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成都新创医患纠纷调解机制--华西坝“调解天团”

近年来,医患纠纷数量多、调解难度大的问题依然显著存在。调解作为传统的医患纠纷处理方式之一,仍存在各部门缺少协同治理、调解员缺少专业医学知识等问题。华西坝派出所"调解天团"在调解医患纠纷中,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的调解模式和经验,新创由患方、医方、医学专家组和调解员组成的调解模式,弥补传统调解方式的不足,兼具公平性、专业性与及时性,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医患纠纷。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部分问题,可通过建立"互联网+调解"模式,加强宣传与推广、培养专业性与复合型的调解人才来不断发展与完善。     

行业纠纷调解与若干调解制度的比较分析——以山东省高密市为范本的阐述

本文在调研的基础上重在作相关制度的比较分析,就"高密模式"的行业纠纷调解与其它类型的行业纠纷调解之间作一比较分析。希望能加深对高密行业纠纷调解制度的理解(以下所称"行业纠纷调解"皆指"高密模式"中的行业纠纷调解制度),并对我国行业纠纷的解决有所裨益。     

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模式比较研究

以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和保险调解为中心的第三方解决模式是化解医息矛盾、解决医患纠纷的重要模式之一。每一种模式均有其特点与优点，但同样也存在缺点与不足。因此，单纯依托其中任何一种模式来化解医患矛盾、调处医患纠纷，都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较为理想的选择应该是将三种模式中的两种结合起来，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取长补短，共同化解医患矛盾、调处医患纠纷。     

从被动到主动 建立和谐医患关系

2008年11月,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司法局指导成立了屯溪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委)。4年来,医调委坚持"调解优先"原则,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自身优势,将矛盾纠纷化解在潜伏期、发酵期,实现医患纠纷由被动处置到主动预防的转变,取得了成效。一、搭建平台,筑牢调解工作基础屯溪区委、区政府和黄山市司法局高度重视医患纠纷调解工作,就调委会的机构设置、运行模式、管理体制和工作开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并组建了指导协调和专业支撑两个平台:一是组建了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协调     

化解医患纠纷创建“平安开县”

近年来，重庆市开县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积极探索人民调解化解医患纠纷新机制，形成了“司法牵头、中心调解、部门联动”的医患纠纷预防、调解和处置模式，取得了成效，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构筑起了一道“防火墙”。截至目前，开县医患纠纷调解中心共受理医患纠纷91件，     

“第三方力量”开出解决医患纠纷良方 赣州市仲裁委成功调解久拖不决医疗纠纷案

10月13日下午，设在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会议室的赣州市医患纠纷专业调解庭，气氛庄严。法律专家代表、医学专家代表、人大代表、社区代表、司法局领导、医院代表、患方家属都在等待着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赣州市仲裁委将以市医患纠纷专业调解庭的形式，在此调解仲裁委成立以来的第一例重大医患纠纷。这标志着，赣州市新创建的医患纠纷调解仲裁机制正式开始发挥作用。     

医患纠纷调处模式及完善对策——以广州市为观测点

近年来医疗纠纷大幅度增长,医患矛盾日益突出,医患关系日益紧张,频发的伤医事件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医疗秩序和社会稳定。医调委的出现为医患纠纷化解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和新途径。以第三方调解化解医患纠纷的实践为背景,以广州的调研实践为切入,分析和论证第三方调解在新形势下介入处理医患纠纷的重要作用和运用价值,并对相关亟待完善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论调解与医疗纠纷的解决

调解由于其所具有的尊重当事人意愿、程序灵活等特点,在解决医疗纠纷方面具有兼顾医患双方利益保护、促进医患关系和谐、降低纠纷解决成本等独特优势。分析我国现行的调解解决医疗纠纷新探索的几种代表性模式将有助于我国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并推动整个社会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     

上海医患纠纷调解费可免单

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必须方60日内调结，费用由政府“买单”。《上海市医患纠纷预防与调解办法》从3月1日起实施，这是上海市首次为化解医患纠纷制定政府规章。     

上海市出台医患纠纷预防与调解办法

最近，上海市出台《医患纠纷预防与调解办法》。《办法》具有六方面鲜明特点。     

先行调解制度重述:时间限定与适用扩张

法学界对于新《民事诉讼法》第122条先行调解规定的理解及实施还存在较大争议。调解之"先行"必须与特定的时间节点相比较才有意义。从体系解释及术语使用规范的角度解读,先行调解是当事人将纠纷起诉至法院之后,在立案之前进行的调解。先行调解的适用条件"适宜调解"强调的是不能违法调解或不应在案情复杂、当事人对抗激烈之类的纠纷上徒劳消耗资源,是否"适宜调解"宜采取个案判断的方法。人民法院既可以通过立案庭或专门机构实施先行调解,也可以将纠纷委派人民调解组织、行政机构,在先行调解中实现三调联动。调解协议只具有普通民事合同的效力,但通过诉调对接,即当事人自愿选择立案签发调解书和启动司法确认程序两种方式,能够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     

让群众信赖 让医患纠纷化解

上海市闸北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委),通过强化自身建设、完善工作机制,深入矛盾难点领域,多措并举化解医患纠纷,成效明显。据统计,医调委自2011年8月成立至今,共受理医患纠纷261件,调解化解成功159件,调解成功率60.92%,制作调解协议书94份,涉及金额517.09万元。一、强化医调委自身建设一是充实队伍。为医调委配备了既懂法律又熟悉医疗工作、     

第三方调解能否终结医患纠纷——昆明模式的思考

昆明医患纠纷第三方联合调解点,架构了一座医患双方良性沟通和信任交流的平台,是公开、公正、公平,合法、合情、合理解决医患纠纷的中立机构,将有利于医学专家、法学专家和人民调解员的优势互补,有利于医患纠纷的妥善解决.通过非诉讼替代式解决方式化解医疗纠纷,使医患纠纷在第一时间内转移至院外,既维护了医疗机构的正常医疗秩序,依法维护了医患双方的利益,又节约解决纠纷的成本,提高了效率,是解决医患矛盾的有效途径.     

"镇树联动式"调解模式研究——以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的实践为例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社会的急速转型,纠纷急剧增加,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环节,人民调解的创新和发展势在必行.在这一过程中,乡镇、街道一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在2002年以后快速发展;如何实现镇村两级人民调解委员会之间的有效互动成为一个完善当前人民调解制度的有效突破口.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在拥有良好调解组织基础和调解传统的背景下,创造了'镇村联动式"调解模式.该模式主要是通过建立诉前劝导机制、纠纷分类调解、镇、社区村三级联动调解来实现纠纷解决的."镇村联动式"调解模式实施以来,化解了大量的民间纠纷,为人民调解的"法制化"奠定了良好的实践基础.     

探索化解医患纠纷新模式——关于医患纠纷调解“济宁模式”的调查报告

山东省济宁市积极探索化解医患纠纷第三方机制,成功走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新路子。2008年12月,卫生部调研组在济宁调研时,称济宁化解医患纠纷的方式为“全国首创”,被誉为医患纠纷化解“济宁模式”。2009年10月23日由卫生部、司法部等在济宁市举办的“第二届全国医疗纠纷调处第三方援助协作论坛”上,把济宁市医患纠纷调解的做法和经验向全国介绍推广。在2009年11月27日,中央综治办、卫生部、公安部、司法部、中国保监会五部委在北京联合召开的“全国创建平安医院推进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上,济宁市政府作为唯一的市地,向大会介绍了济宁医患纠纷调解工作经验。     

突出“三个强化” 构筑医患纠纷调解新机制

医患纠纷是当前社会热门而沉重的话题,也是长期困扰医疗机构的难点问题。为有效解决医患纠纷,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作用,2009年6月,吉林省延吉市司法局成立了第一家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委"),并在工作中以"三个强化"为指导,不断提高医患纠纷调解水平     

医疗纠纷调解模式实务

为应对持续升温的医患关系，防止‘哈一大血案”、“津医一附院命案”、“安医二附院泌尿科血案”等案件的再次发生，各种缓和医疗纠纷的举措被提出。本文通过时既存的用于解决医患矛盾的人民调解模式、行政调解模式、司法调解模式的法律依据、适用范围、程序运行和救济机制四个方面的深入探讨，明悉三者在实践中的操作流程，为相关医疗机构和患者解决纠纷提供借鉴。     

发达国家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是指由中立的第三方机构介入医患之间的纠纷,运用民间调解机制进行劝解,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化解医患矛盾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建立和运行的医疗纠纷调解模式和实践经验,对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第三方调解机制具有启示性的作用。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建立专门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推行医疗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置第三方调解为前置程序、确认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等措施,有助于高效化解医疗纠纷,缓和医患矛盾,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促进医学科学的不断发展。     

“大调解”视野下法院调解制度的构建

在国家转型的时代,我国社会的矛盾和纠纷日益突出,为有效减少矛盾,"大调解"机制应运而生.法院调解作为"大调解"机制的重要一环,由于影响中国法院调解的因素是多样的,使法院在进行调解的操作过程中,有些案件不能及时和合理的得到调解。为了提高法院调解的效率,在"大调解"的基础上构建法院调解制度,可以采取法院委托调解的模式,来减轻法院调解的负担,从而进一步提高法院调解的效率。     

从一起医患纠纷的化解看医患纠纷调解技巧

医患纠纷相对于其它民间纠纷,具有专业性强、当事双方专业分析能力不对等、情绪对立性强、易引发群体事件等特点。因此,在医患纠纷调解中如何准确对事件定性定责,如何对医患双方在情感、医学、法律等方面有的放矢地引导,显得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