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立法决策的主体

立法决策贯穿立法的整个过程之中,在立法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主体对立法中涉及的问题进行决断。通说认为立法决策的主体仅仅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享有立法权的主体,事实上,在立法过程中,还有其它主体对立法进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推动甚至决定作用。因此,立法决策的主体除了法定主体以外,还包括立法决策的次级主体、辅助主体和影响主体。     

论公司慈善捐赠决策权主体

公司慈善捐赠决策权源于股东权,属于股东共益权。目前我国公司慈善捐赠决策权行使主体混乱无序,致使公司慈善捐赠决策屡受质疑,公司社会责任难以承担。基于此,有必要构建股东（大）会、董事会、法定代表人以及公司慈善基金会多元化公司慈善捐赠决策权主体体系,当公司慈善捐赠决策不适当,害及到公司及其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实现或违反公司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时,可通过撤销诉讼与无效诉讼途径加以救济。     

论立法决策

<正> 决策,是指主体依据其对客观需要和其所代表的利益得失的判断,及对满足这种需要与利益所必须而且可能采取的策略与手段的权衡,作出对策性的决定。这都有赖于主体意识的导向与确认。所谓立法决策,也是对上述这些因素的判断与权衡,而作出是否采取立法的手段和选择立法的方略与模式的决定。它也是直接依靠主体的立法意识的成熟程度和拥有的知识与经验。当然,决策或立法决策,也会受到来自政党、社会利益集团、公众舆论等方面的导引或压力,而影响其价值取向和方略的选定。     

关于劳动合同制反映的微观劳动决策权的探讨

劳动合同制反映的微观劳动决策权是指劳动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因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劳动法律关系,实现共同的目标,而拥有和行使的有关劳动方面的决策权利。它是一种狭义的劳动决策权。根据1986年7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职工暂行规     

我国民法典编纂中的主体类型

在民法典编纂中,民事主体的类型选择应着重考虑主体立法与行为立法的分工、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选择、主体立法的开放性及民事基本法与商事单行法的协调等问题,并按照独立性、经济性、意思能力及内部决策机制等主体适格性标准科学选取主体类型.基于此种标准,法人、合伙和其他组织均可作为适格的民事主体类型;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等并非严格的法律概念,应在民法典编纂中取消.民法典应采取民事主体与商事主体统一协调立法的策略,针对民事主体和商事主体的共性特征加以规定,有关商事主体的组织与行为的特别规则及技术性特征应更多地体现在商事特别法之中.     

法治视野下的政府决策权制约研究

我国转型时期政府决策权滥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同其他行政权力一样,政府决策权如果缺乏法律的监督和制约,就可能成为脱离社会的力量,造成国家、组织和公民的损失,带来广泛的社会影响.政府决策法治化应遵循决策学的主体限制原理、程序限定原理和行为控制原理.构建政府决策权的制约机制,就要建立政府决策失误责任法律追究制度、规范和优化政府决策程序和完善政府决策监督体系,使各种制约因素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相互支撑、形成合力.     

改革和发展呼唤《计划法》出台

改革以来,确立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传统的计划观念、计划体制、计划方法有了变革,计划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在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下,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和新矛盾,急需通过计划立法来解决。这些新问题和新矛盾表现在:在计划决策权上,中央的决策权缩小过猛,地方和企业的决策权扩大过快,形成了决策主体多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虽然原有计划体制的高度集中的弊病基本根除,但又出现了过分分散、局部利益强化的现象。各种利益主体权责不清,互相扯皮,无法可依。在计划管理形式上,指令性计划范围大幅度缩小,市场调节的作用明显增强。但由于指令性计划的制定缺乏科学性、规范性,执行又缺乏严肃性、强制性,计划几乎成为一纸空文。由于市场发育     

主体间型立法的概念及其意义

主体间型立法是在自主型立法与压力型立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内涵包括立法代表之间的立法辩论、立法与＂立法性＂司法之间、与公民直接立法权之间,以及与行政立法之间的交互作用。主体间型立法对于维护法律的安定性、扩展立法的信息来源、填补成文法的漏洞,以及构建权利信任权力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我国行政决策权制约机制的构建

如同其他行政权力一样，行政决策权如果缺乏法律的监督和制约，就可能成为脱离社会的力量，造成国家、组织和公民的损失，带来广泛的社会影响。行政决策法治化应遵循决策学的主体限制原理、程序限定原理和行为控制原理。构建行政决策权的制约机制，就要建立政府行政决策失误责任法律追究制度，规范和优化政府决策程序，以及完善政府决策监督体系，使各种制约因素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相互支撑，形成合力。     

公益之诉主体的思考

公益诉讼的法律制度最早可溯及到古罗马时代,近代在美国的发展成就最为卓著,而我国处于初期阶段。在公益诉讼立法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公益诉讼主体含义的界定和主体范围的划分。公益诉讼的主体具有广泛性的特点,包括公民个人、社会团体、组织或特定国家机关。     

论立法决策

本文就立法决策的主体、立法决策与形势的关系及立法决策的方法步骤予以论述。     

立法伦理与算法正义——算法主体行为的法律规制

人类设计算法、运用算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强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提升生活水平并优化社会结构。算法黑箱存在的前提预设是人类对因果关系的认知断裂,算法黑箱针对自动化决策过程中特定的算法用户。在一系列的数据代码背后是算法主体的行为目标和价值选择,不同价值选择加上算法的涌现性和自主性的复杂特质导致相关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冲突。人类的有限理性是算法底层逻辑的道德基础,算法的底层指令和代码归根结底是人类的思考方式的展现,在这一逻辑前提下,为算法立法的过程就还原为对于算法主体行为的法律规制问题。立法伦理为法律关系主体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供了德性基石,算法主体的理性认知要符合立法伦理要求。从立法原则、立法技术、程序机制和价值规范等方面规制算法主体的行为,最终迈向算法正义。     

企业成为商主体对现代商法的影响

传统商法的主体是商人,而现代商法的主体在商人之外还包括企业,并且企业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关于商主体也有不同学说和立法。企业成为商主体对现代商法的有深远的影响,本文从其对现代商事立法、现代商法理念、现代商法国际化和商事制度创新等个方面进行阐述。     

论航空产品责任主体

航空产品责任主体是航空产品责任诉讼首要解决的问题,该主体的确定直接关系到受害人权益是否充分保护和纠纷是否得以顺利解决。该主体具有天然的国际性,同时其因交织航空运输责任与产品责任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航空产品责任主体不仅包括一般商事关系的私法性主体,而且还包括负有检测、适航监管责任的公法性主体。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立法及司法实践对航空产品责任主体呈现出扩大化解释的趋势,其目的是顺应国际社会保护消费者权益人本化发展的价值取向,我国相关立法完善应关注这一发展趋势。     

关于平潭综合实验区立法主体的思考

平潭开放开发将探索"五个共同"的两岸合作新模式,其必然会与现行法律、法规发生冲突。为了促进平潭开放开发,对其进行立法已经达成共识。但立法的启动首先需要有合适的立法主体,立法主体的确定不仅关系到平潭立法的效果,而且事关平潭开放开发的成效。通过对平潭立法各种可能主体的优劣势分析,建议采用由福建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对平潭开放开发进行立法的模式。     

关于村党支部书记职务犯罪主体适用法律的有关问题

由于我国现行的《刑法》和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对村党支部书记职务犯罪主体的界定没有明确,影响了对村党支部书记职务犯罪的统一正确惩处。本文指出在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将村党支部的工作人员与村民委会的工作人员一样视为"村基层组织人员"比较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刑事立法精神。     

基本商事主体规范与公司立法

公司法是规范基本商事主体的主要法律。公司立法对基本商事主体规范的方式不同,反映了不同的公司法理念,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商事主体体系的构建。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对此分别采用了合并式立法模式和分离式立法模式,前者充满"责任形式"和"社团性"核心特征,后者凸显"独立人格"和"财产运作方式"核心理念。我国公司立法模式别具一格,尚存淡化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各自不同的核心特质之缺憾。为完善基本商事主体的规范,我国公司立法应当坚持分离式立法模式,重新审视公司运作的法理基础,突出不同种类公司的核心特征,注重疏通不同种类的公司之间及其与合伙企业之间转换的法律路径。     

《行政许可法》对地方立法的影响

行政许可法颁布和施行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行政法治这一领域,而且以独特的视角为地方立法今后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参考。在地方立法理念上的变化体现为:平衡公益和私益,追求效益,立法应务实创新;对地方立法体制及立法技术的影响表现为:地方对行政许可设定具有很强的局限性,地方立法主体需重新认识和定位,注重以立法事项的性质确定立法主体,在权限上既赋予地方一定的专有立法权,同时对地方立法权进行一些具体的禁止作为补充,健全地方立法的具体内容,完善地方立法技术。即便如此,行政许可法仍对地方立法可能造成以下负面影响:首先是借行政许可法留下的可观的立法空间,扩大地方立法权;其次是由于行政审批改革与立法同步,立法中部门利益将会反弹。     

地方政府管理资本经营之我见

地方政府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双重身份:一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一个层面,一是组织及参与地区经济活动的主体,拥有地方经济的决策权及相当的财政资源.地方政府拥有的经济职能、经济权限与经济资源的扩充,使地方政府区域产业部门之间及产业部门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具有实质性的干预能力.地方政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法治化研究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法治化是指通过程序立法来规范重大行政决策权的行使,但是在程序立法的过程中,存在着中央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的缺失以及地方文件中调整范围不明确,概念不统一等问题;通过杭州市的两个案例来说明重大行政决策作出过程中还存在公众参与弱,专家咨询形式化等问题,应该通过立法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前的确认程序,决策中的法定程序以及决策后的监督程序来保障重大行政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