意证据能够真正发挥其应有的证明价值？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本文将从分析示意证据的适用困境为起点，探析示意证据的证据属性，并就示意证据的运用规则提出一系列构想。     

论监察案件的证据标准——以刑事诉讼证据为参照

监察证据无需转化便可直接获得刑事诉讼证据资格,但作为职务犯罪定案的根据,必须具备刑事诉讼证据的形式条件和实质条件。监察机关的调查权与刑事侦查权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功能,监察机关调查取证虽然不直接适用刑事诉讼法,但必须参照刑事诉讼法的侦查取证规则。为保障调查取证的合法性,应当对调查活动进行合理规制,对于非法获取的证据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确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监察机关调查终结的案件,应当达到刑事侦查终结的证明标准,应当低于法院判决有罪的标准,但不能比其他普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更高。     

反思过度客观化的重罪案件证据裁判

在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证据裁判已然成为中国刑事诉讼尤其是重罪案件裁判的关键话语之一。晚近十余年来，重罪案件证据裁判的规范表达与实践面相与普通案件的证据裁判逻辑逐渐分离。重罪案件证据裁判开始走向高度客观主义，不可否认这一趋势的积极意义，但过于理想化、绝对化的色彩既与诉讼制度和纠纷解决的实践逻辑存在诸多悖离，也可能导致证据收集、运用与评价的一些问题。因此，应当审视中国当下重罪案件证据裁判的取向，反思高度乃至过度客观化的刑事证明理念、立法与实践，在重罪案件裁判中重构一种既注重客观证明，又兼容合理推断的平衡型事实认定模式。     

略论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与证据制度

新刑诉法的修改有不少亮点,其中在证据制度方面就首次规定了不同司法范畴之间的证据使用问题,但是新规定作为一个“新事物”、“模糊的规则”,如何规范证据的使用,是值得探讨的,而且行政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分别属于法律运行的不同阶段,其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实行行政证据向刑事诉讼证据转换,如何保证刑事司法的精确性、严肃性与权威性,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方向.本文将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行政证据直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进行法律分析,找出促进二者顺利转换的途径.     

情态证据刍论

证据法学所研究的"情态"是指提供口头证据者在陈述时外显的各种下意识反应和活动.情态信息是一种主要依靠直觉进行认知的生理与心理活动的对应伴生关系,具有客观表达证人内心活动的特性,在刑事诉讼领域可被用于辅助判断人证的可靠性,也可被用作侦查线索和少数特殊案件中的实质证据.情态证据在我国尚不具备形式合法性,其不具证据资格且使用不规范.通过对情态信息的实质性和证明价值的分析,可以发现情态应当具有证据资格,其证据类别应属于物证.同时又由于情态自身具有即时性、不确定性和解释的多义性特征,因此,对情态证据应当采限制使用原则.     

源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几点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表述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文认为此种规定存在不少缺陷，首先它在认识论上体现的客观真实标准越来越受到法律真实的挑战，其次它又不能体现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本应有的阶段性、层次性差异。因此，文中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健全应加强对证明标准的研究和完善。     

论刑事诉讼中“单位证明”的证据效力

单位证明是指以单位名义出具并加盖单位公章的、证明相关客观事实的书面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出现的"单位证明"应当区分形成于事前还是事后,形成于事前的单位证明是书证,具有较强的证据效力,而形成于事后的单位证明不符合刑事诉讼的法定证据形式,需要有相关书证佐证或转化为其他证据形式才能具有证据效力。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思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于英美。英美普通法上的非法证据排除法则可分为自白排除法则和违法证据排除法则。自白排除法则源于英国历史上的“考罗门原则”。是指把基于不当诱因的自白（即被告人口供）或不自由的自白，从证据中排除出去。美国独立后，以其最高的法律形式继受了“考罗门原则”。联邦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任何人在刑事案件中，都不得被迫成为不利于己的证人”。联邦宪法规定这一权利的最初目的在于排除虚伪的自白，以防止刑事诉讼发生冤错，侵犯公民的权利。因而．被告人的自白能否作为证据，其标准就是这种自白是否具有“自愿性”。被告人自愿供述不利于己的事实，此项供述可以作为证据运用；被告人被迫自证其罪，则应将其自证有罪的证据予以排除，不得运用。20世纪40年代，自白证据排除的根据发生了变化，由“供述的非自愿性”发展为“程序的违法性”。即无论自白是否具有自愿性，只要证明警察在收集自白证据的时候有违反正当法律程序的行为．此项自白排除不用．具体体现为米兰达规则。     

电子证据若干问题探讨

在我国,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相关技术的发展,与之相关的电子证据问题逐渐成为困扰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难题。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取消视听资料的相关规定,确立电子证据作为一种独立证据的法律地位。在电子证据的运用方面,应当从电子证据原件的认定、电子证据与最佳证据规则的关系、电子证据复制件的运用等方面加以完善。同时,应当结合我国国情,探讨我国解决电子证据相关问题的现实路径。     

数字证据、电子证据、科学证据、电子记录概念比较分析

与数字证据相关的概念很多,但它们的内涵和外延存在一定差异,从提出概念的出发点、载体、表现形式、研究范围等角度分析数字证据、电子证据、科学证据、电子记录等概念的差异,并进一步提出对数字证据进行专门研究的科学性和必要性。     

刑事再审事由中的“新证据”、“证据虚假”和“证据不足”

刑事再审理由的设定,关涉到"法的安定性"和"法的公平性"的平衡,是刑事再审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提起的再审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被判决人对"新证据"的崭新性、显著性,对"证据虚假"的形式要件、实质要件等都有着直接的影响。我国不应该将"证据不足"这种涉及证据证明力的事由作为再审事由。     

计算机犯罪中的电子证据研究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推广运用 ,计算机犯罪不断发展变化。证实计算机犯罪最主要的证据是电子证据。电子证据具有技术性、易变性、隐蔽性和虚拟性的特点 ,属于书证。直接言词规则、最佳证据规则及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并不影响电子证据的证据价值。电子证据要通过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的查证。     

论行政证据规则与诉讼证据规则多样化联系——兼论行政证据立法之必要性

行政程序中的证据规则及其立法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究其症结在于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行政证据规则和诉讼证据规则的关系缺乏科学的认识.寻求两者之间科学合理的划分标准,发现其中的多样化联系,以及建构完善的行政证据规则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于证据科学的思考

本文探讨了证据科学的要素。本文认为，证据科学必须是多学科的，或者整合性的。如果我们分享彼此基于证据的推理方面的思想和经验，我们都会受益于稳固确立的证据科学。     

论电子证据的独立地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的起草过程中,电子证据问题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本文在立足于电子证据与我国传统证据形式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针对电子证据地位的各种学说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并提出立法上的建议,以期确定电子证据的独立证据地位,同时也希望借此文与关心电子证据立法工作的广大同仁交流意见,互相学习,促进我国民事证据立法工作的顺利、健康发展。     

数字证据的程序法定位--技术、经济视角的法律分析

基于证据在程序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证据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紧密关联,要促进程序法在数字时代的发展,首先要研究的便是数字技术对包括民事、行政、刑事证据在内的程序证据制度的影响.使用"计算机证据"、"电子证据"概念并不能科学地归纳出这种证据的内涵,而"数字证据"概念则更符合其本质特征.在证据类型上,数字证据与书证、视听资料等已有证据类型颇不相同,是一种新的独立的证据类型,并且,在证据规则上,数字证据具有与其数字技术特性相应的新规则.     

试论刑事诉讼瑕疵证据及其证明力

本文通过对狭义瑕疵证据及其证明力的辨析,反驳了在此问题上的许多片面观点和认识,强调了现代社会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对人权保护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在刑事诉讼中对瑕疵证据一律不得采信,瑕疵证据不能成为定案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