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价值观:以人的尊严为导向

法治价值观是法治理论的核心内容,决定着法治实践的方向与成败。法治的价值是法治因其性状和属性而对人的需要之满足的效用。法治价值不同于法律价值,是对法律价值的超越。对当代国际人权法和法治理论进行考察,可以从中总结出以人的尊严为导向的法治价值观。这一法治价值观的核心命题包括:人的尊严是法治的终极价值;法治是人的尊严的构成要件;法治对人的尊严而言具有构成性内在价值。法治与人权都是人的尊严的构成要件,是两个并列的概念。根据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的方法,法治对法律提出了特定实质价值与内容上的要求:法律的内容要符合维护人的尊严之要求,即法律要尊重和保护人权。     

法治价值论

法治这个概念所蕴含的理念应该是具有一般性的,即排除人治的专断、维护个人自由权利、政府依法行事而且其本身受到法律规范以及守法作为一种道德承担。由此,法治的实体价值就是由法治所决定的法律在目的和后果上应遵循的社会原则,包括正义原则、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法治的形式价值则是指向法律本身,是从法律的内部规定的具体原则和标准,包括法律至上原则、法律的普遍性原则、法律的可操作性原则、法律的程序正义原则等。法治的两种价值在取向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两者不能相互取代,不能只从一个方面去把握法治的内涵,但是两者在法治这个统一体中又是相互联系的。因此,法治应是实体与形式的统一,是人类法律、社会实践所追求的共同目标。     

证据价值论

从法律价值上考察,作为程序之重要组成部分的证据具有外在价值、内在价值及法治价值。证据的外在价值即证据对案件实体问题的正确处理所发挥的价值;证据的内在价值是指证据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的优秀品质,即是评判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及运用过程是否具有善的品质的道德标准,主要表现为理性、尊严和公平;证据的法治价值是指证据对刑事法治的实现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三者共同组成内涵丰富的证据价值体系。     

略论再审程序的独立价值

再审程序是一种特殊的司法救济程序,其基本目的是弥补现行审级制度的不足,因此,与普通司法程序相比,再审程序具有独立的程序价值。本文立足富勒区分法律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的分析视角,通过对现代司法程序局限性的反向分析,从发生学上探寻再审程序的外在独立价值和内在独立价值,进而提出重铸我国再审程序独立价值的法律构想。     

合法性与法治:教义性视角下的考察

对法治理想的恰当解释要区分政治性的法治观与教义性的法治观。教义性的法治观把法律视为一种自主性的规范实践,而非政治行动的工具,因此恰当的法治理论要呈现完整的合法性主张。合法性的概念分析要区分判准意义和教义性意义,哈特、富勒等理论家所发展的法治观关注了合法性的判准意义,但忽视了法律与价值世界的更深关联。德沃金对解释性概念的运用,使得法律在实践中的功能同时呈现出合法性的判准意义和教义性意义。法治观念在法律体系的运行同政治道德原则之间建立了实质关联,更具有理论吸引力。     

论儒家思想的法治因素与法治社会的融入

我国法治运行缺乏内在基础,法制不断完善,社会问题却频发。法治社会需要两条腿走路,制度建设与价值构建不可偏废,抛开"人治"的帽子探求儒家思想穿越时代性的法治因子,则会发现儒家内涵早已包含着民主、人权、公正、秩序等现代法治的种种要素,其构成了儒家思想融于当代法治的可能性。而要真正将儒家思想融入中国法治,则需要从法律制度、法的运行和意识三个层面将儒家思想进行现代性转化与传承。     

权力制衡与民主法治关系的思考

权力制衡与现代法治的内在关联,是法律史上的一个经典概念。法治意味着法律的统治、意味着良法的至高无上,作为一种良法被普遍遵守的状态,法治和法治秩序具有相通的内涵。权力制衡无论从过程还是从结果来说,最终必须纳入法治的轨道,才能保证它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同时,法治必须依赖权力制衡的政治结构基础,才能符合现代民主的要求,从而构建法律至上的良好状态。一、权力制衡是现代法治的基础权力制衡是法治秩序形成和存在的制度性架构,是法治形成和存在的直接条件。权力制衡与法治的内在关联可以诉诸法治的形成史。衍生于西方文化传统的法…     

忠诚于法律的职业伦理——破解法律人道德困境的基本方案

作为法律人共同体的构成条件之一,法律职业伦理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传统的法律伦理的基本立场,是围绕客户利益展开的"标准概念"。但是,由于标准概念本身存在着工具性与家长主义的内在矛盾,所以它经常会面对两种反对意见:其一是认为职业伦理应当要求法律人是个好人的"日常道德"立场,其二是认为法律人应当对整个法律实践的道德吸引力负责的"政治道德追问"立场。经过对"为什么要有法律职业伦理"与"司法的三重功能"等根本问题的讨论,法律职业伦理的政治道德立场具有明显的论证优势,所以法律人所负担的职业伦理是:他们应当对整个法律实践的道德吸引力负责。     

“本土资源论”的证成与悖论——评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本土资源论"在中国曾引起极大的轰动,具有一种重要的"范式价值"。然而它的证成却存在严重的内在悖论:第一,理想与现实的纠葛不清;第二,法律多元与法律一元的层层矛盾;第三,本土资源与法律移植之间的徘徊犹豫;第四,对法律规避态度的是非反复。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几个悖论,根源在于苏力的"本土资源论"是建基于实用主义的法律观以及法律理论家与实践家相结合的角色观之上的。"本土资源论"可能的完善之处在于,坚持法学研究的辩证思维的基础上,对法律、法学和法律适用以及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做必要的区分,并秉持对法律和法治向上向善的价值追求。     

富勒的程序自然法及其法治价值

法律的道德性是富勒法律思想的核心。富勒将法律的道德性区分为法律的内在道德和法律的外在道德。富勒主要论证了法律的内在道德,提出了程序自然法的概念。程序自然法最大的价值是为法治确立了一套程序标准,即程序法治八原则,同时程序自然法也为良好的实体法的制定提供了程序保障,为实质法治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培育法治信仰，促进依法治国

法治信仰是法治的灵魂。公民普遍的法治信仰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培育公民对法治的信仰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公民普遍缺乏法治信仰,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为此,我们必须从政治体制改革、立法、司法及普法教育等各方面积极培育公民对法治的信仰。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经济法价值变动与制度权衡

科学发展观与经济法在人本主义、平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价值理念具有内生的一致性。在强调科学发展观的大背景下,经济法价值理念的内涵必然随之丰富和发展,必然更加注重人本理念,实现发展与效益理念的更新,以及安全和公平理念内涵的重构,由此达到经济法体系的自我完善和具体制度的建构。经济回应性特征要求在顺应科学发展观要求下对政府运行进行制约,规制政策变动和权力运行,推动政府运行法治化。     

论法律文化的实质内涵

法律文化是指人类在法律社会实践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和积淀下来的世代相传并不断创新的有关法律现象的总的认识和实践经验的结晶,它是法律制度存在、发展、并使其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法治现代化的精神资源。法律文化的实质内涵在于:它是以保障和维护公民根本利益为核心目标的价值体系、以确立社会和谐为基础的理想价值体系和以保障公正确保法律安全为目标的社会心理价值体系。构建现代法律文化需要强化民本立法思想,确立司法职业化,加强法律人的职业导引作用,促进公民自觉守法和良性心理反馈机制的形成。     

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法学体系中的核心价值

法学体系中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现了政治法学的中国风格,是政治法学的中国化表达。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既是一门课程,也可以培育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它在法学体系中的位置可以得到清晰的界定。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课程设置与法学体系中,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雏形;在西方国家的课程设置与法学体系中,也可以找到它的对应物。因此,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法学体系中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把中国的法学体系悬挂在中国政治的天花板上、连接在中国政治的火车头上,以促成法学体系与现实政治之间的血脉贯通。     

法治湖南建设的路径选择——从公民政治参与的角度

法治湖南建设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逻辑演绎。以公民政治参与为逻辑起点，阐述公民政治参与对法治湖南的建设的价值，描述法治湖南建设过程中公民政治参与所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困惑，从而提出法治湖南建设中提升公民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     

论法律的有限性

法治社会至少是目前为止的一种理想社会状态,随着和谐社会观念的提出,法治社会进程或多或少迟缓了脚步,但其缓慢的进程恰恰是反思法治、改进法治继而为加快发展的时机。正如快速的奔跑难以容下迷思而闲庭信步催生灵感一样。过分对法律的迷信和过分对法律的轻慢均是法律建设不可取的态度;揭示法律的有限性并试图寻找克服其有限性的方法,是法律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论行政法价值取向的生态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生态危机愈益加剧,我们正处于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传统行政法的价值取向在经济基础、政治思想基础及法理基础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缺陷。传统行政法价值取向必须进行变革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而变革的出路在于实现行政法价值取向的生态化。     

论法治视野下我国警察教育价值观

法治是中国近百年来诸多仁人志士不断追寻的梦想。"依法治国"的方略已经正式载入宪法,获得了崇高的宪法地位。法治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发展趋势,法治国家也已成为我们追求的美好理想和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持久动力。法治化固然离不开制度性的"硬件系统"的构建,更需要法治精神这一"软件系统,"警察作为维护、推进法治的重要力量,警察应该培植对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权力制约的意识和人权保障的观念。     

法治、治理与国家能力

当前流行的法治观念与国家治理在价值立场和制度层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张力,这根本来源于理念型法治与国家治理所面临的实践难题之间的裂痕。国家能力是指国家将自身的意志转化为现实的能力,不同于政治权力的集中与使用,它更多表示的是国家对于社会需求的回应性。实现优良治理,国家能力建设可谓至关重要。就与国家能力的兼容性而言,那种嵌入国家治理逻辑之中的治理型法治观念更为可取,其不仅可通过规范官僚机构的行为、塑造官僚精英的自我认同、增加制度供给来提升国家的制度化能力,而且能够从铸就公共政治文化和法律判断的正当化角度增强国家的合法化能力。     

宪政与法治是国家实现持久善治的正道

时代发展到今天,宪政信念与法治理念已经根植于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文化之中,宪政实践和法治建设之于国家实现善治的保障价值日益被人们所普遍认知;宪政、法治、民生在政治国家的有机结合与生动实践,虽会因各国发展阶段、发展层次、发展水平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就本质和信念而言,概不应因意识形态的差异而予以随意取舍;宪政、法治、民生三者在清明世界之中互为表里、互为因果、同为一体,考其三者的发育程度、实质品位和取舍存废,则大致可知国之兴废的大势;正是它们之间的逻辑运动才一而再、再而三生动实在地演绎着人类社会和政治国家命运迥异的盛世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