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宕起伏的中国宪政研究六十年——以《人民日报》载文为主线的叙述与思考

宪政一词从清末以后逐渐成为官方与学术界的常用词。在1949年以后的前30年,宪政一词被逐渐贬值直至最终消失;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后30年,宪政一词经历了艰难的解禁期。1993年法学研究开始全面涉及宪政领域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直到2006年宪政研究才真正从政治上解禁。中国宪政研究的艰难历程昭示我们:宪政研究有赖于宪法权威的确立与宪法基本观念——法治、人权——的被接受;宪政研究与宪政解禁和宪政观念的传播存在正相关关系;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宪政研究有赖于权力主体对宪政研究的宽容;同时,学术体制对宪政研究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增强宪法自觉，促进宪法发展——习近平《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核心要义解读

本文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一文首次提出的“宪法自觉”与“宪法发展”，全面和系统地描绘了过去40年“宪法自觉”形成和增长的演变过程，分析了宪法理论和宪法制度发展对于“宪法自觉”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对于“宪法自觉”在理论、政策、制度和实践层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得出了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领导、提升全民宪法素养、建立和完善国家宪法日制度和宪法宣誓制度是增强宪法自觉、促进宪法发展的内在的制度和精神动力的学术结论。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在加强宪法解释方面，“宪法自觉”仍然存在需要提升的空间，只有在宪法实施方面产生了宪法行动的“自觉”，宪法制度才能真正地得到发展，宪法的根本法权威才能得到有效发挥。     

宪政正当性论略

宪政是按宪法运作的政治和政治体制,是颁布宪法的必然目标和实践归属。我国一些学者却明确提出了“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概念”的主张,这种“宪政否定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新中国对宪政建设的贡献,也削弱我国公民本来就很淡薄的宪法意识,应予纠正。宪政是一个比民主、法治和人权抽象程度更高的概念,可以涵括我国现行政治理念,客观地对待现代政治文明,确立宪政的目标,加强宪法实施,把宪法规定的东西切实落实下去,是一种积极、稳妥、务实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宪法既要好看 也要好用

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完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2012年12月8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在广州举行了宪法与完政——纪念现行《宪法》颁行30周年研讨会。本文为全国律协副会长朱征夫在宪法与宪政——纪念1982年《宪法》颁布30周年研讨会上的致辞。     

从宪法到宪政

今年 3月 ,全国人大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正案 ,包括人权、私有财产所有权、征收征用补偿权等重要权利已众望所归地进入了宪法 ,这意味着我国现行宪法向宪政迈出了更为坚实的一步 ,受到法学界的广泛关注与积极评价。为进一步宣传这次宪法修改的精神 ,加深对宪法基本价值的理解 ,近日 ,在华东政法学院举行了一场主题为“从宪法到宪政”的博士论坛 ,论坛由华东政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何勤华教授主持。在论坛中 ,各位主题发言人围绕着“宪法”与“宪政”两大主题 ,从宪法文化、宪法观念、宪法价值、宪法制度与技术等角度出发 ,结合西方宪法传统和我国宪法制度与宪法实践 ,畅谈了各自对于宪法与宪政的认识与感悟 ,并展望了我国宪法发展的基本脉向。本次论坛充分实现了策划的基本目标 ,对于进一步宣传宪法、研究宪法、贯彻宪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从宪法到宪政

当前我国民众法律意识薄弱,法律缺乏延续性,执法方面有缺陷致使虽有宪法但宪政薄弱的困惑及原因。宪政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的必然趋势,而我国目前正在逐步积累实行宪政的各种基础,在这些基础上,走向宪政尤应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宪法文化,健全宪法意识和宪法精神,建立和完善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宪法才能得以实施。     

以色列宪法革命初探

以色列1992年通过两部重要的基本法后,最高法院院长巴拉克坚持司法能动主义,已经成功地在以色列实现了没有宪法的宪政,其宪法审查的经验获得国际上的普遍赞扬,被称誉为一场不折不扣的“宪法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而院长巴拉克更是居功至伟。以色列的宪政发展经验预示着,司法能动主义将是21世纪流行的思潮和实践,这也是其他转型国家可以从中获得的启示。     

美国宪法解释:"麦迪逊两难"之消解

在美国宪法解释实践中长期存在着被学者们所称的“麦迪逊之两难”问题,即民主多数统治的自由与少数自由权利之间始终处于一种似乎不可消解的张力之中。不同的学者和法官由于基于各自不同的民主与宪政原则,而在宪法解释的理论与实践中采取了不同的解释方法与立场,主要分属两大宪法解释流派:原意主义和非原意主义。然而,认真考察和分析美国宪法与宪政原意与原则理想,则会得出“麦迪逊之两难”命题不过是一个假命题的结论,因为真正的民主自身包含着自由平等原则。     

论宪法精神的概念

宪政离不开宪法的实施 ,但并非所有宪法的实施都必定达到宪政 ,因为有时成文宪法典中规定的内容与宪法精神所追求的理念之间存在矛盾。而宪法精神是一个重要的宪法学概念 ,它是国家权力体制人本化的价值追求在宪法中的反映 ,它统率宪法的基本内容 ,贯穿宪法的始终 ,并通过宪法原则、规范和规定集中表现出来 ,是宪法的真正本质和核心。     

社会转型与中国宪法理念的重构

经济社会历史的转型决定了宪法理念的变迁和发展 ,而宪法理念的变迁又是宪法变迁与发展的先导。不同的宪法理念使人们对宪法文本的解读产生差异 ,由此建构起来的宪政秩序也会相异。因此 ,重视宪法理念的建构对于转型期的中国使宪法与社会现实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宪法理念的理论、转型期中国宪法理念的基本内容的变化与发展之研讨来建构起适合现时代的中国宪法新理念     

迈向政治与历史视野的宪政史研究

宪政史研究以宪法文本为中心，这似乎是一个惯常做法，因此，在法学界主流的中国宪政史书写模式中，论者多集中于《钦定宪法大纲》、《宪法重大信条十九信条》等宪法性文件的文本梳理，而聚焦于民元时期的从王朝到共和国的宪政转型，则以《临时约法》为重。     

伯克论英国宪法

柏克的政治思考,与18世纪后期的英国实际政治关系密切而复杂,不过这一背景也正塑造了柏克独特的思想风格。柏克的政治思考,皆为英国宪制的基本问题,而且是18世纪后期英国宪政转型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关于英国宪法,柏克强调英国宪法的历史基础,呈现出历史演进的宪政智慧;平衡的宪政结构同时亦反映着人民主权的时代精神;更为重要的是,英国宪法始终以自由为其内核。从英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观察,柏克之于英国宪法的思考,本质上为一"革命的反革命"的宪法哲学。     

杨兆龙先生“活宪法”思想探析

20世纪国际公认的著名法学家杨兆龙先生认为,宪政不同于纸面上的宪法,它是"活宪法",是实际政治受宪法的抽象原则支配的结果。宪政是"法治国加上法律的民主化",要实行宪政,首先应该实行法治,宪政比法治更重要。实施宪政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要培养"知法"的高素质人才,二要树立尊重并奉行宪法的"重法"风气,实施宪政的中心工作不是"制宪",而在于信仰宪法而见之于实际行为的重宪风气,即"宪法生命素"的培养,但这非一朝一夕之功,有赖于多数人的长期努力。这些宪政思想在今天对我国宪法的全面贯彻实施及宪政的实现仍具有启示意义。     

政治家的法理与政治化的法——二十世纪中国法理对“宪政”的支持关系及其变革

本文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法理与“宪政”之关系的初步探讨。基本论点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宪政”与宪法,是政治家法理支持的结果,而不是法学家法理支持的结果。由此出发,作者具体探讨了三个问题：其一是在近代中国文化变革中“师”的政治性转化及其对中国宪法和“宪政”的深刻影响;其二是探寻了之所以会出现由政治家法理支配政治化法的客观背景和原因;其三是对政治家法理支配的宪法和“宪政”做出了反思性检讨,并初步提出了以法学家法理替代政治家法理,并支持中国宪法和宪政的设想     

宪法的本质是限制执政者权力的法律

本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对宪法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宪法是人民群众将通过斗争从执政者或统治阶级手中争取到的民主权利法律化的成果,宪法在本质上是限制执政者权力的法律,宪法体现的是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不体现人民群众意志、得不到人民群众认可的“宪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宪法,最终必被人民群众和历史所唾弃,而无视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和力量的执政者、政权、统治阶级乃至社会制度,或早或迟最终必被人民群众所推翻。当前我国宪法学界对宪法及其本质的认识陷入了误区,只有去伪存真回归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才能揭示宪法和宪政发展的内在规律,提高我们党依法执政的能力,树立社会主义宪法的权威,建设社会主义宪政,依法治国。     

理解宪政：文本与实践

1982年颁布施行的现行宪法是建国以来四部宪法中最具规范性、正当性和实效性的一部宪法，是开启一个新时代的“政治宣言书”。此后的一系列宪法修正案更是进一步显示着我国宪政建设艰难但却稳健的步伐，蕴含着富含中国特色的宪政曙光。例如：对私营经济宪法地位的确认和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为公民独立人格的发育、自由意志的形成、个人自治的实现奠定着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设定，意味着“法治”不再是学者们在青灯黄卷下的冥思苦想和象牙塔内的无病呻吟，而成为共和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在治国方略上所做的必然选择；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直接入宪，更是体现着对人性的深层呼唤和对人的尊严、价值、权利与自由的深度关切，同时也彰显着我国宪政建设的价值取向与目标定位。     

关于宪法司法化问题的探析

我国的法治离不开宪政,而宪政的实施离不开宪法的司法化;反过来,我国的宪法司法化将会使我国社会更加趋于民主和法治。因为宪法的司法化是保证宪法之上的关键环节、是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保障、更是法治和宪政的必由之路。     

关于宪法司法化问题的探析

我国的法治离不开宪政,而宪政的实施离不开宪法的司法化;反过来,我国的宪法司法化将会使我国社会更加趋于民主和法治。因为宪法的司法化是保证宪法之上的关键环节、是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保障、更是法治和宪政的必由之路。     

宪政转型与中国司法审查制度

<正>导论当宪政作为"世界图像"呈现的时刻,中国是一位缺席者。在通往彼岸的路途中,我们沦落为迟到的异乡人。对于宪政的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大进程——亦即宪法成为真正的法律和司法审查成为宪法的看护者——的相互辉映,照亮了后来者初看起来近乎迷茫的宪政转型之     

协商与代表：政协的宪法角色及其变迁

政协制度是中国现代立宪史的重要创造，是政治宪法的制度性表现，具有深厚的宪制功能、价值意蕴与演化潜力。在辛亥革命缔造中华民国的过程中，立宪派即开始以协商建国的政治自觉和担当介入制宪过程，形成了政协的早期传统与渊源。两党并立时代的民主政团仍然构成推动训政向宪政转变的重要动力。1945年的旧政协具有制宪预备会议的宪法功能，促成了中华民国宪法的颁布，但未能运用宪法化解主要政党之间的政治冲突。1949年的新政协直接作为制宪会议制定颁布了《共同纲领》，开启了大陆版的共和立宪序幕。伴随着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新政协逐步转型为非国家的政党协商制度和统一战线组织，但其制度角色并未定型，其在八二宪法体系内作为代表制要素的理论与制度空间依然巨大，从而成为未来宪政转型与成熟的重要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