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职宣誓制度的程序性价值

现代国家普遍实行国家公职人员,尤其是国家领导人的就职宣誓制度。就职宣誓仪式本质上是宪法规定的权力转移程序,其作为一项宪法实施程序规定在宪法中,具有程序性的价值。庄重和公开的就职宣誓仪式的主要目的在于强化仪式参与者和公众对权力转移的认同感,强调国家权力行使者角色的成功转换。就职宣誓制度赋予权力转移的合法性,对国家权力转移具有规制性价值,承担稳定社会政治秩序的功能。     

从限权到控权──宪法功能发展研究

近代宪法的主要功能是严格限制政府权力,限权政府理论推动了古代法律向近代法律制度的转变,从而推动了近代法律秩序的形成。现代宪法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对政府权力以及其它可能破坏宪法秩序的社会团体权力进行控制,控制包括限制在内,只不过限制是控制的一种手段与方式之一,而不是现代宪法的主要功能。     

生命科技风险的宪法回应

生命科技风险导致人的主体性受到威胁、法律归责实效性弱化和公共安全不确定性增强，对价值秩序、规范秩序和社会秩序产生影响。然而，由于抽象的宪法价值缺乏限定，传统的文义解释方法难以推动部门法适用，国家权力对社会秩序的干预缺乏必要限度，既有回应方案明显无法有效规制生命科技风险。部门宪法的方法和视角有助于克服既有局限，其在科技领域内的功能指向能够厘定宪法价值，实践面向的解释方法能够强化法律实效性，调整对象的公共性限定有利于矫正社会秩序。据此，需要依托作为部门宪法的科技宪法，通过以实存秩序为根据的制度性保障、以动态性发展为视角的风险管理、以基本权利为取向的法律解释回应生命科技风险。     

宪法演进模式之比较

本文对宪法演进模式进行了评析 ,认为在一般意义上说 ,大陆法系的宪法演进采取的是立宪式的路径 ,英美法系宪法演进所采取的则是释宪与惯例式的路径 ,在此基础上对两种模式之优劣进行了比较分析 ,提出中国宪法演进发展的模式应当尽可能采取释宪演进方式 ,以此提高宪法的权威性、稳定性和连续性 ,从而在全体社会成员之中培养起尊重宪法、信任宪法乃至信仰宪法的传统。     

宪法体制下的行政保留

我国的宪法体制是人民代表大会为主体的权力分工制,宪法已明确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因此除了宪法保留、法律保留之外似乎无行政保留之空间.然而在国家权力的具体实践中,基于行政事务的复杂性以及国家权力分工的需要,使得行政保留成为现实存在的一种状态.并且业已成为行政法治的一种形式表现,如何以完政的视角来分析这种实际状态,需要对行政保留所存在方式进行法理性分析,把握行政法治的实质,通过宪法和法律来确分行政保留的范围,对行政保留权予以规制.     

美国宪法诉讼制度的权力制衡功能

宪法诉讼作为违宪审查的一种主要形式,以权力分立制衡原则为政治理论基础,其直接功能就是实现政府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美国的宪法诉讼制度实现了权力制衡的宪政理念,并通过法院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在宪法诉讼过程中采取司法能动主义或司法节制的立场实现了权力的动态制衡,使宪法诉讼成为权力制衡的一种有效和有力的手段.     

社会运动与宪法变迁：以美国为样本的考察

当代美国宪法变迁理论面临社会运动的重大挑战,其核心关切在于:通过解释宪法,平衡并维护宪法的法律权威和政治权威。在实然层面,自由派宪法学家批判原旨主义等思潮,从个案出发,恢复社会运动作用于司法释宪的本来面目,进而总结这种作用的发生规律,提出了作用机制的宪法文化理论和作用周期上的三阶段论。在应然层面,社会运动背负派系政治的"原罪",与制宪时代的共和主义原则相抵牾。冷战时期,多元主义理论将社会运动与民主价值挂钩,开始接纳其宪法地位。为了调和宪法政治权威与法律权威的冲突,社会运动对司法释宪的影响必须受到限制,多元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则提出了不同的限制方案。     

论行政法制度在经济领域的拓展——以腐败治理为视角

腐败案例简单统计表明,官员腐败案件大都集中于经济建设的相关领域,或者说腐败大多发生在政府享有的经济权力的运行过程,包括项目分配、资源配置、官商关系等,多因对政府经济权力规制不力。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法注重政府与个人关系的构建,侧重于对政府传统秩序权力(如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等)的规范,强调对个人权利的救济,忽略对政府经济权力的规制,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没有被整体纳入行政法的制度框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创新决定了政府具有重要的经济职能和经济权力,为了有效规范此类职能与权力,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创新行政法制度,实现其在经济领域的拓展。     

中国宪法的宪政取向与缺失--基于中国现行宪法的文本分析

在人类政治智慧的发明中,宪政是最有可能实现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公正,最有利于保证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的制度设计和价值理念,现代宪政蕴含的逻辑至少包括人民主权、宪法法律至上、尊重和保障人权、权力机关优位、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监督和制约公权力等方面.我国现行宪法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现代宪政文明的价值取向,但仍存在着宪法价值取向上国家主义至上和过于理想化倾向、宪法基本原则表述不明确、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保障乏力、国家权力分配体制不明确、秩序缺位和面临宪法实施困境等宪政缺失.对此在宪政建设过程中必须予以正视,以弥合宪法与宪政的差距.     

北洋政府时期预算权的宪法配置

北洋政府时期中央政府与议会在预算权方面的博弈,为探讨宪法如何恰当配置预算权提供极佳切入点.预算权的宪法配置及其实践折射出当时立法与行政机构的相互关系和地位,也揭示出宪政发展状况与阻力之所在.整体而言,当时预算权的宪法配置处于失范状况,原因在于宪法秩序不能有效建立,宪法对预算权配置不合理,国会立法迟延以及当时政治斗争极端化,缺乏将妥协作为政治的必然组成部分.这些经验教训给当代中国带来的启示是：实现有效预算的前提在于“民主”和“权力制衡”,建立独立于政府的审计机构,立法机关向独立化、专职化和民选化转变以及培育宪政社会的基础.     

“人性恶”与法治——一个形而上学的视角

本文以形而上学的视角 ,探讨了对人性的不同判断可能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人性恶”的理论前置与近代西方法治文明之间的关系 ,并且指出 ,我国的法治前景能否可瞻可欲 ,关键在于能否以历史为鉴 ,以先进为师 ,充分认识人性之恶 ,在制度安排 ,首先是政治架构的安排上以防恶为首要。     

论无船承运业务下的海上货物留置权

本文通过对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占有第三人货物的主观心理状态的考察以及对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占有货物的特殊状态的分析 ,分别就他们是否享有海上货物留置权进行了论述。     

把握检察业务的第四次辉煌——论实现反渎职侵权工作的跨越式发展

我国检察机关的渎职侵权检察部门已经更名为反渎职侵权局,最高人民检察院最近又公布渎职侵权犯罪的立案标准等,这一系列的举措使过去长期低迷的渎职侵权检察业务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辟案源",解决"无米之炊"这个"瓶颈";还要抓紧办案,严格执法,文明办案,努力把每一宗案件办成铁案;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者的姿态,认真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论非法典化

“非法典化”是指法典化所追求的确定、完整、和谐一致等目标的不能实现,法典总会被突破的一种趋势。在对“非法典化”的历史思潮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评述了“非法典化”的特别立法、司法解释、法官造法等五个方面的现实状态。“非法典化”的根源包括法哲学根源、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法典的固有弱点以及公权利介入的增强等。     

略论司法鉴定人思维

从司法鉴定活动中,鉴定人的思维规律探讨鉴定人思维特征、原则,并认为鉴定人思维活动中,科学方法和科学理性是鉴定人类型化思维中的重要构成要素。     

论罪行

本文阐述了罪行的概念、基本特征和研究意义,考察了罪行与罪名、罪状、犯罪构成及法定刑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犯罪构成是罪行的法律表达方式,任何罪行都具有与众不同的犯罪构成;根据构成要件的数量不同、名称不同,内容或者形式不同,能够将罪行彼此区别开来;罪行轻重决定法定刑的配置,法定刑是衡量和区分罪行轻重的唯一标准。在此基础上,作者对现行刑法中的罪名、犯罪构成及其所表达的罪行进行了较为精确的统计,揭示出我国刑法中的"罪行阶梯",从而为完善我国刑法中的各种罪刑关系进行理论准备。     

On Gratitude

In this review, I use Emmons and McCullough's excellent volume on gratitude as a platform for discussing several issues in emotion, cultural, and moral psychology. First I summarize this exceptionally rich edited book, which provides accessible reviews of the philosophy, theology, anthropology, sociology, evolutionary biology, and psychology of gratitude. I next take up four questions inspired by the book. First, I consider whether gratitude is an emotion, and how to operationally define emotions. Second, I discuss the cognitive components of gratitude, including the appraisal structure of gratitude and whether gratitude can occur without an attribution. Third, I take up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gratitude is indeed a positive emotion, and propose some complications in the nature of positive emotions. Last, I consider potential sources of individual, cultural, and religious differences in gratitude, such as whether gratitude is mostly about internal feelings or the fulfillment of social obligations.

略论重新鉴定

司法鉴定中的重新鉴定,近年来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对于重新鉴定虽有褒者,但贬者声音更为强烈。重新鉴定是一把双刃剑,有其积极意义,也有其消极方面。正确地认识重新鉴定,充分利用其积极性,防止消极作用的出现,成为完善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重要课题。     

也论减价制度

减价是当事人一项选择性的救济权利，并且减价同时应该被理解为包括涨价在内。减价制度的意义在于维持合同的风险均衡，持续当事人的风险分配格局，激励或促进效率的履行和资源的效率配置。为此减价计算中的比例关系应是：履行时履行地不符合约定的履行与符合约定的履行的市场价格之比。减价的构成条件就是履行不符合约定且买方接受，实质就是买方接受了不符合约定的履行，所以此制度一般性地适用于各种违约救济，不限于特定类型的合同。由于存在减价与终止合同或主张赔偿的选择，减价出现的几率并不高。另外，减价不以修理、更换或重做等救济用尽为原则。