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预见性规则的司法适用

可预见性规则是指损害赔偿的范围以违约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为限,是合同法领域的一个重要规则。它将违约方的违约责任限制在缔约时已经预见或应当预见到的损失范围内。我国合同法中规定了可预见性规则,作为违约损害赔偿中对可得利益的限制。但是可得利益损失不像现实的损失那样容易计算,把握不好就会有失公平,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利益。因此在实务中,对可预见性规则的把握显得越发重要。     

两大法系违约损害赔偿可预见性规则比较研究

可预见性规则，又称之为应当预见规则，是指违约方承担赔偿责任，其范围不得超过他订立合同时所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损失的规则。可预见性规则是英美法和大陆法两大法系在限定合同违约责任上所共同使用的规则，英美法上称为“合理预见规则”，法国法中称为“可能预见规则”。两大法系可预见性规则理论虽然出自同源，但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在法律渊源、理论学说、例外情形以及预见标准等方面存在许多不...     

应当预见说之我见

应当预见说,是指违约方承担赔偿责任,其范围不得超过他订立合同时应当预见到的损失的学说。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9条和《技术合同法》第17条的规定,都采取了应当预见说。在学术研究中,有一种观点对应当预见说推崇备至,主张修改后的《经济合同法》也应采取应当预见说。我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的总的看法是:为了照顾到国际贸易的习惯,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采用应当预见说尚有一定道理。但《经济合同法》则不宜采用应当预见说。     

英美法违约损害赔偿可预见性规则运用研究

在合同法理论上，违约损害赔偿的意图是要使受害方处于合同已经如约履行的状态，而实际上违约损失的原因和结果都很复杂，如果要求违约方赔偿违约造成的全部损失，合同风险完全由违约方承担，不但不符合民法公平的基本原则，而且不利于市场交易的进行。为此，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对损害赔偿范围作出了适当限制，进行这种限制所适用的规则就是可预见性规则。一般认为，所谓可预见性规则，是指违约方承担赔偿责任，其范围不得超过他订立合同时所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损失的规则。一、英美法可预见性规则运用的两对基本范畴（一）推断的认识（im…     

论解除权之行使

基于合同法的基本理念,一个合法有效的合同,应当尽可能地使之有效,然而合同缔结之后实际履行过程中,当因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义务或出现不可预见等情形,合同业已成为另一方当事人的沉疴时,若不允许其逃逸合同的束缚,对当事人难免过于苛刻,因而有必要赋予其合同解除权。解除权属于形成权,其如何行使颇具争议。在财产性法律关系,解除权的行使不应以诉讼为必要;通知非为解除权行使的前置程序;关于解除权行使方式的法律规定不仅适用于法定解除,同样适用于约定解除;所谓自动解除并非解除权的行使方式。     

合同法中可预见规则的法理分析

可预见规则作为限制违约损害赔偿 的手段，在合理确定赔偿范围和交易风 险、鼓励交易活动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然而，可预见规则的适用具有很 大的不确定性，其原因之一，可预见规则 规定的模糊性；原因之二，法官运用不可 预见性规则对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是 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如何克服可预见 规则的不确定性?笔者认为其最根本之 处在于从深层次挖掘可预见性规则的法 理基础。 一、可预见规则蕴含于信赖原则之 中。经济分析法学派认为，契约是合理相 互期待获益的正值的交易关系，其目的 是尽可能地增加有益信赖。“有益信赖” 是指那些承诺义务被遵守当事人便可获 益的信赖。该信赖应为许诺人合理地预 料到。许诺人所合理预料到的与被许诺 人所合理信赖的是相互依存的。基于不 能为许诺人所预见的信赖而作出的行为 是不合理的，基于信赖而作出的不合理 行为又不是能够被经常预见到的，使用 许诺人所能预见的结果作为标准判断信 赖是不是合理，较为妥当，因为它表明了     

民法典中介合同的变革与理解——以委托合同与中介合同的参照适用关系为切入点

《民法典》中介合同章较之《合同法》居间合同章,增加了两个关键性的条文,并修改了个别条文的表述。中介合同参照适用委托合同规则的导入及其解读,与中介合同和委托合同内在关系定位密切相关。中介合同有别于委托合同,委托合同的规定并非全部可以"参照适用",应当根据中介合同的性质逐一分析判断。中介合同"禁止跳单"规则的导入,会与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制度的参照适用发生交错,面临报酬请求权构成抑或损害赔偿请求权构成之争。但即使可以参照适用委托合同任意解除,任意解除中介合同时可以肯定报酬请求权的,也仅仅限于构成"跳单"的情形,而不是所有的情形。     

合同解除的疑问与释答

在风险负担规则不完善的背景下,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作为合同解除的条件可以接受。协议解除在事实上属于合同解除制度的组成部分,只是与违约解除不同。合同撤销和合同解除可以竞合。已经成立但未生效的合同可以作为解除的对象。在约定的解除条件没有涵盖全部解除条件的情况下,在未涵盖的领域,法定解除条件仍有其适用余地。违反从给付义务、附随义务,只有在导致合同目的落空的情况下,才可以解除合同。《合同法》第410条关于任意解除合同的规定应当限缩适用。     

论中国《法律适用法》中的“强制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条在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强制性规定的适用,该条所谓的"法律"并不要求强制性规定必须来自法律与行政法规,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该条中的"强制性规定"一般来自法律与行政法规。尽管如此,我国法院仍然可以利用两个途径考虑地方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的强制性规定。该条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涉及宽泛的民商事关系。强制性规定可分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对于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法律与行政法规对其效力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若无明确规定,不能仅以违反此类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合同领域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可分为"管制型规范"、"半管制型规范"和"衡平型规范"。管制型规范应直接适用;而衡平型规范的适用必须经过冲突规范的指引;半管制型规范只有在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才能直接适用。     

论可预见性标准

可预见性标准,是指违约人的赔偿责任以违约人订立合同时能够合理预见到的损失为限,它在各国及国际合同法中运用广泛。本文详细论述了预见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并对非财产损害赔偿与连环合同中与之相关的问题作了一些探讨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可预见性规则的比较

可预见性规则是在合同中对违约赔偿损失数额的限制。可预见性规则的主要内容包括预见的主体、预见的时间、预见的内容。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对这三方面的规定各有自己的特点,不尽相同。本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可预见性规则既有存在的合理之处,又存在一定的弊端。但即使在存在弊端的情况下,可预见性规则在实际操作中仍必不可少。     

股权转让合同解除权的司法判断与法理研究

《合同法》第174条并未明确对其他有偿合同所参照的买卖合同有关规定的范围,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对股权转让合同是否能直接参照买卖合同相关规定都存在争议。通过对第67号指导案例以及同类股权转让案件的分析,可以总结出该类案件的法律适用规则:首先,作为特殊标的物,股权的移转和交付方式决定了其转让合同不应当适用《合同法》第167条规定的分期付款解除权;其次,在适用其他法定解除权时,应当从商事交易的特殊性角度出发,从严把握解除权的适用条件。由于商法与民法体系之间的价值取向各有侧重,商法更偏重效率价值以及外观主义而民法更偏重追求当事人间的公平正义,导致了同一行为的内外部价值评价出现矛盾,因此,从行为本身的属性来判断异类规则的适用性和适用程度是更为合理的解决方式。     

《公司法》第16条的规范目的:如何解读、如何适用?

对《公司法》第16条的理解和适用历来纷争不止,根源在于将其视为"公司担保"的规定,并以之作为公司担保合同效力的评判依据。为正本清源,本文回归《公司法》自身的性质与功能,追朔公司法本来的立法目的,认为公司法主要体现为管理法性质,是关于公司治理中内部权力安排与分配的规范;《公司法》第16条是关于"公司担保决议机制"的规定,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权力归属与行使的正当性与程序性要求。有鉴于此,在处理违反《公司法》第16条的法律后果时,应遵循"两步走规则":第一步自然应依据《公司法》的治理规则和救济措施判定担保决议自身的效力和责任,包括因公司担保决议实质和程序违法、违规和违章而导入《公司法》第22条的适用。在对公司决议形成了确定性司法裁决后再启动第二步,考察其对公司担保合同的效力影响。当公司担保决议经司法裁判为无效或被撤销后,由此牵连出《合同法》《担保法》的介入和适用,担保合同可能发生无效的后果。本文坚持的原则是,公司有权机构做出的担保决议非经司法裁判为无效或被撤销,不能以违反《公司法》第16条作为判定担保合同效力的直接依据,《合同法》《担保法》不能"穿透"《公司法》第16条径行决定担保合同的效力。     

论习惯作为民法渊源

我国正在制定民法总则,我们有必要确认习惯是重要的民法渊源,这有利于丰富民法规则的内容,保持民法规则体系的开放性和有效实施.习惯要成为民法渊源,其应当具有长期性、恒定性、内心确信性以及具体行为规则属性,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在法律适用方面,习惯应当优先于民法的基本原则而适用,但其适用顺序应当在具体法律规则之后.     

情势变更案件处理的路径与策略

本文从法与理的结合上,对我国处理情势变更案件的问题作了新的阐释。文章认为,虽然我国民商法律没有规定"情势变更原则",但处理情势变更案件并无法律障碍。在法律路径选择上,涉外合同关系可适用国际惯例,国内合同关系则分情况而定:有具体规定时适用规定,无具体规定时,可以适用法定的"公平原则"。在适用"公平原则"时,应当注意操作策略:严格把握适用条件,并注意适用效果和严格的程序。     

CISG与PICC关于根本违约规定之比较

一、国际公约中的根本违约 “根本违约”的概念最先出现在国际性公约中，是由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制订的《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该公约规定：“为本公约的目的，如果违约的一方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应当知道，一个与另一方同等资格的通情达理的人如预见到其违约及后果将不会订立合同，该违约即为根本违约。”此概念把违约的后果作为判断是否构成根本违约的实际后果，法院在判断违约后果是否严重时必须去设想当一个合理的人预见到该违约后在主观上是否仍然愿意订立合同。     

论刑法中的“应当知道”——兼论刑法边界的扩张

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中多次使用了"应当知道"这一术语,其多次与"知道"一起出现,被规定为"明知"的一种形式。"应当知道"并非过失犯的预见规定,而是故意明知认定的一种形式。"应当知道"的根基在于刑事推定,应当遵循推定的基本规则。"应当知道"的运用是对刑法边界的一次扩张,是基于司法效率作出的选择,必须在人权保障的前提下合理的限制扩张的范围。     

关于合同法的“完全赔偿”原则

在违反合同造成损失场合,令违约者承担赔偿责任是必要的。但是,笔者认为:如果令违约者承担其无法预见、无限度的赔偿责任则是无必要的。这个命题涉及到对“完全赔偿”原则的评价。一、《民法通则》第112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另一方因此所受的损失。”这一规定通常被援引为我国合同法确立了完全赔偿原则的法律依     

梅州市梅江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江南信用社诉罗苑玲储蓄合同纠纷案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所谓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仅是针对特定主体的对内管理行为、不涉及公共利益的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规定不能导致合同无效。 二、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对于关乎储户切身利益的内部业务规定,负有告知储户的义务。如银行未向储户履行告知义务,当双方对于储蓄合同相关内容的理解产生分歧时。应当按照一般社会生活常识和普遍认知对合同相关内容作出解释,不能片面依照银行内部业务规定解释合同内容。     

行政审批对合同效力的影响:理论与实践

法律关于合同须经审批的规定既不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所称"强制性规定",也不同于《物权法》关于不动产登记的规定,因此:(1)不能以违反"强制性规定"为由将未经批准的合同认定为无效,但审批指向"前置的"营业许可时除外;(2)不能类推适用《物权法》上的"区分原则"认为审批不影响合同效力,除非审批指向的是权利变动,而非基础行为。行政审批系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故合同并不因批准而必然有效;基于信赖保护原则,合同也不因批准被撤销而当然失效。因合同或财产权属发生的争议应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且当事人不得就批准行为本身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在负有报批义务的当事人违反报批义务时,可发生违约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的竞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