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赤勇副部长在全国医患纠纷调处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强调 紧紧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全面推进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

2011年12月8日，司法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郝赤勇在全国医患纠纷调处工作经验交流会讲话时强调，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广大人民调解组织要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坚持依法调解、公正评断，畅通服务渠道，完善服务措施，规范办案程序，不断提升化解医疗纠纷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推进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上层次、上水平，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上海医患纠纷调解费可免单

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必须方60日内调结，费用由政府“买单”。《上海市医患纠纷预防与调解办法》从3月1日起实施，这是上海市首次为化解医患纠纷制定政府规章。     

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模式比较研究

以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和保险调解为中心的第三方解决模式是化解医息矛盾、解决医患纠纷的重要模式之一。每一种模式均有其特点与优点，但同样也存在缺点与不足。因此，单纯依托其中任何一种模式来化解医患矛盾、调处医患纠纷，都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较为理想的选择应该是将三种模式中的两种结合起来，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取长补短，共同化解医患矛盾、调处医患纠纷。     

医患纠纷调处模式及完善对策——以广州市为观测点

近年来医疗纠纷大幅度增长,医患矛盾日益突出,医患关系日益紧张,频发的伤医事件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医疗秩序和社会稳定。医调委的出现为医患纠纷化解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和新途径。以第三方调解化解医患纠纷的实践为背景,以广州的调研实践为切入,分析和论证第三方调解在新形势下介入处理医患纠纷的重要作用和运用价值,并对相关亟待完善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化解医患纠纷创建“平安开县”

近年来，重庆市开县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积极探索人民调解化解医患纠纷新机制，形成了“司法牵头、中心调解、部门联动”的医患纠纷预防、调解和处置模式，取得了成效，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构筑起了一道“防火墙”。截至目前，开县医患纠纷调解中心共受理医患纠纷91件，     

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的绩效困境与创新路径

近年来,第三方调解在化解医患矛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日渐成为调解医患纠纷的主导模式。但从其调解绩效来看,与其他模式一样,同样也存在许多亟待改革与完善的地方。如人民调解执行率不高、行业调解法律效力差、保险调解理赔难度大等均严重影响了第三方调解绩效。为此,有必要从明确人民调解的法律地位、规范行业调解的行为准则、解决保险调解理赔难问题等几方面出发,提高人民调解的权威性、提升行业调解的公信力、提高保险调解的认可度。     

建设专业调解机制 化解行业矛盾纠纷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矛盾纠纷的区域性、行业性、专业性特点日益突出。为更好地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司法行政机关开始着力加强区域性、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司法部与卫生部、公安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联合制定下发在相关行业和领域建立人民调解组织的意见,各地结合实际,积极推进,区域性、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并愈来愈凸显出其优势和作用。近期,司法部又发出了《关于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的意见》,要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以贯彻实施人民调解法为契机,大力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完善人民调解制度,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配合各地开展好工作,本期"人民调解"栏目选登江苏省《建设专业调解机制化解行业矛盾纠纷》、吉林省《突出"三个强化"构筑医患纠纷调解新机制》和山西省《引入人民调解实现道路交通事故纠纷"零上访"》三篇关于行业性、专业性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经验文章,供大家交流借鉴。     

完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探索与思考

近年来,一种将医患冲突纳入素来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的人民调解制度中之态势在全国各地蔚然成风。本文以上海为“视角”,阐述了上海引入人民调解化解医患纠纷的实践过程、突出亮点,重点剖析了当前仍困扰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实施的诸多障碍,并对进一步完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制度提出对策建议。     

人民调解介入医疗纠纷处理的背景、现状与发展

在我们看来,2010年5月司法部、卫生部、中国保监会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可以视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该文件的下发标志着原有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与模式的式微与衰落,标志着三部门正式联手推动建立一种新型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与模式,即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新时期如何化解医患纠纷、如何处理医疗纠纷,在此前各地不同模式的探索之后,至此告一段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模式得到各方的认可,成为一种理性与现实的选择。～、人民调解介入医疗纠纷处理的背景     

论医患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构建医患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根据医患纠纷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需求以及纠纷疑难复杂程度,采取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化解矛盾纠纷的优势,尤其是人民调解调解组织在预防和化解医患纠纷的重要作用,有利于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和医疗机构的正常诊疗秩序,关系着我国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