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治的现代性探究——读《礼·法·社会——清代法律转型与社会变迁》①有感

中国古代社会以法为制,以礼为魂,中华文明可以说是“礼治”文明.本文从三个方面阐述了礼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的作用,并分析了古代“礼治”的利弊.而鉴于放弃礼治的清末变法实践的失败和法治的弊端,本文提出中国现代法制建设离不开礼的观点.以礼为基石建立中国现代道德体系并将礼治中的合理成分融入法律能更好地进行现代法制建设.     

“礼”的概念的两个基本问题

本文从法学的角度探讨了有关“礼”的概念的两个基本问题：礼的渊源和精神。主要是：（１）分析了“礼”的渊源的复杂性质并进一步指出“礼”在渊源方面的特点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特质;（２）学者普遍认为“礼”的精神或本质为差异性和等级性。     

女检察官眼中的类诈骗:天价彩礼下的逃跑新娘

我的家乡在天价彩礼盛行的某个乡村,村里“90后”男女比例高达5∶1,“一女多订”、“逃跑新娘”现象屡见不鲜,每年因此发财的人也不少,被骗得家破的更多.这或许是农村“天价彩礼”飓风刮过的一个小小缩影. 举债结婚,新娘却不辞而别 陕西省咸阳市某村男子刘成的家,离“妻子”计珍的老家相隔不远.2013年农历二月,计珍与刘成相亲后不久举办了婚礼.“为了这场婚礼,一共花了20万元,礼钱是8.58万元,三金(即戒指、项链和耳环)2万元,见面礼3万元,酒席6万元.”刘成表示.而这20万元都是他借的高利贷.     

试谈周礼中蘊含的法

谈到中国古代夏商周时代的法律制度,人们就会想到“礼”。“礼”究意是什么了它与我国古代法有何关系?这是历年来史学界所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传统观念认为,古代法制史中,礼与法都是统治者治国安民的政治工具,且更多地认为礼是法的一部分,起着“防患于未然”的作用。我认为,在西周,上述礼与法的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周代统治者治国     

唐律“一准乎礼”辨正

“唐律一准乎礼”是《四库全书总目》对唐律特征所做的一个经典性概括,唐律因此也成了中国传统儒家化的典范和象征。应当注意的是,唐律所据以为准之“礼”是唐礼,亦即秦汉以来繁衍变异了的礼。这种礼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或称之为“礼教”,或称其为“名教”,构成了秦汉以后历代帝制王朝的官方正统。但这种“礼”与孔子所倡导的礼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差别。因此,对此命题以及中国法律儒家化之类命题都必须辨正地看待,做具体地分析,以确定何者是名副其实的儒家化,何者是形式主义的儒家化。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因固有法律的残苛而迁怒于儒家,乃至造成认识上的偏差。     

礼刑时代：中国法律传统肇始之基

上古夏商周作为礼刑时代，是中国法律传统的肇始之基。这段时期的礼具有道德与法律的双重属性，礼既具备了道德规范的形式，又具备法律规范的形式。其时并不存在独立于礼的法，其法律形式主要是“礼”与“刑”。礼乃行为规范，刑为制裁手段，即刑罚。刑依赖于礼而存在，囊括在礼的范围之中。所以上古夏商周，法在礼中，礼外无法，出礼入刑，这是中国法律传统礼法体系的原生状态。夏商周礼乐刑政“大统”的确立，既是中国法律传统的肇始，也是后世道统所源与“大经大法”所本。     

从救亡到启蒙:近代中国宪政运动之回顾与反思

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大背景下 ,近代中国宪政运动始于救亡 ,却止于启蒙。近代中国宪政运动之“所指”与宪政之“能指”错位 ,尤其是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格局并不支持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基础的宪法与宪政 ,因此 ,近代中国之宪政运动虽始于救亡 ,但却注定无法完成这一过于沉重的历史使命 ,其现实及历史意义仅止于有限的启蒙。     

张琇兄弟复仇杀人案

唐代对于民间复仇,仍然承继着传统法律中对此问题的两难处境。从实质上而言,复仇问题涉及到了中国古代“礼”与“法”之间的冲突。“礼”与“法”是中国古代治国的两种手段,帝王们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达到礼与法的和谐,可是礼与法毕竟不是同一范畴的事物,两者在具体个案中导致     

记者见闻:三位交通厅长落马之后

曾锦城“落马”了,张昆桐、石发亮依然紧步后尘,发生在中原大地河南省的三位交通厅厅长“前腐后继”的丑闻不胫而走。 “前腐后继”后的河南怎样了呢?记者的河南之行有了深切的感受。 有人惊愕而气愤;有人困惑而忧伤;有人想奋力一搏却又谨小慎微。一切都显得那么沉重,伴随沉重的是安静。     

从“礼”与“法”的融合看中国传统法的文明渊源——从马小红的《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入手

2001年马小红同志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成为法学泰斗曾宪义先生的博士生。在此期间,撰写了《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这部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人教授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已有7年多,喜好阅读有关法制史方面的书籍,有幸在2005年读到马小红同志的这本关于中国法制史中“礼”与“法”的研究著作,对其中关于“礼”和“法”的渊源以及深层次关系表示认同。也从“礼”与“法”的融合纽带关系中,对中国传统法的文明渊源产生了些许感触。     

荀子政治法律思想批判

荀子思想在有关性恶、法制方面颇有创意,其礼法融合、圣王之治诸内容成为中华法系之内核。然而论及法为工具、礼为根本的基础上演化出的“化性起伪”、“君上之势”、“圣王之治”等有关的政治法律思想时,其思路却相当幼稚,使中国的制度文化深陷专制之泥潭。     

令人心痛的“少女妈妈”

八个多月大的双胞胎儿子，已经能在我出现时准确、清晰地喊出一长串的“妈妈”。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我也有资格享受“母亲节”了。然而，本期关注的封面文章、我笔下的“少女妈妈”们却让我心头沉重。妈妈，这是一个多么神圣的称呼，却被冠以“少女”二字，这又是一种怎样的尴尬。     

从“礼刑并用”看传统法制中的“五服制度”

标志人们亲属等级的五服制度，在以礼刑并用为立法精神的传统法制中，它兼具礼、刑两种职能。服制的制定及入律，既是礼刑并用、礼律结合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了礼律结合的进程，体现着中国传统法制“礼刑并用”的立法精神和特点。     

儒家的礼和法家的法的异同

儒家和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最直接对立的两个学派,也是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法律思想史影响最久远、最深刻的两个学派.儒家主张的礼和法家主张的法,是两派对立的核心内容.后人在论及儒法两家的主张时,有的总是过于注重它们对立的、差异性的一面,而往往忽视它们之间在实质问题上的某些共同性的、相似的东西.所谓“批儒评法”斗争,更将此倾向发展到极端,严重地影响了人们对儒法两家的科学认识.本文拟从法律思想史角度来探讨儒家的礼和法家的法的异同,对进一步肃清“批儒评法”给     

法律语境下“中国造”问题分析

“中国造”问题源于中国粗放式消耗型经济，农村廉价劳动力和资本、资源的低值大量投入换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却伴生着“中国造”与生俱来的营养不良症。对照WTO规则中国仍在完善法律制度和政策规范，也在做相应的跟进和修改。关键是要扭转思维，实现“中国造”向现代技术型标准型转轨。中国法律人应对全面解决“中国造”问题做出一份实在贡献。     

不信清风唤不回──新绛县狠刹请客送礼风纪实

置身绛州古城，一股倡廉尚俭、文明行事的习习清风拂面而来，使人顿感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精神风貌与众不同。“礼”猛于虎新绛县的新风貌是在破旧俗中产生的。在这里，“人情”也曾成为一根无形的绳索，在许多人的脖子上越勒越紧……一个人出生后，从过满月、周岁，再到婚嫁，以后又是花甲、古稀大寿，直到“百年归天”，都有人送“人情”。更有所谓的“乔迁礼”、“参军礼”、“上学礼”、“开业礼”、“上梁立木礼”、“压岁礼”、“升调礼”……亲朋好友请，乡亲、干亲请，一面之交也请。有的干脆到组织部把干部名单拿上，一个不漏全部“…     

对峙·对话·合流·和谐——中国法律思想史轨迹回顾及现代启示

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 ,以“礼法合流”、“以礼统法”为特征 ,经历了“礼法对峙”———“礼法合流”———“以礼统法”之漫长的文化流变。本文试图从展示中国法律思想特色之形成、发展、成熟的过程入手 ,揭示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及其思想传统 ,从而为现代法治及其思想体系的建立提供历史的借鉴。     

荀子的性恶论及其法治倾向

性恶论是荀子政治思想的出发点。由于性恶而使得“礼”的产生成为可能,“礼”的约束成为必要。在对“礼”的阐释上,苟子强调了它作为法的特性和功能而淡化了它作为道德的特性和功能,从而使得荀子的“礼治”带有了明显的“法治”倾向。     

中国古代礼法关系新论——以春秋战国至唐代为中心

中国古代的礼就是指一系列的外在礼仪规范.礼仪内在地包含了礼义和礼具,礼义和礼具正是通过礼仪才发挥了其沟通神人、规范行为、彰显尊卑亲疏男女长幼秩序的功能.礼与官制、法律等可能曾经有过共同的起源,在后世也存在某些相互的影响,但这都不能成为礼包含官制、法律等的证据.礼并不是中国古代的根本法,它不具备根本法的形式特征和实质特征,甚至不完全具备法律的特征.如果以其包含了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为由,遂认定其为根本法,则无异于将所有法律都上升为根本法,因为它们也都是以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为基础,并且体现和服务于这种价值观的.在成文法时代,礼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如果违反了,可能会招致刑法的制裁,也可能不会,甚至有时行为合乎礼的要求,也会招致制裁,其判断的标准关键在于,这种行为是否同时违反了律、令、格、式等法律规范,如果违反了,就会出礼入刑,或合礼入刑,受到法律的制裁,否则即使出礼,也常常不会入刑.在一个礼、法等规范形式已有明确分化的成文法时代,用描述传说中的西周社会的出礼入刑来概括后世的礼法关系,并不完全符合礼和法的历史实际.     

礼统内外——李觏对儒学现实主义精神的发展

透析整个儒学发展史,儒学的生命力除了与其意识形态地位有关外,更大程度上在于其中充满现实冲突与融合的现实主义精神。李觏则是在秉承先秦儒家的思想基础上,阐发了“礼统内外”、“礼顺人欲”、“学礼成圣”的思想,继续从理论上系统地深化了儒学的现实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