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学术自由及其宪政保障

将学术自由当作一种基本权利来研究,学界比较鲜见。如何确定学术自由的宪法权利属性,不仅有立法理论意义而且也有重大现实意义。不同权利属性,其立法标准会不一样,其宪法、法律保障措施必然不同,其救济途径也将有异。本文拟对学术自由的法律性质进行分析,指出我国学术自由的缺失现状,将学术自由权定位在宪法基本权利的高度上,对其与宪政的关联以及在宪政制度条件下如何保障学术自由权实现做一般探讨,以期促进我国学术自由权之保障。     

从几个案例看我国学术自由权的法律保障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真理标准的讨论”和知识界的“拔乱反正”为开端，历经教育的恢复、重建和体制改革，宪法的修订和修正，人权、法治事业的进步，学术逐步“趋政治化”，学术自由原则的落实较之此前有明显改善，学术自由在客观上得到了更多的尊重。然而，从法律角度考察。学术自由的宪法权利并未能在法律、法规及政策性规定中得到充分的贯彻落实，相应地，学术自由权的司法救济之门也尚待开启。近年发生的几个案例，似乎预示着我国学术自由权之法律保障即将发生转向。     

诉权保障：民事诉讼法的最高目标——代卷首语

诉权是指当事人基于民事纠纷的发生(即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议),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解决民事纠纷或保护民事权益的权利。宪法和法律赋予国民自由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等权利,同时也相应地保障国民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时,平等而充分地寻求诉讼救济的途径。正如法谚所云:救     

行政活动法律保留的结构变迁

法律保留以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为理论前提,是保障公民自由权的重要手段。伴随着国家从君主立宪到国民主权的转变,法律保留理论发生了重大改变,在出发点上由保障人民的自由扩及对行政的民主性控制,在保留事项上由侵害性行政行为扩大至权力性行政、重要事项等,在内容上由仅仅关心将行政的何种行为权限保留给法律延展至保留给什么样的法律。在这一变迁背后是立法—行政—人民三者关系结构的变化。中国自清末民初从日本引入法律保留理论之后,对实行法律保留具有一定共识,但在保留的法规范、保留范围和强度上存在分歧。在当代中国,既要考虑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构,也要考虑宪法的规定以及现阶段的国家任务等因素,应当坚持侵害行政法律保留的立场,并适时扩充侵害的内涵,以贯彻法治国家保障公民自由权的基本要求。     

论作为法学范畴的自由

作为法学范畴的自由有三个不同层次的含义 ,即作为法律价值的自由体现为法律所追求和所实际建构出的社会自由状态 ,作为法律权利本质属性的自由则体现为法律赋予权利主体可以按个人意志行使或放弃该项权利、不受非法的干预或胁迫的自主性 ,作为法律权利的自由即自由权是指由宪法和法律规定和保障的权利主体可以依自己的意志享有某种自由 (利益 )或实现某种自由 (利益 )的权利     

结社自由的基本权利属性定位

结社自由在基本权利体系中属于自由权范畴,并与其他基本自由权、政治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在属性和内容上存在一定的交叉与竞合,因而结社自由具有复合属性之特点。从法律文本以及宪法理论考察,结社自由是一种独立的自由权类型,而非全然为表达自由或政治权利所吸收。厘清结社自由的权利属性定位,对于结社自由的实现、尤其是非政治性结社行为的保障,以及对于结社自由限制措施的合宪性审查和其他相关基本权利之法律救济均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论受教育权的宪法权利属性及其实现

受教育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也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中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具有自由权性质和社会权性质的宪法权利属性。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要求完善教育法律体系,提高公民守法意识,加强受教育权被侵害的司法救济。     

论受教育权的可诉性及其程度

受教育权的可诉性及其程度受到两个层次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影响,一是国际法关于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划分,二是国内法关于宪法权利和法律权利的区分。受教育权作为宪法权利,在自由权层面及形式平等方面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具有可诉性;但在社会权层面,只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升学权和免费就学权具有可诉性。受教育权作为法律权利,其可诉性程度大大提高。平等主体之间的受教育权纠纷可由双方提起民事诉讼予以解决;但行政相对人向行政主体提起的行政诉讼则同样受到被侵害的受教育权性质的影响。     

学术自由:侵权与救济

学术自由侵权与其他侵权行为具有共性,但与一般侵权行为相比,行为的主观方面和行为后果不是认定学术自由侵权的必备要素。从学术自由权成立的正当性出发,有三类限制或禁止学术自由的行为是应予允许的。在现代社会中,按照在实践中得到运用的广泛程度和实际效果,最重要的学术自由权救济机制包括宪法救济、一般诉讼救济以及通过结社进行的自力救济。     

呼唤迁徙自由权的回归

迁徙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而我国现行宪法却没有规定公民的迁徙自由权。目前,关于我国公民迁徙自由的争论已基本达成共识——制定迁徙自由权的法律、法规势在必行。因此,本文试从迁徙自由的涵义出发,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探讨我国宪法恢复公民迁徙自由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科学研究自由权利研究

科学研究自由具有双重性 :作为思想自由 ,它是一项消极的权利 ;作为行为自由与社会文化权利 ,它是一项积极权利。作为积极的权利 ,它需要物质与制度条件的保障 ,由此决定了科技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应是保障科学研究自由。对科学研究自由权利的保障离不开对权利结构的分析 ,科学研究自由权利包括自由选择科学研究课题的权利、自由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权利和自由表达学术观点的权利 ,这三者相互结合构成了完整的科学研究自由权利体系     

学术自由的宪法权利属性初探

学术自由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主要表现为"政治论"和"认识论"。有关学术自由的各种思想学说构成了学术自由的哲学基础,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思想学说有:理性主义真理观、为了人类福祉说、宽容说、出版自由说、思想自由、良心自由、精神与信仰自由说。以此为基础,学术自由被当作一种宪法自由权时,其权利属性可以归结为精神自由,具有非政治性和消极否定性。     

作为法律权利的学术自由权

学术自由在当代遭遇的困窘,可部分归因于学术自由权概念的含混不清。把握法律上的学术自由权概念,需要结合学术实践运用规范分析阐述这一概念的规范内涵,并借助权利分析理论,确证为实在法所保护的具体权利,解决现实学术生活中发生的具体法律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学术自由权乃是一项普遍性权利,而非专属于特定职业主体的职业权利。     

论我国学术自由的宪法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7条规定的科学研究自由,目前被学者们诠释为文化权利或者文化权利的组成部分,而文化权利这一范畴不仅被我国宪法学者指称宪法第47条规定的自由,还被人权法学者用来解读国际人权法中的有关权利,并且具有内涵模糊、外延不确定、宪法规定与国际人权法的规定不一致的特点,弱化了科学研究自由的独立价值和功能。笔者认为,我国宪法中规定的科学研究自由,在外国宪法中多规定为学术自由或学问自由,因此可以吸收和移植域外宪法学理论关于学术自由的诠释资源,来丰富我国科学研究自由的权利内涵。遵循宪法解释学的路径,运用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理论,可以架起科学研究自由通往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桥梁,以科学研究自由为宪法基石构筑我国现代大学法制,从根本上破解我国高等教育"行政化"的顽疾。     

徒刑中自由内容与结构初探——从中国囚犯劳动报酬获取权利之实际状态切入

徒刑到底剥夺或限制着罪犯哪些自由目前并不清楚。以囚犯劳动报酬获取权利之实践来论述徒刑中被依法剥夺的自由类型和结构，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刑法除了规定囚犯必须参加劳动外，并未提及劳动报酬获取权，但规定只要罪犯劳动表现和贡献符合法定标准，就可获得减刑、假释，以劳动成果换取自由是一项制度实践；但此做法目前实际上还只专用于少数人而不普遍适用于一般服刑者，这表明从学理上揭示徒刑被剥夺的自由类型与结构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Tenure as a fact of academic life: a methodology for managing the performance of tenured professors

Academic freedom is the right, especially of a university professor, to free speech without fear of reprisal. Experts posit three means to academic freedom: tenure, due process and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 critical issue in current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gover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that relates to each of these means is post-tenure review. Post-tenure review relates to evaluating and managing the performance of tenured professors. Performance fundamentals include accountability, competence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suggests a methodology for a performance-based approach to increasing the productivity of tenured professors while safeguarding academic freedom.     

生育权基本问题的探讨及其法律保护

关于生育权基本问题的争议很大,学界对生育权的性质、权属主体和权能更是众说纷纭。生育权应是自然人主体享有的生育的人身自由权,是自然人人格要素之一,属人格权范畴。自然人享有平等的生育权,但男女生育权并非同等,它们在权能和内容上存在差异。男女生育权共同的权能有生育选择权、生育信息知情权等,无“生育隐私权”权能,且生育选择权受到限制,是相对的选择权。女性生育权较男性生育权具有更多的可选择内容和更大的知情权范围。此外,女性生育权还独有生育健康权权能。生育权的法律保护有待完善,最高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十条需加修改。     

寻找学术自由之奥义:学术—政治关系的宪政维度

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相为里、表,共同体现着话语权的分散化配置,并由此关联着共和精神和分力格局。学术自由故而为宪政的题中之义。宪政体制下政治系统对学术自由的尊重和对学术的纯粹性的敬畏,自有其内在逻辑。当代的情形则是,学术被纳入了相应的政治动员之中,从而形成了学术—政治关系的复杂形态。不过,宪政体制下对学术的政治动员和法治—宪政进程中对学术的政治动员呈现出不同的情形。     

权利外“行为自由”的规制

我国因缺乏对基本权利的权威解释,以致目前出现了因禁乞、限制设置室外可见的室内广告等引发的行政合法性危机。基于我国国情,我们无法照搬西方宪政的经验,而只能创造出"权利外行为自由"的概念,将不为法律限制也不受法律保护的行为纳入其中。这样的自由对国家权力仅具弱拘束力。根据对我国《宪法》文本的学理解释,国家有权对权利外行为自由进行规制,但对不具负外部性的行为和不具规制必要性的行为,国家不得规制。为保障规制权不被滥用,规制主体有义务作出让公众信服的理由说明,确保不存在"多数人的偏见"和"少数人的偏见"。     

Is academic freedom under threat in UK and US higher educa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ncept of academic freedom and whether it is under threat in US and UK higher education. How is ‘academic freedom’ protected by the law in each country? What are the threats to ‘academic freedom’—from government micro-management of universities, from commercial sponsors of university research, from managerialism/corporatism within university governance, from political correctness on the campus, from alumni-donors and the funders? Specifically, is academic freedom within UK universities challenged by recent anti-terrorism legislation; and in the USA by the neo-conservative ‘Academic Bill of Rights’ campaign? The conclusion is not pessimistic concerning the viability of academic freedom in both countries, but counsels wariness in watching out for threats if another McCarthy era is to be avoi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