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制裁圈：劳动教养改革进路之我见

为什么劳动教养在存有滥用权力之嫌的制度缺陷情况下仍不能废除?作者带着这个问题考察了劳动教养的合理性。本文认为，劳动教养在我国法律的制裁体系没有位置，劳动教养改革应当跳出法律的制裁圈，立足于社会对劳动教养预防犯罪的需要，从而最大程度发挥劳动教养的功能，实现对社会的保卫。     

劳动教养刑事化问题刍议——一个由《公民权力和政治权力国际公约》关于“强制或强迫劳动”的规定而引出的话题

我国政府已于 1998年 10月 1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 ,并承诺将于近期批准加入该公约。这就使我们不得不从《公约》的角度 ,来重新审视我国与《公约》相关的法律制度。其中 ,劳动教养制度由于和《公约》第 8条第 3款“任何人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之规定不相符合 ,因而成为我国法律制度同《公约》接轨的障碍之一。如何使劳动教养制度既发挥其预防犯罪、保卫社会的积极作用 ,又使其与《公约》协调接轨 ,是法学界需要着力研究的一个问题。将劳动教养制度刑事化 ,似不失为解决这一难题的可行方案。     

关于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思考

劳动教养是我国特有的以维护社会治安为目的，对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人，实行强制教育改造的一项惩戒制度。这项制度实施四十多年来，通过劳动教养机关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使那些处于犯罪边缘的人，避免继续违法和陷入犯罪的泥潭，并进而使他们成为有益于社会的新人，在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劳动教养制度不断随形势、政策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劳动教养这一行政强制措施，对被劳动教养的人的人身自由的限制期限，比我国刑法规定的短期自由刑的管制与…     

危险评估与控制——新刑罚学的主张

在我们的社会中,少部分犯罪分子实施了大部分犯罪。如果能够“标定”出这些犯罪分子,并对他们加以控制,全社会的犯罪将会得到有效控制,而且犯罪控制成本将大大降低。所谓“标定”就是危险评估。经过长期探索,危险评估已经出现很多工具。如何使危险评估既保持较高的信度与效度,同时又提高可操作性,是危险评估研究与实践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危险控制的措施主要有：延长具有高度危险罪犯的监禁期;构建罪犯的“危险”回应机制;确立“危险罪犯”标定与控制制度;性犯罪登记、公告制度。     

劳动教养制度合理性研究

劳动教养制度不仅具有道德性或正义性，同时也具有合理性。合理性是从另一角度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价值判断。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各界对劳动教养立法的评价、态度和认同度，所以，对其合理性的研究是一项颇具现实和理论意义的课题。如果不研究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就无法了解其存在的原因和意义，也就无法对其存废做出正确的判断，研究可能就会陷入“坐而论道”的“空谈”境地，无法解决实际中出现的问题。因此，要解决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教养制度的困境，就必须对其存在的合理性进行研究，从而找到最终解决这一制度困境的根本出路提供正确的思路。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增设《犯罪社会学》

《犯罪学》在我国至今仍是一个空白。人民大学法律系现已决定开设这门课程。它以研究犯罪与各种社会现象的关系为对象,为区别于刑法中的“犯罪论”,定名为《犯罪社会学》。初步确定,这门新课将于一九八二年春与同学见面,课程内容主要包括犯罪产生的原因、与违法犯罪有关的社会改造问题(如劳动教养、少年犯管理教育、工读学校及其它社会改造等)、青少年的违法犯罪问题、犯罪的预防问题,以及外国《犯罪学》有关的专题等等。目前,教师正在积     

现代刑法的立法转型与再法典化

现代刑法是与古典刑法对应的刑法规范体系，因其扩张新罪名、引入新工具、出现新功能、带来新问题和付出大成本而备受争议。现代刑法发展中的从实害退化到危险、从明确到不明确、从区分到模糊、从谦抑到积极，分别带来对法益论、罪刑法定原则、法律体系、社会治理的重大挑战。现代刑法具有预防性属性，而预防性刑法具有强预防性刑法与弱预防性刑法之分。与强预防性刑法不同，弱预防性刑法追求刑法对社会的软性干预，警惕“变相双严”的象征性刑法，并强调借助立法实证区分危险与风险。弱预防性刑法应遵循比例原则，这既需要从观念上加大犯罪化立法阻力，也需要提倡“识别法益—确定该法益的侵害—查明对该法益造成损害的不当行为类型—确定没有替代性的监管措施或其他措施—确定刑法对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的犯罪化五步法。现代刑法的再法典化应当以弱预防性刑法为规范体系并沿着犯罪化阻力最大的方向前进。     

论刑事一体化视角的危险驾驶罪

近十年来,危险驾驶罪逐步成为我国刑法体系中发案数位列第一的罪名。但是,每年将30万左右的人贴上罪犯标签并使之承担过重的犯罪附随后果,甚至沦为社会的对立面,这无论对于国家、社会还是危险驾驶者个人来说,都是巨大损失,属于司法和个人的“两败俱伤”。基于刑事一体化的理念,有必要对危险驾驶罪进行体系化治理。实务中直接适用“但书”规定得出无罪结论是一种大而化之的做法,存在说理不足、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抵触的“硬伤”。“但书”规定只能在行为缺乏刑事不法,以及虽具备刑事不法但存在免责事由,从而缺乏处罚必要性等事实得以确认之后才能有限适用。为限定本罪的适用范围,在司法上,需要准确理解本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尤其要对抽象危险进行必要的司法“印证式”判断,以确定立法者所预设的法益危险是否存在,妥当认定违法阻却事由,准确认定本罪的自首,提高缓刑适用率,将认罪认罚之后的从宽处罚落到实处;在立法政策上,有必要根据犯罪发生的实证数据进行调整,适度提高入罪门槛,将“醉驾型”危险驾驶罪限定为“不能安全驾驶”的情形,同时配套修改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建立轻微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以有效降低犯罪的附随效果;在犯罪的情境预防方面,强制汽车制造商安装车载酒精监测装置是减少犯罪的关键手段。     

恢复性司法中国化的可行性思考

恢复性司法是指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的犯罪处理方法。所谓恢复性程序是指“在调解人的帮助下，受害人和罪犯及受犯罪影响的任何其他个人或社区成员．共同积极参与解决由犯罪造成的问题的程序”。所谓恢复性结果，是指通过赔偿、道歉、社区服务等非刑罚和非监禁手段，使被害人因犯罪造成的物质和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使犯罪人通过积极负责的行为融入社会，从而使被犯罪侵害的社会关系得以恢复常态。     

“爱心助团”受益特殊人群——锦州市劳动教养院落实“三个代表”真事实作

劳教单位如何落实“三个代表”思想，确保一方安全稳定，是劳教单位组织始终如一的重点工作。锦州市劳动教养院党委认识高、行动实，率先成立服务于劳教人员的“爱心助困基金会”对劳教人员推出“爱心助贫基金”，使这一特殊人群在特殊环境中，成为“三个代表”思想的直接受益者。面对一些劳教人员出现的流窜、相对贫困、无人管的情况，锦州市劳动教养院政委张海平同志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这无疑增加了管教工作难度，社会不稳定因素也随之增多。今年３月初，张海平政委以个人的名义向全院发出成立锦州市劳动教养院“爱心助困基金会”的倡议…     

我省劳教戒毒工作的基本现状和戒毒劳教人员管理模式刍议

毒品犯罪由于其诱发诸多刑事犯罪，已经成为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的重要因素，因此，打击毒品犯罪不仅是全力维护社会治安的需要，而且也是维护社会破治稳定的重要举措。我省各级党政领导对此极为重视，海南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戒毒工作的决定”，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使禁毒工作取得明显成效。2003年，全省查处毒品违法案件7571起，涉毒案件1614起，涉毒违法人员9542人。有相当—部分人实施强制戒毒和转为劳动教养。     

论中国轻罪制度建构的必要性

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将原来就被视为轻微犯罪的那部分劳动教养内容由刑法接纳,同时将与其同等强度的其他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一并纳入刑法并建立轻罪制度,是完善刑事法律制度体系、使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合理衔接、与人权保障国际公约和多数国家刑法普遍立法例接轨、打击预防腐败犯罪建设清廉社会,以及发挥刑法导引作用提升道德水准、应对风险社会的现实需要。从我国社会现实出发,建构轻罪法律制度十分必要。     

劳动教养工作改革发展的几点思考

劳动教养制度是我国独创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它自创建至今已走过半个世纪的历程，在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工作经验，成功地教育挽救了数百万处在犯罪边缘的人，避免其继续违法和陷入犯罪的深潭，并进而使他们成为有益于社会的新人，为我国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传统的劳教制度、模式、手段和方法不但滞后于时代的发展，     

单位犯罪的理论与实务

单位犯罪的理论与实务张目＊＊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单位犯罪”这一概念是我国立法之首创与独有。刑法理论上则通常使用“法人犯罪”一词。但无论是法人犯罪理论还是单位犯罪理论，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都是一致的，即研究与自然人相区别的社会组织能否成为刑...     

劳动教养与监狱、社区矫正吸收并合与可行性探讨

劳动教养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打击控制犯罪的重要制度,由于程序机制的缺陷而备受争议.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实施,社区矫正制度的引入,劳动教养制度在整个社会治理中的违法惩戒机制引发的惩罚比例失序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而同时能够有效地优化整个国家的犯罪控制格局是非常迫切的现实问题.国家可将监狱系统划分为重刑监狱与轻刑监狱,将社区矫正对象扩大到严重违反社会治安的违法人,经由劳动教养与监狱和社区矫正间的吸收并合,形成重刑改造、轻刑管教、微刑矫正的刑罚执行的“三分层格局”.据此,对目前的中国的刑罚执行和社会治安权力体系进行优化整合,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的刑事和社会治安法律制度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调整.无论是从有效地控制犯罪的增长来维护社会的稳定,还是优化监狱布局和保障人权和提升国家法治形象等方面,“三分层格局”的改革构想都具有较强的现实可行性.     

完善劳动教养法律监督之管见

劳动教养是一种行政处罚措施,是对违反行政法律法规,情节严重的或者轻微犯罪尚不够刑事处罚或不需要给予刑事处罚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1957年8月1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国第一部劳动教养法规。     

劳动教养制度探析

四十多年来，劳动教养这个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用于解决一些特定人员劳动就业问题的行政强制措施。在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在我国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劳动教养这一强制措施也逐步演变成为一种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处罚种类和与对罪犯进行强制劳动改造而相提并论的法律制裁，在其演变过程中，有关劳动教养问题的规范性文件不断出台，并出现了相互冲突和与法律相抵触的现象，致使劳动教养在执行中存在着种种矛盾与弊端。本文试对此进行探讨。     

风险社会中刑事立法正当性理论研究

经济的急速发展与社会关系的高度分化使社会呈现出风险的特征,我国刑事立法不得不紧跟社会形势频繁扩张,以应对风险社会隐藏的巨大危险。风险社会中,刑事立法正当性问题的实质在于刑法将一个危险行为作入罪化处理或者使刑罚提前到来的合理依据,解决第一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立法中把握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界限,解决第二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立法中把握犯罪性质的界限,即危险犯与实害犯的界限。     

论罪前情景

一、问题的提出犯罪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个人行为。这是犯罪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不仅如此，在逻辑顺序上，犯罪首先应当是个人实施的反社会性行为。因为在阶级社会中，“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①犯罪现象只不过是作为个体现象的犯罪行为的综合所表...     

也谈经侦“初查”制度

最近,公安部二局宋阳同志撰写了《质疑经侦“初查”制度》(发表于《中国刑事警察》2004年第4期,以下简称《质疑》),其主要观点包括: “初查”欠缺法律依据、“初查”具有一定的危害、立案前“初查”没有必要、应创建“立案后初查”制度。笔者认为,不管是“初查”、“立案侦查”、还是“立案后初查”,事实上就是一个侦查程序的启动问题,而侦查程序的启动问题又事关公民的自由和对犯罪的追究,即在刑事侦查程序中,国家维护秩序的需要和保障公民个人自由的利益分殊与价值冲突尤为激烈,形成了此赢彼输的“零和博弈”:要维护社会的秩序和安全,就要求强化国家惩罚犯罪的权力机制,这又会对公民的个人自由造成严重威胁;而要伸张和保障公民个人自由,就要求对国家权力尤其是强制性权力加以制约,而这又会损害国家追究犯罪、惩罚犯罪的能力。从这个角度讲,对“初查”、“立案侦查”、还是“立案后初查”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质疑》一文的参考价值所在,也是笔者《也谈经侦“初查”制度》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