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权腐财:一颗“腐败毒瘤”

近年来,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大, 一些腐败分子意识到了搞腐败的风险,于是急着寻找贪贿新途径,“期权腐败”就此粉墨登场。在位时为企业谋利不要即时利益,等从领导岗位上退下后坐享企业“反哺”。这种把权力当期货进行交易的行为就是领导干部“权力期权化”,已成新的腐败形式。“权力期权”已成为当今最大且最具升值潜能的“期货”。这种公然以权力为资本参与社会物质利益的再分配,不但造成社会分配不公,而且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已经成为社会的一颗“腐败毒瘤”。     

权力腐败是黑社会生成的社会结构性土壤

何清涟“中国问题”研究法，是以解剖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真实存在的经济社会矛盾为切入点的研究法。她认为中国当前腐败与黑社会勃兴的现实，是未来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最大的隐患与陷阱之一。她对腐败与黑社会生成关系的研究并不直接，但她研究所得出的深刻结论，却异常深刻的揭示出腐败与黑社会间一种深层的机制联系。她研究认为，当前中国的腐败是“源于制度的社会结构性”腐败；进而认为，当代中国的腐败，核心是“三大权力腐败”；又进而逻辑地揭示出，“三大权力腐败”，是黑社会生成的“源于制度的社会结构性”土壤。     

渎职侵权犯罪的事前预防

高发的渎职侵权犯罪活动对社会政治经济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权力的腐败严重破坏了国家政治和法制的统一。各种滥用权力的行为侵犯着公民的合法权益，导致法制权威的极度削弱，引发、激化社会矛盾，破坏社会稳定。权力的腐败刺激的不正当竞争催发经济利益冲突，直接破坏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破坏了市场秩序，造成经济局面的混乱，损害了健康的社会经济机制。另外，权力腐败助长了腐败没落思想，使人民群众对现代化事业失去信心，并产生了对党的领导执政的不信任。     

公共权力异化与腐败治理

腐败,其原初的含义是有机物的腐烂、变质。在社会生活中,腐败一般指的是公共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一种交换关系。国家机构的公职人员,利用其所掌握的公共权力,通过不正当手段,牟取私人利益,进而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就是权力腐败。在经济领域,常常表现为公共权力与私人经济行为相结合,排斥压制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从而获得超额的市场利润。因此,腐败总是与权力、利益相联系的。权力腐败的过程,也就是公共权力异化的过程。     

论公证权的监督制约

早在一百多年前，英国的思想家阿克顿勋爵就提出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至理名言。这一有关权力的定律似乎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公证权也会导致腐败。因而公证权也应受到监督”的论断。作为一种社会公共权力，公证权的腐败和滥用一方面会导致公证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利受损，另一方面则会摧毁公证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信用基础，导致公证行业自身的毁灭。     

基层官员状况的几个关键词

在当下中国各个阶层中，“基层官员”显然是名声有点不太好的一群人。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这群人的种种“事迹”：截访、强拆、腐败、骄纵、狂妄、黑社会……重重讥讽乃至诅咒正不断地在这群人身上堆积。这群人是同家权力的执行者，掌握着最真实层面的社会资源。他们而对着形形色色的，特别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底层民众。他们的规划、喜好乃至趣味左右着这个社会人们非常现实的生活。     

从权力角度来推演中国市民社会的现实状态——一种假设命题的真实推论

“市民社会理论”兴起、成长于西方社会,是西方国家经济形态下特有的社会结构形态的理论概括,是现代西方政治、法律理论建立的一大理论基石。那么,追求法治与民主的当代国人,对于国内市民社会的存在与否,曾在上世纪90年代的学界引起过热烈的讨论。对于此问题,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形态下,本文将从权力的视角予以阐释,来证明中国市民社会应有存在的权力空问,但是发展路径、形态又别具一格,不同于西方的市民社会。     

断裂社会的危机防范机制——以表达、博弈、协商与共享为基点的合作主义宪政论纲

经济的改革、社会的转型、利益的分化、“发展综合症”和制度的缺失使得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扩大，社会断裂，损害基本权利和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宪法是现代社会最根本的危机防范机制，是社会的安全阀门。在改革共识破裂的情势下，应该以宪法作为社会的根本共识，通过完善表达、博弈、协商等宪政机制为各阶级、阶层在自治、妥协与合作中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奠定制度基础，实现动态的社会和谐。     

资源配置拓新路 源头治腐显成效——福建省厦门市推进产权交易制度改革纪实

公共资源以行政审批指令性的方式进行配置,容易造成权力寻租、"暗箱操作",滋生消极腐败现象。2006年以来,我市全力推进行政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逐步取消政府对行政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指令性的配置方式,把更多的资源配置功能让位给市场,通过规范的市场运作,从源头防治腐败行为,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的宪法定位及合宪性展开

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产生了职权转移的效果，引发职权主体、职能、程序和责任形式的变化，可谓是一种隐蔽的宪制变动，因此要从权力配置视角来审视其影响。宪法把权力配置给特定国家机关，既有权力性质的要求，亦有功能适当的考虑。如若随意转移职权，就会破坏权力配置背后的对应关系。但为满足实践需要，宪法权力结构预留了权宜调整的空间，授权构成宪法进行权宜调整的规范机制。根据功能适当原则的指引，授权确定了最适合实现职能的机关，促进民主正当和有效治理在特定事务上的功能耦合。必要而负责任的授权，须考虑其与权力结构的契合，从“所授之权为自身之权”“所授之权为可授之权”“授权具有明确性”“所授之权适合被授权机关行使”“授权机关设置民主控制机制”等展开“阶层式”的合宪性分析。     

限权“一把手”

大事小情“一把抓”，决策拍板“一言堂”，财政花钱“一支笔”，选人用人“一句话”，长期以来，由于“一把手”权力过大，缺乏监督，成了腐败滋生的肥沃土壤。     

关于对权力监督制约的思考

人类历史表明，腐败是权力的滋生物，不受制约的权力必将导致腐败。在现代社会中，“腐败”一词常作为“权力腐败”的代名词，权力腐败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党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条件下，权力具有二重性，既可以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也可能成为损害人民利益的工具。     

清除腐败赖品德———兼论法律作用的有限性

腐败有掌权者腐败和机构腐败之分。掌权者腐败具有“行为的个别性”和“明显的不合理性”的特点。机构腐败也有两个显著特点：（1）它是机关行为或一定权力系统的行为,没有具体的责任人;（2）它的不合理性不十分明显,人们对它常常不能形成稳定一致的是非评价。由于腐败与执法的同源性、权力的不受惩罚性、反腐败的法令只能由不腐败的权力创制等原因,对腐败无法像对其他犯罪那样通过严格执法来实现治理目标。在民主政治下,根治腐败的根本出路是贯彻品德原则,建立对官员的品德评价系统。品德评价系统是依据品德标准对公职人员实施辞退、罢免、撤换的政治评价系统。这个系统由执法权自洁系统、监督系统和以公众为力量源泉的基础系统等构成。     

权力运行机制刍议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指出：“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是防止以权谋私的根本举措。”如何构建适合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权力运行机制是我国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就此问题谈一点浅见。一、当前权力运行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１．权力过于集中，“一把手”权力过大。经济学家指出，现在包括行政改革项目在内的政府配置的社会资源占整个社会资源的７０％以上。正是政府职能部门行政审批项目和审批权力太多、太集中、太具体…     

林喆：预防国企腐败须打破企业家长制

中央党校教授林醋认为，国有企业“一把手”权力过大、重大决策独断专行、缺乏有效制度监督是导致腐败和决策失误的重要原因。预防国企腐败，必须打破企业大一统的集权制，使企业领导人员的权力受到制约。而健全企业内部的民主制是避免企业领导人员个人权力过大和一个人说了算、破除企业家长制状态的最有效途径。同时，企业选任干部要避免由上级部门直接委派，而应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监督制度不仅要健全，而且要日常化。     

公众参与廉政建设的现状及启示

腐败严重制约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倡导廉洁和廉政、反对腐败已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腐败可以说是和“权力”尤其是“公权力”同时产生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制约权力的最好办法，就是用权力去制约权力。”     

社会资本视域中腐败网络生成的过程与后果

腐败与权力孪生相伴,基于权力监督和权力结构维度的防范腐败以及反腐的结果始终无法令人满意,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腐败的主体和行为模式已从个体和单一层面走向多主体、多形式的网络结构。腐败网络生成的内在机理在于中国场域中的社会资本负向功能未得到有效遏制,它的生成演化必然会对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形成难以估量的破坏。腐败网络的消解路径必须跳出传统"权力"的视维局限,从社会资本视域探寻腐败网络生成的内在机理,进而通过对社会资本的挖掘、清除和替换,消解腐败网络,创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乡绅的历史地位探悉

乡绅阶层作为分析传统中国社会的关键词之一，对于认识传统乡土社会的运作非常重要。尽管其在传统乡村中发挥了一定的功能，但是这种作用是有限的，也是受限的，它并未承担起所谓领导“乡村自治”的角色，也不可能成为代表“社会”的力量与中央权力相抗衡。     

上海：制度科技并举强力推进预防腐败工作

上海市2007年开展预防腐败试点工作，按照“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资源在市场中配置，资金在网络上监管”的工作思路，以制度建设为根本，以信息技术为手段，采用项目化管理的方式，不断推进预防腐败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效果，得到了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     

民主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腐败问题吗——从比较政治的研究视角

腐败是困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难题。本文从当代比较政治研究的视野出发，认为制度建设是解决腐败问题的关键．经济发展水平、权力结构与资源流动等因素都会对反腐败制度的运行产生影响。反腐败是一个长期过程，任何脱离国情与“毕其功于一役”的制度冒险都是不可取的。民主并非是反腐败的“万灵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