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对诉讼时效的影响

传统民法通常将起诉作为诉讼时效期间的中断事由,最新的立法则将诉讼程序作为时效期间的中止事由。起诉对诉讼时效的影响,实质上仅仅涉及诉讼程序终止时没有做出实体性生效判决的情形,将诉讼程序作为中止事由,避免了过去将起诉作为中断事由引起的诸多不适当后果,并进一步加强了对权利人的保护。诉讼外请求不应当作为时效期间的中断事由,请求人在时效期间上的利益,可以通过将谈判磋商作为中止事由来保障。     

对我国《民法通则》关于起诉引起诉讼时效中断规定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民法通则》将起诉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之一,于中断效力结束时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这就意味着对于经过诉讼由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确认的民事权利的保护仍可以适用诉讼时效。但依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民事权利的保护因起诉进入诉讼程序后应适用诉讼法上的期限制度,从而使《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的适用失去了可能。对这一矛盾的解决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采大陆法系各国民法的做法,取消民事诉讼法对申请强制执行期限的规定,统一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二是采取我国目前的做法,民法诉讼时效制度适用于当事人起诉前阶段,当事人起诉后则适用诉讼法上的期限制度,同时将起诉作为诉讼时效的终结事由而不是中断事由。两种方案各有优点和不足,我国未来民法典对此应做出科学的选择。     

审判方式改革引起的适用诉讼时效的思考

在民事诉讼中，当原告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而被告又未提出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的抗辩时，法官是否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而做出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以往这是一个无争议的问题，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五十三条已明确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因此，我国法院对诉讼时效可不待当事人主张而主动适用。然而，随着审判方式改革持续向纵深的发展，在民事诉讼观念上发生了…     

民事诉讼中撤诉效果的立法选择及阐释——就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建议与江伟教授商榷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撤诉后又起诉，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民事诉讼法学界普遍存在着误区。撒诉具有使因起诉而引起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溯及力，应自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诉讼时效。在民事诉讼法修改申应明确规定：“撤诉后，视为未起诉，诉讼时效视为不重新起算。”     

民事诉讼时效的法理分析和价值定位

对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的起诉，对方当事人不提出相应的抗辩，法院能否援引诉讼时效的规定，主动对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的请求进行审查并驳回其诉讼请求？对此一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及理论界颇有争议，在司法实践中，受案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3条的规定，即“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进行处理．这一规定和作法招致了很多批评。从该条司法解释本身规定来看。理解上并无存在疑义，之所以存在争议，实质上是对该条立法的价值取向有不同的观点。笔者试就该条规定借助时效设立的理由、     

继承法生效前已受理,生效后尚未审结的继承案件已超过诉讼时效,人民法院如何处理?

编辑同志: 我们遇到一起继承法生效前已受理生效时尚未审结的继承案件,在审理中发现原告起诉时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64条2款规定     

案件被终结执行 被执行人还要交纳申请费吗

我是一起买卖合同纠纷的被告，因对欠款金额产生争议我一直未将贷款付给原告董某，董某遂把我起诉至法院。2007年7月5日法院判决我在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给付董某人民币1．2万元。判决后，我因申诉一直未履行。同年9月10日，董某向法院申请执行。2008年3月法院根据我的申请对原案进行再审后改判由我在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给付董某人民币8000元。     

“请求”不为诉讼时效中断事由

中断事由的出现,不仅涉及到诉讼时效的是否完成,而且还关系到权利人的权利是否可得到保护。因此,何种事实可为中断事由,各国民事立法均作明文规定。我国民法通则第140条亦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就该条款内容而言,简单明了,但在具体实施中却有不妥。请求可否作为中断事由     

撤诉与诉讼时效中断规定的变化与发展

本文梳理撤诉与诉讼时效中断有关的法律与司法解释,结合审判实践提出解决该问题的必要性。同时,对比其他国家和地区对该问题的规定,分析撤诉后时效中断与否的价值取向,运用数学中提取公因式的方法,分析诉讼时效中断的三个法定事由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解构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找出时效中断的共通性因素,提炼出导致时效中断的因子,即"权利主张"+"到达义务人",符合因子的事由出现即可导致诉讼时效中断。分析推理过程及结论符合撤诉和诉讼时效中断的基本法理,做到注重保护权利人利益的同时平衡保护义务人的利益,体现正义理念的同时不忘效率和秩序价值,是一种均衡可取的方式,弥补了我国民事诉讼时效期间偏短的缺陷,符合传统民事诉讼法理论对撤诉的定位。     

抗诉引起的民事再审,法院能否准许原审原告(被申诉人)撤诉?

编辑同志：在一起借款纠纷案件中，原告以不法手段使被告打下“借条”一张。原告向法院起诉后，法院认定该借款合法有效，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借款。被告不服生效判决，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检察机关经过审查，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提出抗诉。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了再审，检察机关也派员出庭支持抗诉。再审期间，被申诉人并未提出撤诉。但不久，法院对该案作出裁定：因原告（被申诉人）撤销其原诉讼请求，属合法处分自己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准许原审原告撤回起诉。请问：抗诉…     

行政赔偿诉讼标的再认识——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的再论证

在附带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 ,事实上存在两个不同的诉讼标的 ,一是具体行政行为 ,① 一是民事法律关系 ,二者性质不同。因此 ,当事人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 ,应当分别立案 ,以保障审判公正。同时 ,应考虑赔偿之诉的特殊性 ,对其撤诉区别对待 ,原告在撤诉后再次起诉的 ,法院应予受理。     

执行时效期间的再改革

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时对申请执行期限作了重大改革:名称由"申请执行期限"修改为"申请执行时效",期间从1年或6个月统一加长为2年且可以中止和中断。虽然从时效理论和实践效果观察,该项改革属重大进步,但仍有巨大提升空间。执行时效期间应在坚持时效身份的前提下独特化:为保障判决的确定性和安定性,平衡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利益,缓解执行难困境,提升时效规则体系化,执行时效期间应显著长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建议坚持"诉讼时效统一化"思路,在民法典总则编对"判决确认之请求权"规定10年的特别诉讼时效期间。即使暂时维持执行时效与诉讼时效的"二元并立"立法体例,《民事诉讼法》也应将执行时效期间加长为10年。     

中国传统司法思维模式的文化分析

中国古代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为追求实质正义-无讼与和谐,往往会舍法而取情理,依情理进行审判。这种法律思维模式与西方的严格形式主义相对,被称为实质性思维模式,它是中国古代审判文化的一个特质。其产生的文化根源是中国人对和谐、无讼理想社会的追求及越过事物的形式追求实质内容的思维模式,以实质性思维处理案件亦可达至息讼止争的社会目的,但这种思维模式也造成了中国人法治观念的淡漠,同时阻碍了中国法治社会的建立。然而,无论如何它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无法抛弃的,只能期待我们现代人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论执行时效制度之理解误区及其矫正

执行时效是指执行依据所载的债权人之私法上请求权的消灭时效,而不应当是指公法上强制执行申请权的存续期限。债权人申请执行时,法院不应主动审查、适用执行时效。执行时效届满后,债务人作出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的,应发生时效抗辩权之放弃的法律后果,故法院仍可就债务人为强制执行。执行时效届满后双方对债务重新予以确认或达成新的履行债务协议时,亦发生时效抗辩权之放弃的效果。债权人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时,执行时效是否中断和重新计算,应根据情况作具体分析。申请执行之前达成和解协议的,发生时效中断的效果;而执行程序中达成和解协议时,因法院对本案执行程序采取中止执行或终结执行之处置方式的不同,其时效中断效力的认定也存在区别。     

关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程序有待澄清的几个问题

中国的《海诉法》和《民诉法》不适宜处理复杂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案件,主张应当建立一套专门的海事诉讼程序,并就反对建立责任限制程序的主要理由进行了评论。     

既判力标准时后的形成权行使的规制路径

既判力标准时后的形成权行使是一种诉讼行为,其将有可能从实质上推翻前诉判决,进而危及法的安定性。由于形成权的行使是在既判力的标准时后,属于“新事由”,不受既判力的遮断,因而无法采用诉讼法上的遮断效路径加以排斥。实体法视角是将各种形成权的性质、行使效果以及形成权人与对方当事人的利害状况等实体法因素投射到遮断效路径,进而得出是否加以排斥的结论,其本身并非解决路径,但却为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适用时的价值判断提供了客观标准。既判力标准时后的撤销权或解除权的行使构成不诚信的诉讼行为,属于对诉讼权利的滥用,依据实体法因素进行具体的价值判断后,应当适用诚信原则加以排斥,从而维护法的安定性;但抵销权的行使并未危及法的安定性,因而不受限制。     

再审事由的深度透析

再审事由在外观上包含程序性、实体性再审事由和其他再审事由，在内核上包含无效之诉和回复原状之诉的再审事由，内核上的这种事由归类只依据原审误判有无因果关系，但又从不忽略程序性事由、实体性事由和其他再审事由。原审误判无因果关系的是无效之诉的再审事由，有因果关系的是回复原状之诉的再审事由。以往的解读已有不少的误读，现第200条删除了原第179条第2款中的前段——即“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这就一方面因删除“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而明显忽视了程序性再审事由，另一方面因删除（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而明显忽视了要求因果关系要件的回复原状之诉的再审事由，从而也就淡化了无效之诉的再审事由和回复原状之诉的再审事由的区别，而这种内核性再审事由恰好又是最重要的再审事由。     

反思“上帝的审判”——评巴特莱特的《中世纪神判》

从古代至近代,神判为世界上许多不同地区的民族所使用,主要是在穷尽其他证明方法无法证明案件事实、法官对事实存在与否不能达到确信状态时,作为最后的救济。巴特莱特的《中世纪神判》一书是迄今有关神判的第一部系统的专著,该书描述了神判在欧洲自最早出现于蛮族法典时、经基督教社会、至近代欧美国家捉巫时期一千多年的历史。作者对中世纪欧洲的神判洞察深刻,分析到位,对于神判的起源、传播、运作、功能、规则、类型、终结以及替代性制度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论述,尤其讨论了13世纪前后神判的终结及其原因,批判了史学界有关神判运作及衰落的理论,提出了新的见解。但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本文从三方面作了批评。     

论基于交易的物权秩序之形成———关于财产关系上的“到此为止的安宁”

物权秩序体现为财产关系上的“到此为止的安宁”。存在于交易当事人之间的具有内部性的侵权、合意、或者对合同的效力评价等因素，是物权秩序形成的主要障碍。因此，通过限制意思自治、设定做成外观与查询公示的法定义务，以及通过公信原则、强制有效与相对不生效的效力评价方案，并借助无因性法律技术，具有社会性并超越交易相对性的物权秩序得以形成。     

行政诉讼应增加判决方式

在某些行政程序中,由于取得证据的对抗机制不充分,行政机关依法获取的证据在事实上并不真实或不完整,不能保证其认定事实的正确性。对于此类具体行政行为,为兼顾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应当确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同时撤销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现有判决方式不能满足行政审判的此类需要,应增加这种新的判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