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风险属性的双重性及对监管法制改革之寓意

食品安全风险属性存在现实主义模式和建构主义模式之分。两类风险属性模式对食品安全风险议题之形成、食品安全标准之制定、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全风险沟通和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等食品安全风险监管的各个环节隐含着不同意义。作为调整食品安全风险监管的食品法律制度应当从整合两类风险属性模式优势之角度出发来设计,在食品安全风险监管的理性/科学与民主/公平之间获得恰当的平衡。以此为基础,我国食品法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设计"超级食品安全风险监管机关",建构以"辩证对话"为核心的分析性和合作式监管程序,注重软法之治并倡导柔性监管措施以及建立并及时更新食品安全风险信息超级数据库。     

食品安全地方立法的重大疑难问题解析——以起草《重庆市食品安全条例》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善我国食品安全现状,充分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翻开了新的篇章。笔者于2008年8月受托主持起草并参研重庆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委托起草项目《重庆市食品安全条例》,课题组历时1年,通过深入考察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经过8次修改,终于完成该《条例》起草工作。该项目已于2009年9月通过立法评审并结题。根据在《条例》起草过程中遇到的重大疑难问题,在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方面,建议在坚持现有的多部门分段监管的基础上,建立并完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加大机构之间的协调力度;在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职责划分方面,建议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职责划分作出明确、清晰的细化规定;对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作出了突出监管重点的制度设计,规定风险评估的情形及安全隐患的处理机制;此外应明确各监管部门对"五小"食品的监管职责,构建食品检验结果信息共享机制。     

突破执法合作困境的治理模式辨析——基于“三非两违”治理经验样本的分析

执法合作困境源于"条""块"分割的执法管理体制和一线执法主体组织位置的特定性。执法协同模式在党政体制内统筹执法资源、促进执法合作,但具有明显的法治缺陷。执法体制改革推行的综合执法模式,尽管回应了基层法治的制度需求,却存在权责配置不合理、执法管理不到位、执法机制不完善等不足。在现有行政组织法架构下,从制度层面提升执法合作能力,以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支撑综合执法,为专业执法部门设置前置执法和执法衔接上的法律责任;整合次级执法单元,以执法奖惩机制提升执法激励,以执法规范化管理降低执法行为的法律风险,以执法信用制度和治安信息联通机制解除警力依赖;嵌入政治化的治理机制,推动地方党委领导综合执法的法治化。     

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与环境行政互动式执法

环境行政执法是生态环境治理的核心内容,我国环境行政执法以威慑式执法为主,执法实践陷入执法者与违法者对立冲突之困境,需以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契机,向新的执法方式转变和发展。随着环境立法的发展,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经历了从政府管制到政府与社会二元合作模式,再到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元互动模式的转变,形成了新时期社会共治的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社会共治理论相契合。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为构建环境行政互动式执法系统提供了互动前提与理论支撑。以此为基础,环境行政互动式执法的实现需要生态环境行政机关让渡权力空间,以吸纳企业协商和公众参与。     

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完善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国应当确立从"农田到餐桌"全时段、全过程、无缝隙监管,设立一个权威、独立、高效的协调机构,明确监管部门的职责划分并加强沟通协作;构建事前的风险评估预警、严格的全市场准入和认证认可制度;健全事中的食品召回机制;加强事后对监管人员的刑事责任追究和行政问责;坚持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公众参与机制。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模式之转型

以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所涉主体为基点，通过考察行政机关、利害关系人、专家和普通公众四类主体在食品安全风险规制中所承载的不同角色和功能，可以抽象出食品安全风险规制的两种模式。我国传统的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模式属于自上而下模式，食品安全法的颁布与实施强化了该模式。面对当前我国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自上而下的规制模式在风险议题形成、安全标准制定、风险评估、风险信息沟通和风险管理等方面面临全面挑战。相互合作的规制模式有当代政治法律理论和国外食品安全风险规制经验的支持，有助于在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所需要的理性与感情、科学与民主之间寻求尽可能的平衡，符合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规制的现实需要。在规范层面上，该模式的制度框架由核心制度、支持性制度和技术制度构成。     

我国食品安全信息共享机制建设析论

食品安全的多元主体的管理与治理是基于食品安全信息的共享。我国2015年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确立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理念，并建立了食品安全信息共享的机制。但是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信息共享机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食品安全信息的分类标准不明确；多元监管主体的职能不清，发布信息范围难以界定；监管部门之间的通报与报告机制不协调；食品安全管理的协调机构信息协调缺乏法律依据等。为建立有效的、通畅的食品安全信息共享机制，我国应修订《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理办法》；明确食品安全信息的范围；明确统一公布的食品安全信息的范围；建立统一的信息安全发布平台；完善监管部门的信息通报与报告机制；各监管部门应建立专门的信息交流平台以及强化信息沟通的法律责任设置等。     

科技论争与公众参与:环境风险研究中的公民身份议题

现代环境风险大多源自发达的科学技术及其应用,其实质是知识的不确定性所引发的科技风险作用于环境领域的结果。现实中风险治理知识的生产被专家与技术官僚所垄断,普通公众被视为非理性或无知,从而导致风险治理僵局。在对环境风险生成与治理困境的反思中,越来越多研究者强调公众参与的重要性,进而形成了环境风险"公民身份"的研究。对既有研究的梳理发现,不同理论对公众与科学的关系有不同的认识,从而形成了"消极"与"积极"两种不同的公民身份观。消极公民身份强调科学知识的有效性,公众主要是科学知识的"接受者"与"选择者"。积极公民身份则强调公众常识的认识论价值,公众成为风险知识的"合作生产者"与科技决策的"议程设定者"。对公众常识的承认体现了认知正义的价值诉求,它的实现需要对"专家治国"的环境风险治理模式进行变革,专家与公众的关系需要由科层式的、自上而下的关系模式改变为互动式的、合作生产的关系模式。     

构筑预防机制

多年以来,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每次食品安全危机爆发后,执法部门总是忙于围追堵截,但这种事后整肃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因而普遍的共识是,食品安全监管必须由“救火”转向“防火”,将风险消灭于萌芽中.因此,食品安全法修法的一大基调是更加突出预防为主、风险防范.修法草案为此完善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风险评估、安全标准等基础性制度,增设了风险分级管理等重点机制.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之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制度

随着当前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食品安全问题日渐凸显,引起公众极大的关注以及不安.经验显示单靠政府“大包大揽”的力量已经不能缓解当前日趋紧张的食品安全关系,结合国内外经验,提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理论.在食品安全领域引入公益诉讼,能吸收最广大老百姓的力量,以弥补政府执法制度救济范围有限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