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鉴定启动权制度

刑事鉴定启动权制度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司法鉴定制度的基本特征，也体现了一国诉讼制度设计的模式，更影响一国权利保障体系的配置结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应当对公诉案件与自诉案件架构不同的鉴定启动机制。公诉案件在保留现存鉴定启动权制度下赋予当事人鉴定的申请权，增加当事人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选择权，并对职能部门的启动鉴定权进行限制性制约，在完善鉴定结论“告知”制度的同时，建立“立证、留鉴、备鉴”制度；自诉案件实行当事人启动权制度：建立与诉讼制度、证据制度相协调的鉴定启动权制度。     

论死因鉴定权的配置方式

对于看守所内未决犯的死因鉴定,我国实行公安机关初次鉴定和检察机关重新鉴定的鉴定权配置方式。这种配置方式存在正当性不足的问题。在现行法律框架之下可以有两套解决方案,一种是引进死者亲属的重新鉴定申请权;另一种是引入死者亲属的“反鉴定”权。比较两者的利与弊,本文赞同后者。     

论我国刑事司法鉴定权配置的困境与突破

我国刑事司法鉴定权由公检法机关主导,当事人仅有申请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权利。这种鉴定权配置方式导致刑事司法公正性不足、效率低下以及权威性缺失的困境。与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转型格格不入。借鉴域外经验,我国刑事司法鉴定权配置应以公正高效权威为目标,赋予辩方司法鉴定启动权、保留侦控机关自行启动鉴定权、限制法官的鉴定启动权以及建立鉴定处分的司法审查制度,逐步形成与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相契合的刑事司法鉴定权配置方式。     

刑事司法鉴定启动权配置的改革和完善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化。鉴定制度逐渐显现出滞后的趋势。尤其是鉴定启动权的配置存在很大的问题。受到诸多学者的诟病。本文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深入考察两大法系国家鉴定启动权配置模式的基本原理。解释我国法律实践中刑事鉴定启动权配置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在论辩各种改革方案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基本观点和程序设想。     

鉴定申请权与决定权配置的重构

在大陆法系国家“单向鉴定”的鉴定权配置模式中,鉴定的申请权与决定权之间地位与相互关系构成一个特殊的子系统。在诉讼地位上,司法机关鉴定决定权力优于当事人鉴定申请权利;在相互关系上,鉴定申请权是鉴定决定权的前提;鉴定决定权受制于鉴定申请权。我国现行法律在鉴定申请权与决定权配置上存在缺陷。针对这些缺陷必须作立法上的完善并建立和健全相关的配套制度。     

程序公正与刑事诉讼中的鉴定启动权

鉴定启动权本质上是举证权,而不是准司法权。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鉴定启动权的配置具有单向的控方主导型的特点,有违程序公正理念,削弱了当事人的举证权,与大陆法的"鉴定权主义"和英美法的"鉴定人主义"制度均存在差距,不利于查明案件的事实和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刑事诉讼法》可以通过赋予辩方有条件的鉴定启动权和救济权的方法对鉴定制度予以完善。     

程序人道与中国刑事鉴定制度的迈进

在刑事司法鉴定中,强调程序人道价值是必要的。在刑事司法鉴定程序人道体现在当事人对司法鉴定的启动权,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对鉴定事项的知恶权;对鉴定结论的质证权,鉴定辅助人的援助权等。这些权利的实现,就是程序人道的迈进。     

“第二手猜想”的正当性回归——以刑事审判为中心探析人民法院鉴定职权配置

通过合理的鉴定职权配置让法官介入鉴定程序,是人民法院三五改革纲要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本文讨论的问题所在。本文对人民法院鉴定职权配置提出了诉讼化鉴定职权配置(主要是加强庭前控制权)的构建路径:鉴定启动权方面确立法官令状启动模式;鉴定人庭前审查权方面确立诉讼化审查模式;鉴定组织监督权方面确立人民法院动态管理模式。     

在线鉴定：规范构造与制度展开——以《人民法院在线运行规则》第二十八条为中心

根据《人民法院在线运行规则》第二十八条规定和实践探索可知,在线鉴定是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解决专门性问题的诉讼行为,具有全程电子化、鉴定对象数据化、鉴定过程智能化的特性。纯正的在线鉴定可以实现全流程电子化,不纯正的在线鉴定会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鉴定方案。当事人的知情确认权和程序转化权是在线鉴定的正当性基础。在线选择司法鉴定机构、提交鉴定检材、出具鉴定意见,体现了在线鉴定制度的高效便利性。在线鉴定生成证据为鉴定意见或报告书,须先审查检材的同一性和充分性,再经法定调查程序的核验,才能作为定案根据。当事人享有提出异议和申请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权利。     

改革我国刑事鉴定启动权的思考——以被追诉人取证权的实现为切入

刑事鉴定启动权是刑事鉴定制度的核心，我国刑事鉴定启动权被国家职权机关完全垄断．被追诉人及其律师的申请权也无法得到保障。这种鉴定启动模式使辩方的取证权受到严重抑制，不仅无法形成控辫平等对抗的取证格局．而且对侦控方的鉴定活动辩方也无权参与和监督。学者们提出的“当事人启动制”和“法官启动制”的改革方案．因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在我国目前都不具有可行性。我国刑事鉴定启动权的改革应当以被追诉人取证权的保障为核心，实行“分步走”的战略，采取“渐进性”改革和“重构性”安排相结合的方法．旨在强化辩方对鉴定程序的参与，增强其获取鉴定结论这一科学证据的能力。“渐进性”改革就是把赋予辩方初次鉴定申请权、建立强制鉴定制度以及引入专家辅助人作为改革的近期目标：“重构性”安排是以构建控辩双方启动鉴定程序为主、法官启动鉴定程序为辅的启动模式作为改革的长远目标和发展方向。     

《左传》训诂丛札

<左传>文辞古奥,义蕴深微.由于时代悬隔,虽经历代训释,疑义犹夥.本义湮没,通假不明,指代不清,诸般情形,在在多有.本文就襄公时期若干训诂问题予以新的探讨.     

中国法治政体的始创辛亥政治革命的法治论剖析与省思

法治政体理论在根本上把法治理解为,只有立宪政体才会要求并实现法律统治的一个政体问题。建立民主立宪的法治政体是辛亥政治革命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等法律初步构建了中华民国法治政体的雏形,但这一政体也陷入多重困厄之中。孙中山等人对这一政体及其困厄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索与反思。从法治政体理论及民初缔造法治政体的实践出发,可以对治法型法治的思想观念进行比较性的检视。     

论合同生效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

民法教义学中,合同履行请求权至少应包括合同生效要件。其中,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学说及实践中已无异议;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并无＂符合＂与否的问题,而只有＂违反＂如何的问题。私法自治原则要求,证明责任分配在参与民法外部体系的构建时,将合同效力要件规定为＂效力阻却要件＂,交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所以,应对《证据规定》第5条规定之＂生效要件＂作目的性限缩。此种以证明责任为解释目标的进路,表明证明责任分配也是法规范之关联脉络的一种,解释论亦应以证明责任分配为解释目标。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体系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内容上不断丰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形成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是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在体系上不断完善,是发展和开放的理论体系。     

Grouping of ammunition types by means of frequencies of occurrence of GSR

An attempt was made to build a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gunshot residues (GSR) samples originating from four types of ammunition, collected from shooters' hands immediately after shooting. The secured material was examined with the use of SEM-EDX method in the automatic manner. The obtained results were expressed as frequencies of occurrence of particles assigned to various chemical classes.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most discriminative of these features the Mann-Whitney test was performed. Cluster analysis was performed for grouping the analysed samples according to their origin, i.e. the type of ammunition. It has been found that samples of GSR originating from Browning 7.65 mm and Luger 9 mm ammunition can be fairly easy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remaining samples, whereas samples of GSR originating from of Makarov 9 mm and these of Tokarev 7.62 mm could not be differentiated using frequencies of occurrence of particles in the selected chemical classes.     

建立我国行政复议听证制度之构想

本文主要阐述了建立我国行政复议听证制度的必要性和主要内容。     

非法狩猎情节严重的认定

【裁判要旨】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同时还是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范围内,才构成非法狩猎情节严重的情形。架设蛇网的行为虽属于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但应审查其行为是否符合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的前提条件,在认定构成非法狩猎罪时,应当遵循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